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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夫人罗佩兰
杨虎城的原配夫人叫罗佩兰，是四川广汉人，幼年家贫，姊妹又多，她是老大。罗佩兰的母亲常常帮助在四川做生意的一个陕西商人张西铭洗洗缝缝，挣点工钱补贴家用，张西铭也就认识了，经常给她母亲打下手的罗佩兰。他见罗佩兰聪明伶俐，惹人喜爱，故而认作义女。当张西铭返回陕西时，就把罗佩兰也带回了陕西大荔县自己家里。
当时杨虎城是国民革命军独立营长，驻防大荔县，与张西铭相识，有缘认识了罗佩兰，两人互相倾慕，杨虎城就托请媒人到张家提亲，征得张西铭的同意后，两人于1916年结为夫妻，时年杨虎城23岁，罗佩兰15岁。
婚后夫妻感情甚笃。罗佩兰一直跟随丈夫，从事奔波劳顿的军旅生涯。她慧敏机智又粗通文字，婚后还延师就学。小小年纪离别亲人，从四川翻越秦岭、巴山，跋山涉水来到陕西，在当时妇女中算是见多识广的了。她认为，给军人作妻，就应该精于骑射，于是抽空学会了骑马打枪。她很善于联系团结杨虎城的部属幕僚。武功战役时，为安定军心、鼓舞士气，罗佩兰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劳军，慰问伤员。1922年，靖国军败北，杨虎城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暂时栖身时，一时军心涣散，罗佩兰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关键时刻，她总能给丈夫以支持帮助，为他排忧解难。为此，杨虎城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杨虎城的部属朋友中却声望颇高，受到许多人钦佩和尊重。
1922年冬，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他忽然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致卧床不起，多方吃药治疗却不见起色。他的部属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因分娩留在关中高陵县的罗佩兰，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牵挂，坐卧不宁。她决定带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拯民奔赴榆林，去探视照顾丈夫。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终于见到了病中的杨虎城，夫妻二人喜泪交流。
杨虎城的病原来是由主政榆林的好友井岳秀介绍的一位中医大夫在诊治，可长时间以来病情不见好转。观此情形。罗佩兰决定换一位大夫，另行治疗。为了避免井岳秀的多心或不悦，她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白天仍由原先的大夫照常医治，所开药方亦照抓、照煎，只是不再服用，暗中偷偷倒掉。另外托父亲张西铭的好友觅得一位山西籍的大夫，请其晚上悄悄来家诊治。经过中医的“望闻问切”，认为杨虎城患了伤寒症。对症下药后，杨虎城终于一天天好起来了。由于罗佩兰的机智果断，杨虎城的病总算没有被庸医所误。多年后，杨虎城常对子女们提起此事，深情地称赞妻子那时虽只有22岁，竟具有如此魄力和心计。
杨虎城鏖兵长安时，罗佩兰患的是肺结核，她想留在三原县的东里堡，她对那里的环境、民居留有美好的印象。因此，便于1925年在东里堡养病。罗佩兰的肺结核已进入晚期。这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尽管如此，她还让人在外县农村买粮食接济被围困的长安城，后来因她身体、精神渐渐不济而作罢。
8个月后，长安解围，罗佩兰一时大喜过望，急切地盼望丈夫早日回家，可出乎意料的是，杨虎城却失踪了，生死不明，朋友们又连连到家探询，罗佩兰由此心生疑窦：是战死了?还是有什么意外麻烦?病笃之人，这种疑惑对她竟是致命一击，加速了她生命的结束。
在弥留之际，24岁的罗佩兰让人把4岁的拯民和2岁的拯坤带到她的床前，最后看了小兄妹一眼。
罗佩兰的葬礼从旧习，因丈夫尚未回家，一切均由朋友、部属操办。人们出于对她的敬重，葬仪办得相当隆重。停灵之际，还是一直没有杨虎城的消息，家里派人四处找寻。三天过了仍无音信，人们只好将罗佩兰先行入殓(按旧习：人死三天，必须装棺)。为等待杨虎城回来，入殓后未钉棺盖。又过了一天，只见一个穿黑色长袍的人闪电一样直向棺材扑去，来人扑在棺上大喊一声“佩兰啊”就昏厥过去。灵堂上顿时乱作一团，人们终于看清楚是杨虎城回来了!
