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待疫情的拐点
　　庚子年的春节，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袭击，国人的心情骤然间进入到至暗时刻，由于此病毒最早发现于武汉的患者，故也有外人称其武汉肺炎。短短三个多月时间，武汉两次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一次是世界军人运动会，再一次就是这一次的疫情。前者荣耀，后者惊悚。这一次的鼠年之疫，武汉人处在灾难的中心，居住和工作或就学在这座城市的居民大约有一千三百多万人，疫情暴发之后，特别是元月23日封城之后，留在武汉的人，几乎全民隔离，生者忧忧，患者戚戚，更有一些被感染的普通市民，因为住不进医院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在封城之前离开武汉的人，后来扩展到所有的湖北人，在异地他乡，几乎都变成众矢之的，好像所有的武汉人，所有的湖北人，都是病原体。在骤然而降的灾难面前，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换句话说，灾难也可以检验一个民族的心智是否成熟，一个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是否完备。
　　今天是2月2号，庚子年的正月初八，疫情还在发展，按专家的判断，疫情的拐点应该在元宵节前后，离现在还有一个星期。但我觉得这个估计过于乐观。武汉每天新增的新冠病人还数以千计，不要说拐点，连何时到顶都难以预计。眼下令我担忧的是，在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出现之前，另一个拐点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舆情的拐点。

疫情的防治与舆情的掌控

　　中国的网络化时代肇始于商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网络企业巨头对商贸与金融的改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网络之于媒体，因为意识形态等多种缘故，管理上一直在摸索前进。在这次疫情中，初始阶段人们对疫情“是否人传人”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主流媒体即电视与报纸的报导。但是，当这些媒体的报导与疫情的实际情况不符时，人们便开始质疑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特别是八名医护人员通过微信通告亲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而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后，更加引发了较大范围的批评。他们是真的不知道疫情的危险还是要刻意隐瞒？二者相比，我宁可相信前者，因为刻意隐瞒疫情，最终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他们也是人，他们并没有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病毒见着他不会绕道走。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政府对外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内部却是分成若干个掌控不同领域的权力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有自己独立运作的方式及惯性，他们之间既有关联性更有独立性，每一个部门在管理事务中都会强调自己的存在，凸现本部门的作用，最终既可能因某一个关联事务交叉重叠而形成过度管理现象，也可能因衔接不畅而出现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依照历史的经验，武汉在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某些权力单元的力量是否过度膨胀，或者某些权力运行所依赖的专业机构未能提供客观准确依据，从而导致整体公信力与执行力的削弱。于是，大量的自媒体就应运而生。客观地说，有人会利用自媒体来发泄对政权的不满或传播不实的消息，也不排除国外敌对势力借机把水搅浑，给党和政府抹黑。但我认为更多的人是通过微信、QQ等信息平台来表达对疫情的关心，发布各自掌握的防疫知识，沟通亲友间的问候与掌握最新的动态等等，这是老百姓获得知情权的最为直接的方式。当然，在一种集体恐慌甚至无助的氛围中，要想每一个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有节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自武汉封城以来，置身其中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神定气闲。于是每一个人都通过互联网对时局发表意见、判别是非、救死扶伤、沟通有无……一时间，自媒体的风暴同甚嚣尘上的疫情一样汹涌泛滥。舆情疫情交织上升，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对这两样，肯定都会头痛。我相信，疫情会葬送一些无辜者的生命，而舆情又会产生一批大咖、大V。如何控舆防疫，这需要管理者的智慧与担当。

疫情的应对暴露了国家治理的缺陷

　　从疫情产生到暴发，奋战在疫区医务人员及志愿者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赞扬和爱戴。相比于他们，那些同样在一线工作指挥抗疫的各级官员可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表态都受到了严厉的监督。如果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指责甚至咒骂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特殊的时刻，官员们成了人们发泄愤怒的對象。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人们对权力执行者总是有着较为严苛的期待和监督，中外概莫能外;二是此次疫情中一些官员应对突发事件手足无措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当下，所有情绪化的议论及表态都无助于理解发生这种局面的背后原因。冷静地分析，这乃是时代发展在倒逼我们不断提高对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条件要求。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分皇权与相权两部分。皇权的代表是皇帝，相权的代表是宰相，两者的关系就是享国与治国的关系。享国者秉承仁与德，深谙垂裳而治的用人之道;治国者则必须深谙行政之道。相权是文官系统的总称。宰相是天下文官之首。古人有言，能当好宰相，须得掌握十三门学问，从天文地理、人文学术乃至水利交通、科举外交，几乎无所不备。自宰相以下，从三省六部到郡县主官，都须得有学问的根基，世事的历练。选好每一个主官，既是一个地方的福气，也是朝廷的福气。一个官员的学问与历练是否达标，放在日常事务与太平岁月中，很难见出高低，但是如果骤遇危机，则高下立见。
　　进入现代社会后，对官员的知识储备应该要求更严。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主官都成为专家，但至少人要学会聚思广益，转识成智的本领。古代有一个词叫官僚。官与僚是两部分人，官是替皇帝管事的，僚是为主官服务的。在官场中，僚既是大政的推行者，又是参与政策制订的智库。僚与今天政府各执能部门，庶几近之。诚然，今日社会之复杂，远非古代所能比。一些国家便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其作用也不可低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执政党提出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次疫情等于是建立中国之治的一次大考，在其应对与处理过程中，我们的体制与机制都暴露出程度不同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或许能为中国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次契机。

