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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祁氏是享有盛名的望族，与常熟翁家齐名，时称“南翁北祁”。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翁心存、翁同；后者为祁韵士、祁藻、祁世长。与翁家相比，祁氏虽无“状元门第”之荣，却亦有“帝师”之誉，且三世之中，代有翰林。或以史地之学名动天下，开一代学术新风；或以诗文书法领袖群伦，影响嘉道以降诗旨书趣。屡掌著名书院者有之，累柄朝廷文衡者亦有之，育才督学，家风有声。以今日眼光来看，称寿阳祁氏为清代中国的“文化名门”，实不为过。
祁家真正为世所知，首当归功于史地名家祁韵士（1751～1815年）。祁韵士，字鹤皋，1778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任《四库全书》分校官和国史馆纂修。他一生学术先重考古，后转为经世，在清中期学术由汉学转向“经世实学”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在他个人，也有早期学术对象选择上的偶然性。他任职国史馆时，恰受命编《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历时8年而成，由此形成了对于边疆史地研究的浓厚兴趣。后该书又多次增补。他还根据纂修该书时积累的资料，编成一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重要编年史著《皇朝藩部要略》。1805年，祁韵士因亏铜案被罢职判罪，遣戍西域，然而他因此获得了实地考察西北边疆、印证所学、纠谬补偏的绝好机会。流放伊犁期间，他受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新疆地志，遂抱定“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的宗旨，把考证书史和实地见闻结合起来，编定了《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和《西域释地》等书，集中汇聚了他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20年前后，由于张格尔叛乱的发生及其活动的加剧，西北边务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蔚然成风。而首开这股学风的正是祁韵士和徐松。徐松，字星伯，其最为重要的史地名作为《伊犁总统事略》（后道光帝赐名《新疆识略》），在当时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该书正是在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深化而成。由此也可见，祁氏在这一新兴的学术潮流中具有着真正名副其实的先驱地位。
依笔者之见，讲求“经世”之学，开清代中后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新风尚，实乃寿阳祁氏文化的精髓之一。它预示着乃至直接标志着嘉道之际乾嘉汉学向“经世实学”的近代转向。对于祁家来说，这无疑是祁韵士创造和遗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除了祁韵士本人的开拓性贡献之外，其子祁藻在弘扬嘉道咸同时期边疆史地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风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他当时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士林领袖的特殊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学界对此似尚缺乏应有的注意。
祁藻（1793～1866年），字春圃、淳甫，为祁韵士的第五子。1814年中进士，1821年入值南书房，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1849年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登基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充进讲官。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后，又被任命为幼皇的四个师傅之一。可谓道咸同三朝官至极品的老资格重臣。卒后谥“文端”。祁藻做人有则，为官有道，行政务实，很受时人称赞。《松轩随笔》记载说：“寿阳相国性如玉洁，心比春和，学博而不矜才，丰而不露，见人有善必称道之。其休休有容之度，盖有古大臣之风焉。”鸦片战争时期，祁藻支持林则徐禁烟主战，并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和禁烟事，与权臣穆章阿意见多左，后又与肃顺不和，反对肃顺“铸大钱”，因志不遂而多次请辞，加之又为诗坛盟主、书法中坚，一时颇得士林清望。
就学术而言，祁藻虽不废考据，却更为注重秉承乃父“经世”之宗旨。他政务繁多，在西北史地学方面无暇深研专攻，但仍与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著名边疆史地学者密相交游，并广刊边疆史地著作，有力地推动着这股学术新风向前发展。其父祁韵士的名著《藩部要略》、《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等，就是他特请张穆等逐一校订之后加以刊行，使之得以较多流传于世的。张穆在校勘祁韵士著作之前，对西北史地已有钻研，然并无杰出成绩。他后来成为道咸时期最为出色的边疆史地学名家之一，与祁藻的识拔、鼓励实分不开。其杰作《蒙古游牧记》，堪称清代研究蒙古地理最详博的著作。但该书最初的创作念头，就是产生在校勘《藩部要略》一书的过程之中，因他发现《藩部要略》详于“编年”，而短于“地志”，遂立志补其不足。《蒙古游牧记》完成后，祁藻又慧眼识精品，特出资刊行，为这一杰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序言中，他大赞此书，称其“结构祥而有体，征引赡而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尤其欣赏其能将经世与考据、今务与古义两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他写道：“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从这里，今人不难窥见祁藻当时的学术旨趣和嘉道学风转移时期的那种真实的过渡形态。