坟地距东里堡约3华里，棺材放在绿色的轿子里，轿前系一条白布带子，按习俗应由死者的儿子(孝子)牵着带子走在轿子前面引路，叫“扯纤”。由于儿子拯民年岁太小，杨虎城就承扮了孝子的角色。他披麻戴孝，拄着丧把(用柳木做的棍子)，打着引幡，扯纤引路。杨虎城由副官张国光、白志钧两边搀扶着，在泥泞中一步步跋涉，浑身衣服全淋湿了，半截子裤腿浸透了泥水。
丈夫为妻子披麻戴孝，打幡引路，如此执孝子之礼，在陕西关中一带实属罕见。
于右任是杨虎城的老乡加老战友，他为罗佩兰送去挽词。
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等书法家，他还为罗佩兰撰写了墓志铭、墓碑，其书法与文字流传当世，广为赞誉。
第二个夫人张惠兰
张蕙兰是杨虎城的第二位夫人。
1916年，杨虎城在大荔县和罗佩兰结婚后，回蒲城老家探亲访友，遇到老朋友张养卿，张养卿一直在蒲城孙镇开一间中药铺，本人也懂点医道。杨虎城曾在张处养过伤，可以说张养卿有恩于杨虎城，两人又谈得来，遂成莫逆。
张养卿对杨虎城一向很敬佩，认为他是个有胆、有识、有作为的青年，这次相逢，张养卿明知杨虎城已经结婚，有了妻室，可他还是硬要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张蕙兰，许给杨虎城，杨虎城一再推托，婉言辞谢，并晓以利害，但张养卿仍不以为然。竟以“宁为君子做小，不为小人做大”为理由，连他妻子的反对意见也听不进去，坚执己见。在杨虎城离开蒲城后，他又向杨虎城的母亲游说，一来二去，还硬是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成了一桩名副其实的包办婚姻。
1919年，14岁的张蕙兰来到杨家，她还是个孩子，懵懵懂懂，根本不懂婚姻是怎么回事，一切听从家人安排。待到年岁稍长，遭遇到了具体问题的时候，才有所悟。因而对她的父亲张养卿产生了不满情绪，断绝了与父亲的来往。她不回娘家，也不许她父亲进杨家的门，想母亲时就接来杨家相聚。直到她父亲去世下葬时，才在杨虎城母亲的再三劝说下，回蒲城参加了葬礼。
尽管她把一切怨气都撒在了自己父亲身上，可对丈夫杨虎城却是由衷敬爱。对拯民和拯坤两个孩子也很关心，孩子们亲切地叫她“蕙兰娘”。张蕙兰自从到了杨家，与罗佩兰相处融洽，两人亲如姊妹。杨虎城的母亲对张蕙兰，也视作亲生女儿一般，一家人和睦而处，相安无事。
杨虎城和张蕙兰总是聚少离多。罗佩兰谢世后，杨虎城将张蕙兰以妻子身份相待，在亲戚朋友面前以妻子的名分相介绍，只是在重大的政治场合，不带她出场。每当杨虎城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家，总是主动先和张蕙兰打招呼，辞行时，只要老母亲不在当面，有时还向张蕙兰鞠躬告退。他们之间相敬如宾，可以说是敬重多于爱情。
杨虎城的母亲谢世后，张蕙兰独自一人由三原东里堡迁往西安红阜街64号居住。她敬重杨虎城，总是把丈夫的信念作为自己的意愿，按此处世待人。当中共党员杨明轩向她提出需要一个与地下党接头的地方(即联络点)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把红阜街的房子提 供给他们使用。
当杨虎城与第三个妻子谢葆真东渡日本时，还把谢葆真生的第一个男孩拯亚留在南京让张蕙兰照应，张蕙兰当时很为难，她带着的拯民、拯坤两兄妹身体也都很弱，需要她的照顾，而拯亚又患病住院，急需护理，她只好丢下拯民、拯坤去了医院。拯亚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渐加重，最终因白喉症未能治愈而夭亡了。孩子殁了，张蕙兰的心里本来就不好受，后来却听到有人说是她“照顾不力，有意伤害”，她实在承受不了这个罪名，觉得又难过又委屈。所幸的是杨虎城深知张蕙兰的为人，认为她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不许别人胡乱猜疑，“有意伤害”一说，此后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时，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难以理解，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家里由张蕙兰照顾，杨虎城5岁的儿子杨拯仁(张蕙兰所生)，这时也病了，由于疏忽大意，未能及时送医院治疗，不幸夭折了。拯仁是“西安事变”后杨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张蕙兰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对她是莫大的打击，伤心之极，致使她神经一度失常，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中时还目光发直，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嚎啕大哭不止。当时家里的情景，真是被凄惨悲凉之雾笼罩着……’