疫情为什么发生在鼠年

　　中国的夏历，是以天干地支纪年。一日之始、一年之始都是从地支的子开始，地支共有十二个字，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夏历的一天为十二时辰，第一个时辰即是子时，对应现在的时间是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属两天交汇之时，后面的时间依次类推。咱们祖先发明了时间计算顺序后，又将每一个时辰对应一种动物，我们称为十二生肖，依次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中国人生下来，对应哪一年便是哪一个属相。如果是鼠年生的就是属鼠。夏历的十二个属相重复五次，成为六十年，这就是一个甲子。天干地支五次相配成六十个年份是不会重复的，过了六十年又会从头开始。周而复始，古人称为轮回。在无数次的轮回中，人们总结每一年的特点，结合天灾人祸，风调雨顺诸种体现，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其中关于庚子年的评价，负面为多，认为庚子年灾难多、坎坷多，不太好过。按夏历计年的方法，每一年是从子月开始，即夏历的十一月，这一个月老鼠当令，亦称鼠月，也就是2019年的12月，实际上就已经是庚子年的开始了。子月阴阳未判，子月中有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即冬至。冬至为极阴返阳之日。所谓猫冬，就是冬月腊月。今年是子年子月，加上庚金添煞，自然阴气厚重。新冠肺炎的第一例患者的确诊，即是大雪节的第二天12月8日，肺属金，庚金行令，肺必受克。新冠肺炎的发生与爆发，用传统节令与五行的学问解释，似乎也说得通。照这个理论推断，立春之后阳气回升，病毒的肆虐必会逐渐减弱。从节令及五行生克之理来讲，鼠月之疫，应除于辰月，绝于巳月。有人问我，武汉市政府迅速兴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名为火神山、雷神山，是真有其地名还是受了高人指点特意取的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不是装马虎，而是真的不知晓。从五行讲，火的确克金。
　　鼠年伊始，先来一场瘟疫，搅得世界不安。国人被祸，我们不能怪年份不好，而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今日之果，必有昨日之因。这瘟疫的形成，我们可以责怪果子狸，责怪中华菊头蝠，但伤害我们的，难道仅仅只是这些可怜的微末之蠢吗？
　　文章写到这里，我看了看今天的疫情报告，确诊与疑似患者的人数还在大幅增加，抗击疫情已到了白热化阶段。现在重中之重，不是对这一突发灾难的反思，而是如何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救死扶伤，扼制瘟神。

庚子春节杂咏（八首）

　　俗言庚子是灾年，一片哀歌说肺炎。
　　天欲福人翻赐祸，龙思抬头先闭关。
　　庶民忽变惊弓鸟，城廓争为断雁山。
　　忍看故乡多鹤唳，重重风雪阻投鞭。
　　一勅封城破晓空，平民惊恐各西东。
　　楚人骤变过街鼠，异域争围鄂地龙。
　　戾气疫情潮接浪，谣言秽语雨兼风。
　　灾民渴望华佗至，一扫瘟神见碧空。
　　避疫东南住小城，隔离斗室倍伤神。
　　出门口罩严遮掩，入室伸头测体温。
　　微信能知天下事，酒杯独酌世间情。
　　仍怜黄鹤楼头月，照我亲朋白发生。
　　荆楚从来龙虎地，一时封禁若空城。
　　英雄岂可遭天谴，悲歌且作战歌听。
　　练气成虹迎晓日，挟雷带电送瘟神。
　　春分武汉东湖畔，依旧樱花入眼明。
　　忆昔欧洲黑死病，万邦十邑九成空。
　　远来商旅传瘟疫，未及封城悔大公。
　　昨日英雄今日死，明年花草去年红。
　　萧条三百春秋后，犹恐当时报丧钟。
　　神州一十七年间，新冠沙斯两獗然。
　　禽兽煮烹遭孽报，患民惧死祈仙丹。
　　前因后果书红叶，寒雨罡风扫碧潭。
　　天佑中华非妄语，沾巾野老拜轩辕。
　　世事违和入鼠年，鼠年未必是灾年。
　　分清混沌移山后，研判阴阳得势先。
　　我有谷神原不死，世无神阙孰登仙？
　　春风哪管人间恼，一样花开二月天。
　　每从碧海迎青帝，还看黄河起白云。
　　文脉应封陶寺土，世缘还借汉宫春。
　　片云来共秦娥月，旧雨仍浇楚塞尘。
　　大运千年今日始，儒家社稷又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