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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发展问题，也是贸易问题。我国出口贸易总量大，而且对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出口产品则集中在低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上。在我国每年的能源消耗总量中，除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之外，同时还服务于出口产品的生产，满足了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产品的最终消费需求，使这些国家或地区不必增加其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却同样享受到价格低廉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因此作为发展和贸易大国，我国的排放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一、我国国际贸易与内涵排放
2008年我国出口贸易额1.43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7.4％，进口贸易额1.13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8.6％。经测算，2007年、2008年我國外贸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分别为16.4亿吨、19.2亿吨二氧化碳，扣除进口产品内涵排放，承担转移排放分别为8.9亿吨、11.1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当年排放总量的14.8％、17.6％。2007年我国出口产品内涵排放量相当于英国当年燃料消耗排放量的1.3倍。
二、我国主要部门进出口额与内涵排放
根据测算，2007年我国主要部门出口与进口的贸易额和内涵排放如表1所示。其中部门净出口额若为正，则说明该部门是贸易顺差，反之则为贸易逆差。而部门的转移排放则是该部门出口产品内涵排放与进口产品内涵排放之差，该值为正，则表示该部门承担了一定的转移排放，反之则是其它国家或地区承担了一定的转移排放。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产品内涵排放较高的部门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纺织业、交通仓储业和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属于传统的高耗能产业部门，因此其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较高；而纺织业不属于高耗能行业，但是由于其出口产品贸易额较大，导致其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较高。因此部门出口内涵排放高部分原因是该部门本身就是高耗能部门，能源强度较高；而部分原因则是因为该部门的出口贸易额较高造成的。
三、我国主要部门外贸发展价值流与物质流的不平衡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际产业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以出口技术含量低、能耗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从而承担较高的转移排放。我国2007年出口与进口贸易额的比为1.2，而其相应的内涵排放比约为2.2。我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的价值流与物质流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其中贸易顺差比较大的部门，如纺织业，其出口与进口产品价值比为6.7，但是其出口与进口产品内涵排放比竟然高达78.8，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现状，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普遍偏低造成的。
四、部门价值流与物质流不平衡的原因
一般而言，保持贸易顺差的部门承担较高的转移排放，如传统的纺织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以及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等；而通信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尽管是贸易逆差部门，但是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比进口产品的结构重，使得该部门也承担了转移排放。而石油天然气加工业属于贸易逆差较大的部门，导致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低于进口产品的内涵排放，即世界其它国家也承担了一部分我国的转移排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发展和贸易问题需要纳入气候变化框架
改善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的福利是全球贸易体系和气候变化体系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更为重大。由于我国规模庞大的外贸出口量及温室气体潜在的增长规模，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贸易和气候变化讨论中的一个焦点，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大国，需要在新的理念和原则上不断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为寻求公正的全球解决方案发挥积极作用。
（二）贸易导致的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是一般的经济规律
转移排放是国际贸易流中的隐含排放，它是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在碳排放上的具体体现。转移排放的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是碳净出口国，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发达国家的部分转移排放。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较大比例的净内涵能源出口的状况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这主要是由我国在国际贸易产业链中分工地位是由于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由于贸易导致的出口产品内涵排放是一般经济规律，未来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还会保持较高的水平，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向高端发展还需要一定时期的努力过程。
（三）高度重视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问题，采取适宜的国内应对政策与措施
我国的隐性能源出口显著大于隐性能源进口，应高度重视隐性能源出口问题。为此，我国的贸易政策也需循序调整，既要全面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又要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一致，实现贸易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低碳竞争力。加强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调控，对于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炼焦业、建材行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等出口远大于进口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加强节能控制，对于炼焦业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应严格限制出口，而机械、电子信息和纺织等出口额较大的行业，不应对其总量上的发展进行过多的干预和限制，应鼓励其进行产业升级及提高产品附加值。