南京当局一再催促杨虎城赴沪出国，家里又子丧、妻病，对杨虎城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在蒋：介石的催逼之下，杨虎城无法照顾安慰妻子，相当苦闷。他让人把张蕙兰送到北平，移地休养，以免睹物伤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949年秋，当杨虎城和谢葆真及拯中在重庆遇害的噩耗传来后，张蕙兰当即昏晕过去。醒来后，她按照旧仪式为亲人举办了隆重的丧礼。亲人们的遗骨从重庆移回西安后，安葬在由张蕙兰选定的茔地，同时，张蕙兰也在这里给自己预留了一块墓地，比谢葆真的坟墓与杨虎城的坟墓间的距离稍远了一些。
1993年，张蕙兰在患病卧床十余年后去世了。
在杨虎城征战沙场的岁月里，张蕙兰挑起了繁重的家庭负担，消除了丈夫的后顾之忧。“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和谢葆真被蒋介石囚禁，张蕙兰将几个子女视为己出，精心照料，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杨家亲属及知道内情的人皆认为，张蕙兰是杨家的无名英雄，是杨虎城一番轰轰烈烈革命事业的坚强后盾。
三夫人谢葆真
杨将军的第三位夫人叫谢葆真。
谢葆真生于1913年，是陕西西安人。她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担任“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委员会”的会长。北伐中，杨虎城是第十军军长，部队到了安徽，在军旅中认识了谢女士，谢葆真那时在十军做宣传工作。她青春活泼，聪明能干，甚得杨虎城喜欢，两人思想相投，都追求进步，后彼此产生恋情，于1927年在安徽太和结为夫妻。他们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孩子们因为已经有了一位蕙兰娘，就称呼谢葆真为“新娘”。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命杨虎城离开十七路军，去欧美参观考察一个时期。谢葆真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后，不顾家人劝阻，急切地由西安去上海与丈夫会合。到沪三天后，谢葆真获悉杨虎城卧病在床，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上海，她心中无底，情绪不安，想先回西安探视丈夫，谁料却被蒋介石的手下扣住，当作牵制杨虎城行动的一颗砝码。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出于无奈，偕妻子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及一名随员和一名翻译，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前往美国。
1937年杨虎城夫妇在欧美考察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夫妻俩兴奋异常——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杨虎城先后三次正式要求回国参战，终于在9月28日，收到宋子文让他“自动回国”的电报，这显然是获得蒋介石默许的。于是，杨虎城中止了“出国考察”，他让谢葆真带着儿子拯中先回西安，自己去南昌见蒋介石。谁知一到那里，就被扣留了。听到这个消息，谢葆真万分焦急，毅然决定前去陪伴丈夫，她带着虎城最钟爱的儿子拯中和副官阎继民、张醒民一同前往。戴笠和特务们得到谢葆真要来的消息，喜出望外。因为在西安早有传闻，说谢葆真是共产党，没想到她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戴笠连夜给蒋介石打电话，蒋介石在电话里说了八个字：“自投罗网，严加管制。”
经过一番磨难周折，直到半年后，谢葆真一行才在四川益阳见到了被囚禁的杨虎城，从此就一同被关押了。1938年秋，特务们将杨将军一家转囚到贵州省息烽县，关押在大山深处的玄天洞里。
负责看管他们的特务李家杰得到过戴笠的暗示，对谢葆真的言行举动格外留神，李便不放过任何细小机会，故意地刺激和折磨谢葆真，随后说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将她转到玄天洞左侧的地母洞，从此以后，夫妻两人就很难见面了。
1947年春，蒋介石又指示军统特务把杨虎城一家转移到重庆，秘密囚禁在杨家山。这年冬天，谢葆真被特务残忍地杀害了，年仅34岁。谢葆真被害后，杨虎城一直把她的骨灰盒放在枕边，直到两年后(1949年)被害前，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
