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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可以带动其他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进而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以实现党提出的建立全国行业工会的目标。因而，中共中央对召开京汉铁路全路工会代表大会非常重视，决定派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身份领导会议，同时派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前往郑州进行指导。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铁路运营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吴佩孚既想表示开明，利用工人为其卖力，又不愿工人运动越出自己允许的范围。当吴佩孚得知京汉铁路将在郑州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后，于1月28日即下令驻军司令靳云鹏予以禁止。工会方面得到消息后，派出五名代表前往洛阳面见吴佩孚。经过商谈，吴佩孚表示，总工会可以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当时，京汉铁路和其他铁路代表，武汉和各地工会代表，以及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300余人已经陆续到郑州赴会。筹备委员们决定，会议仍按计划进行。
张国焘是在1月底到达郑州的。了解到吴佩孚的态度和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后，他决定顺应工人们的要求。此后，他以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身份，在领导整个运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冒着生命危险主持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军警重重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登上讲台，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的身份主持会议，宣告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正式成立。
在张国焘主持下，会议按照预定的议程逐一进行。杨德甫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的经过及同吴佩孚谈话的情形，并致谢词；律师公会代表兼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施洋报告召开全路工会代表大会和成立总工会的法律依据；李汉俊、包惠僧、赵子健、张国焘以及各工团代表、各界来宾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各路分会代表也讲了话。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点，最后由张国焘致谢词，宣告散会。
二是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罢工领导机构，举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向各路工会代表发出援助京汉铁路工人的号召。
2月1日晚，张国焘、罗章龙、包惠僧、陈潭秋、林育南，以及劳动组合书记武汉分部的成员施洋、许白吴，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总干事项英和副总干事吴汝明等，举行秘密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决定，为了反抗军阀吴佩孚的武力压迫，争取工人集会结社的政治自由，捍卫工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政治权利，提出五项要求同当局交涉，3天内如不答应，即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工人同盟大罢工。并且确定了援助罢工工人的议案，要求与会各路工会代表返回后即宣传发动群众，做好罢工援助工作。
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即赶赴郑州火车站，在各地代表和来宾离开郑州之前，在车站的一辆客车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将秘密会议的精神作了传达，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和拥护。
依照郑州会议决定，2月2日，张国焘、陈潭秋、包惠僧、罗章龙、林育南与京汉铁路工会罢工委员会负责人等返回江岸。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在江岸办公，统一指挥全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之后，张国焘等人召开会议，决定按原定计划实施罢工。参加罢工领导工作的主要有：张国焘、罗章龙、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等，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明、高彬等人也参与了领导工作。
2月4日上午9时，江岸机车厂的工人们高喊“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作战”等口号，首先举行罢工。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张国焘在罢工遭到残酷镇压后作出复工决策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的当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各工会，要求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紧急动员，参加斗争。2月6日，正太、道清、津浦南段等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各地的声援活动，引起美英等国驻北京使团的不安，要求北京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决心对罢工工人采取血腥镇压措施。
《复工令》迅速得到贯彻。第二天，当上班的时间到时，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工厂，遵令复工。此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准备捉拿工人。当他们得知工人已领命复工后，才罢了手。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在幼年时期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罢工斗争。由于年轻的党缺乏经验，特别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不懂得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使罢工最终失败。通过这次大罢工，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二七惨案的沉痛教训，使党认识到，在中国单靠工人阶级的奋斗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必须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党在1924年同国民党实现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