〔本文系国家科技部973课题“转移排放与碳泄漏在谈判中的应用研究”（课题编号：2010CB955502）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碳税与碳关税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基于动态CGE模型”（课题编号：9112008）的阶段性成果〕
（顾阿伦，1973年生，辽宁人，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能源系统分析、气候变化政策。周玲玲，1984年生，辽宁人，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一、我国国际贸易与内涵排放
2008年我国出口贸易额1.43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7.4％，进口贸易额1.13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8.6％。经测算，2007年、2008年我國外贸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分别为16.4亿吨、19.2亿吨二氧化碳，扣除进口产品内涵排放，承担转移排放分别为8.9亿吨、11.1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当年排放总量的14.8％、17.6％。2007年我国出口产品内涵排放量相当于英国当年燃料消耗排放量的1.3倍。
二、我国主要部门进出口额与内涵排放
根据测算，2007年我国主要部门出口与进口的贸易额和内涵排放如表1所示。其中部门净出口额若为正，则说明该部门是贸易顺差，反之则为贸易逆差。而部门的转移排放则是该部门出口产品内涵排放与进口产品内涵排放之差，该值为正，则表示该部门承担了一定的转移排放，反之则是其它国家或地区承担了一定的转移排放。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产品内涵排放较高的部门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纺织业、交通仓储业和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属于传统的高耗能产业部门，因此其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较高；而纺织业不属于高耗能行业，但是由于其出口产品贸易额较大，导致其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较高。因此部门出口内涵排放高部分原因是该部门本身就是高耗能部门，能源强度较高；而部分原因则是因为该部门的出口贸易额较高造成的。
三、我国主要部门外贸发展价值流与物质流的不平衡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际产业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以出口技术含量低、能耗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从而承担较高的转移排放。我国2007年出口与进口贸易额的比为1.2，而其相应的内涵排放比约为2.2。我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的价值流与物质流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其中贸易顺差比较大的部门，如纺织业，其出口与进口产品价值比为6.7，但是其出口与进口产品内涵排放比竟然高达78.8，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现状，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普遍偏低造成的。
四、部门价值流与物质流不平衡的原因
一般而言，保持贸易顺差的部门承担较高的转移排放，如传统的纺织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以及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等；而通信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尽管是贸易逆差部门，但是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比进口产品的结构重，使得该部门也承担了转移排放。而石油天然气加工业属于贸易逆差较大的部门，导致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低于进口产品的内涵排放，即世界其它国家也承担了一部分我国的转移排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发展和贸易问题需要纳入气候变化框架
改善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的福利是全球贸易体系和气候变化体系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更为重大。由于我国规模庞大的外贸出口量及温室气体潜在的增长规模，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贸易和气候变化讨论中的一个焦点，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大国，需要在新的理念和原则上不断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为寻求公正的全球解决方案发挥积极作用。
（二）贸易导致的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是一般的经济规律
转移排放是国际贸易流中的隐含排放，它是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在碳排放上的具体体现。转移排放的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是碳净出口国，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发达国家的部分转移排放。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较大比例的净内涵能源出口的状况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这主要是由我国在国际贸易产业链中分工地位是由于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由于贸易导致的出口产品内涵排放是一般经济规律，未来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还会保持较高的水平，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向高端发展还需要一定时期的努力过程。
（三）高度重视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问题，采取适宜的国内应对政策与措施
我国的隐性能源出口显著大于隐性能源进口，应高度重视隐性能源出口问题。为此，我国的贸易政策也需循序调整，既要全面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又要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一致，实现贸易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低碳竞争力。加强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调控，对于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炼焦业、建材行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等出口远大于进口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加强节能控制，对于炼焦业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应严格限制出口，而机械、电子信息和纺织等出口额较大的行业，不应对其总量上的发展进行过多的干预和限制，应鼓励其进行产业升级及提高产品附加值。
〔本文系国家科技部973课题“转移排放与碳泄漏在谈判中的应用研究”（课题编号：2010CB955502）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碳税与碳关税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基于动态CGE模型”（课题编号：9112008）的阶段性成果〕
（顾阿伦，1973年生，辽宁人，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能源系统分析、气候变化政策。周玲玲，1984年生，辽宁人，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