谢葆真1927年与杨虎城结婚，1937年被囚禁，1947年被杀害。夫妻生活20个春秋，前10年中，她是他同舟共济的战友，后10年中，她又是他生死相依的难友。谢葆真是杨虎城生命的一部分，直至焚骨成灰，杨虎城也始终没有让她滞留于异乡的陌生泥土，他们的英灵终于一起返回了关中故乡，被安葬在陕西长安县韦曲乡杜公祠西侧的陵园里。
杨虎城的原配夫人叫罗佩兰，是四川广汉人，幼年家贫，姊妹又多，她是老大。罗佩兰的母亲常常帮助在四川做生意的一个陕西商人张西铭洗洗缝缝，挣点工钱补贴家用，张西铭也就认识了，经常给她母亲打下手的罗佩兰。他见罗佩兰聪明伶俐，惹人喜爱，故而认作义女。当张西铭返回陕西时，就把罗佩兰也带回了陕西大荔县自己家里。
当时杨虎城是国民革命军独立营长，驻防大荔县，与张西铭相识，有缘认识了罗佩兰，两人互相倾慕，杨虎城就托请媒人到张家提亲，征得张西铭的同意后，两人于1916年结为夫妻，时年杨虎城23岁，罗佩兰15岁。
婚后夫妻感情甚笃。罗佩兰一直跟随丈夫，从事奔波劳顿的军旅生涯。她慧敏机智又粗通文字，婚后还延师就学。小小年纪离别亲人，从四川翻越秦岭、巴山，跋山涉水来到陕西，在当时妇女中算是见多识广的了。她认为，给军人作妻，就应该精于骑射，于是抽空学会了骑马打枪。她很善于联系团结杨虎城的部属幕僚。武功战役时，为安定军心、鼓舞士气，罗佩兰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劳军，慰问伤员。1922年，靖国军败北，杨虎城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暂时栖身时，一时军心涣散，罗佩兰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关键时刻，她总能给丈夫以支持帮助，为他排忧解难。为此，杨虎城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杨虎城的部属朋友中却声望颇高，受到许多人钦佩和尊重。
1922年冬，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他忽然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致卧床不起，多方吃药治疗却不见起色。他的部属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因分娩留在关中高陵县的罗佩兰，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牵挂，坐卧不宁。她决定带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拯民奔赴榆林，去探视照顾丈夫。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终于见到了病中的杨虎城，夫妻二人喜泪交流。
杨虎城的病原来是由主政榆林的好友井岳秀介绍的一位中医大夫在诊治，可长时间以来病情不见好转。观此情形。罗佩兰决定换一位大夫，另行治疗。为了避免井岳秀的多心或不悦，她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白天仍由原先的大夫照常医治，所开药方亦照抓、照煎，只是不再服用，暗中偷偷倒掉。另外托父亲张西铭的好友觅得一位山西籍的大夫，请其晚上悄悄来家诊治。经过中医的“望闻问切”，认为杨虎城患了伤寒症。对症下药后，杨虎城终于一天天好起来了。由于罗佩兰的机智果断，杨虎城的病总算没有被庸医所误。多年后，杨虎城常对子女们提起此事，深情地称赞妻子那时虽只有22岁，竟具有如此魄力和心计。
杨虎城鏖兵长安时，罗佩兰患的是肺结核，她想留在三原县的东里堡，她对那里的环境、民居留有美好的印象。因此，便于1925年在东里堡养病。罗佩兰的肺结核已进入晚期。这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尽管如此，她还让人在外县农村买粮食接济被围困的长安城，后来因她身体、精神渐渐不济而作罢。
8个月后，长安解围，罗佩兰一时大喜过望，急切地盼望丈夫早日回家，可出乎意料的是，杨虎城却失踪了，生死不明，朋友们又连连到家探询，罗佩兰由此心生疑窦：是战死了?还是有什么意外麻烦?病笃之人，这种疑惑对她竟是致命一击，加速了她生命的结束。
在弥留之际，24岁的罗佩兰让人把4岁的拯民和2岁的拯坤带到她的床前，最后看了小兄妹一眼。
罗佩兰的葬礼从旧习，因丈夫尚未回家，一切均由朋友、部属操办。人们出于对她的敬重，葬仪办得相当隆重。停灵之际，还是一直没有杨虎城的消息，家里派人四处找寻。三天过了仍无音信，人们只好将罗佩兰先行入殓(按旧习：人死三天，必须装棺)。为等待杨虎城回来，入殓后未钉棺盖。又过了一天，只见一个穿黑色长袍的人闪电一样直向棺材扑去，来人扑在棺上大喊一声“佩兰啊”就昏厥过去。灵堂上顿时乱作一团，人们终于看清楚是杨虎城回来了!
坟地距东里堡约3华里，棺材放在绿色的轿子里，轿前系一条白布带子，按习俗应由死者的儿子(孝子)牵着带子走在轿子前面引路，叫“扯纤”。由于儿子拯民年岁太小，杨虎城就承扮了孝子的角色。他披麻戴孝，拄着丧把(用柳木做的棍子)，打着引幡，扯纤引路。杨虎城由副官张国光、白志钧两边搀扶着，在泥泞中一步步跋涉，浑身衣服全淋湿了，半截子裤腿浸透了泥水。
丈夫为妻子披麻戴孝，打幡引路，如此执孝子之礼，在陕西关中一带实属罕见。
于右任是杨虎城的老乡加老战友，他为罗佩兰送去挽词。
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等书法家，他还为罗佩兰撰写了墓志铭、墓碑，其书法与文字流传当世，广为赞誉。
第二个夫人张惠兰
张蕙兰是杨虎城的第二位夫人。
1916年，杨虎城在大荔县和罗佩兰结婚后，回蒲城老家探亲访友，遇到老朋友张养卿，张养卿一直在蒲城孙镇开一间中药铺，本人也懂点医道。杨虎城曾在张处养过伤，可以说张养卿有恩于杨虎城，两人又谈得来，遂成莫逆。
张养卿对杨虎城一向很敬佩，认为他是个有胆、有识、有作为的青年，这次相逢，张养卿明知杨虎城已经结婚，有了妻室，可他还是硬要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张蕙兰，许给杨虎城，杨虎城一再推托，婉言辞谢，并晓以利害，但张养卿仍不以为然。竟以“宁为君子做小，不为小人做大”为理由，连他妻子的反对意见也听不进去，坚执己见。在杨虎城离开蒲城后，他又向杨虎城的母亲游说，一来二去，还硬是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成了一桩名副其实的包办婚姻。
1919年，14岁的张蕙兰来到杨家，她还是个孩子，懵懵懂懂，根本不懂婚姻是怎么回事，一切听从家人安排。待到年岁稍长，遭遇到了具体问题的时候，才有所悟。因而对她的父亲张养卿产生了不满情绪，断绝了与父亲的来往。她不回娘家，也不许她父亲进杨家的门，想母亲时就接来杨家相聚。直到她父亲去世下葬时，才在杨虎城母亲的再三劝说下，回蒲城参加了葬礼。
尽管她把一切怨气都撒在了自己父亲身上，可对丈夫杨虎城却是由衷敬爱。对拯民和拯坤两个孩子也很关心，孩子们亲切地叫她“蕙兰娘”。张蕙兰自从到了杨家，与罗佩兰相处融洽，两人亲如姊妹。杨虎城的母亲对张蕙兰，也视作亲生女儿一般，一家人和睦而处，相安无事。
杨虎城和张蕙兰总是聚少离多。罗佩兰谢世后，杨虎城将张蕙兰以妻子身份相待，在亲戚朋友面前以妻子的名分相介绍，只是在重大的政治场合，不带她出场。每当杨虎城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家，总是主动先和张蕙兰打招呼，辞行时，只要老母亲不在当面，有时还向张蕙兰鞠躬告退。他们之间相敬如宾，可以说是敬重多于爱情。
杨虎城的母亲谢世后，张蕙兰独自一人由三原东里堡迁往西安红阜街64号居住。她敬重杨虎城，总是把丈夫的信念作为自己的意愿，按此处世待人。当中共党员杨明轩向她提出需要一个与地下党接头的地方(即联络点)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把红阜街的房子提 供给他们使用。
当杨虎城与第三个妻子谢葆真东渡日本时，还把谢葆真生的第一个男孩拯亚留在南京让张蕙兰照应，张蕙兰当时很为难，她带着的拯民、拯坤两兄妹身体也都很弱，需要她的照顾，而拯亚又患病住院，急需护理，她只好丢下拯民、拯坤去了医院。拯亚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渐加重，最终因白喉症未能治愈而夭亡了。孩子殁了，张蕙兰的心里本来就不好受，后来却听到有人说是她“照顾不力，有意伤害”，她实在承受不了这个罪名，觉得又难过又委屈。所幸的是杨虎城深知张蕙兰的为人，认为她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不许别人胡乱猜疑，“有意伤害”一说，此后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时，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难以理解，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家里由张蕙兰照顾，杨虎城5岁的儿子杨拯仁(张蕙兰所生)，这时也病了，由于疏忽大意，未能及时送医院治疗，不幸夭折了。拯仁是“西安事变”后杨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张蕙兰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对她是莫大的打击，伤心之极，致使她神经一度失常，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中时还目光发直，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嚎啕大哭不止。当时家里的情景，真是被凄惨悲凉之雾笼罩着……’
南京当局一再催促杨虎城赴沪出国，家里又子丧、妻病，对杨虎城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在蒋：介石的催逼之下，杨虎城无法照顾安慰妻子，相当苦闷。他让人把张蕙兰送到北平，移地休养，以免睹物伤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949年秋，当杨虎城和谢葆真及拯中在重庆遇害的噩耗传来后，张蕙兰当即昏晕过去。醒来后，她按照旧仪式为亲人举办了隆重的丧礼。亲人们的遗骨从重庆移回西安后，安葬在由张蕙兰选定的茔地，同时，张蕙兰也在这里给自己预留了一块墓地，比谢葆真的坟墓与杨虎城的坟墓间的距离稍远了一些。
1993年，张蕙兰在患病卧床十余年后去世了。
在杨虎城征战沙场的岁月里，张蕙兰挑起了繁重的家庭负担，消除了丈夫的后顾之忧。“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和谢葆真被蒋介石囚禁，张蕙兰将几个子女视为己出，精心照料，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杨家亲属及知道内情的人皆认为，张蕙兰是杨家的无名英雄，是杨虎城一番轰轰烈烈革命事业的坚强后盾。
三夫人谢葆真
杨将军的第三位夫人叫谢葆真。
谢葆真生于1913年，是陕西西安人。她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担任“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委员会”的会长。北伐中，杨虎城是第十军军长，部队到了安徽，在军旅中认识了谢女士，谢葆真那时在十军做宣传工作。她青春活泼，聪明能干，甚得杨虎城喜欢，两人思想相投，都追求进步，后彼此产生恋情，于1927年在安徽太和结为夫妻。他们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孩子们因为已经有了一位蕙兰娘，就称呼谢葆真为“新娘”。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命杨虎城离开十七路军，去欧美参观考察一个时期。谢葆真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后，不顾家人劝阻，急切地由西安去上海与丈夫会合。到沪三天后，谢葆真获悉杨虎城卧病在床，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上海，她心中无底，情绪不安，想先回西安探视丈夫，谁料却被蒋介石的手下扣住，当作牵制杨虎城行动的一颗砝码。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出于无奈，偕妻子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及一名随员和一名翻译，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前往美国。
1937年杨虎城夫妇在欧美考察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夫妻俩兴奋异常——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杨虎城先后三次正式要求回国参战，终于在9月28日，收到宋子文让他“自动回国”的电报，这显然是获得蒋介石默许的。于是，杨虎城中止了“出国考察”，他让谢葆真带着儿子拯中先回西安，自己去南昌见蒋介石。谁知一到那里，就被扣留了。听到这个消息，谢葆真万分焦急，毅然决定前去陪伴丈夫，她带着虎城最钟爱的儿子拯中和副官阎继民、张醒民一同前往。戴笠和特务们得到谢葆真要来的消息，喜出望外。因为在西安早有传闻，说谢葆真是共产党，没想到她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戴笠连夜给蒋介石打电话，蒋介石在电话里说了八个字：“自投罗网，严加管制。”
经过一番磨难周折，直到半年后，谢葆真一行才在四川益阳见到了被囚禁的杨虎城，从此就一同被关押了。1938年秋，特务们将杨将军一家转囚到贵州省息烽县，关押在大山深处的玄天洞里。
负责看管他们的特务李家杰得到过戴笠的暗示，对谢葆真的言行举动格外留神，李便不放过任何细小机会，故意地刺激和折磨谢葆真，随后说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将她转到玄天洞左侧的地母洞，从此以后，夫妻两人就很难见面了。
1947年春，蒋介石又指示军统特务把杨虎城一家转移到重庆，秘密囚禁在杨家山。这年冬天，谢葆真被特务残忍地杀害了，年仅34岁。谢葆真被害后，杨虎城一直把她的骨灰盒放在枕边，直到两年后(1949年)被害前，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
谢葆真1927年与杨虎城结婚，1937年被囚禁，1947年被杀害。夫妻生活20个春秋，前10年中，她是他同舟共济的战友，后10年中，她又是他生死相依的难友。谢葆真是杨虎城生命的一部分，直至焚骨成灰，杨虎城也始终没有让她滞留于异乡的陌生泥土，他们的英灵终于一起返回了关中故乡，被安葬在陕西长安县韦曲乡杜公祠西侧的陵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