鸦片战争后，世界史地尤其西方和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重视，这与西方列强和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直接相关，也未尝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续。对于这两方面的学术发展，祁藻均给予了支持。其对何秋涛中俄边疆地理研究的长期勉励和赞助，堪称显例。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徼汇编》（后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祁藻即为之撰写序言，大加揄扬，赞其记述信而有征，搜采博而不杂，辨别是非“确而不可移易”，堪称实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学佳构。他甚至还认为该书“虽所记仅北徼一隅，而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二书，不啻后来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枢要、提倡奖掖边疆史地之学的那种积极情态，却已跃然纸上。
如果说，注重“经世”和倡扬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为寿阳祁家的文化精髓，而这一传统在祁家内部从祁藻以后逐渐中断而不免有令人遗憾之外，那么，挚爱诗词、热心创作，取得不凡成绩，产生一定影响并长期延绵不绝者，则可谓寿阳祁家另一文化特色所在。
祁氏一族中，诗歌最负盛名者为祁藻。其父祁韵士在世时并不以诗名。但如果从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祁韵士的诗，特别是他西戍途中的“万里行吟”和描写、叹咏西域风物的“西陲竹枝词”，皆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广义的文化史意义。其诗感情真挚、状物清新自然，且移步换景，与一般乾嘉学人书斋里生产出来的那种干枯奥涩的诗风，确有不同之处。读其“万里行吟”诗，觉佳句纷呈，美不胜收。如“麦浪平翻陇，杨花浅覆泥。天高云作幕，岸阔水迎堤”（《出西安城西行》）；又如“山外有山皆拥雪，水中无水尚名河”（《抵凉州刘苇亭观察见招》）；“春迟塞草不成绿，风紧河沙无定流”（《甘肃道中》）；“广漠无边芳草白，流沙极目暮云平”（《无题》）等，均可见其带情写景之杰出诗才。
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西北旅游业兴盛以来，祁韵士对“哈密”、“延边”等地和西瓜、甜瓜、“鄂博”等西域风物的吟咏，更早已成为被广为开发的“文化资源”。有的不仅读来兴味盎然，还能增加今人对于当时乃至今日有些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了解。如其《西陲竹枝词》中，有一首题为《鄂博》的诗写道：“告虔祝庇雪和风，垒石施金庙祀同。塞远天空望不极，行人膜拜过残丛。”“鄂博”者，蒙古语译音，今作“敖包”，本为“石头堆”之意，最初只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意义发生变化，被认作神物，凡路过者都需下马施舍。这一持久延续的蒙族风俗，早在嘉庆之初即有如此妙诗记载，岂不趣哉！
作为清代道咸两朝“以高位主持诗教”之“巨公”，祁藻诗歌创作的数量、成就和影响，都要远远超过乃父。他自幼好诗，一生做诗近三千首。与当时诗坛名流程恩泽（字春海）、何绍基、张际亮、翁心存等广相唱和，其诗集，被认为是清中期以后“宋诗运动”的重要开启人。
晚清同光体主将陈衍曾论曰：“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为王士祯，在乾隆曰沈德潜，在道光则为祁藻也。”（《近代诗钞》序）又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魏默生、曾涤生（国藩）……莫子诸老，始喜言宋诗。”（《石遗室诗话》卷一）著名诗论家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亦云：“有清一代，巨公能诗者，首推王文简、阮文达、祁文瑞、张文襄诸公。”“道光一代，祁、翁两文端秉国政，俱以实学为天下倡。《亭集》清真瘦硬，力追苏、黄，陈石遗《近代诗钞》取以冠首。外曾祖翁文端公（心存），亦擅吟事……大抵得力唐人处多。以较祁文端，祁则开同光风气之先，翁则结乾嘉流派之局。”在此之后，各种新式的文学思潮史，虽对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褒贬不一，然对祁藻于清代诗坛影响的这种定位，所言却大体不差。
同光体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主流诗派。其诗人由追慕宋诗到极端推崇黄庭坚，以至诗风趋于干涩、喜用僻典，“只益生硬，更无余味”（梁启超语），末流之弊，甚至沦为张之洞所嘲“不堪吟”之“江西魔派”。这的确是宋诗运动的结果之一。但它却并非始倡宋诗之人的最初本意，更非据以评判这些宋诗倡导者诗歌实践的简单准绳。
宋诗运动本由清中叶的翁方纲发其端。程恩泽、祁藻等紧接其后，并身体力行。他们既不满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所以特别提倡应该重视宋诗，又因不满于清初王士祯等所谓“兴会神到”、“得意忘言”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等拘泥于汉魏盛唐格律声调的单一“格调”说，而强调做诗务须“学问”与“性情”相结合，“义理”与“文理”相融会。同时，他们还特别倡导所谓“切实”，以翁方纲之言谓之，即写诗必须“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神韵论》）。因此，他们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杜、韩、苏、黄等唐宋名家，而对于李白的诗却表示难以欣赏。这虽限制了其诗歌的进一步成就，且最终也还是未能摆脱对宋诗一味模仿的形式化泥潭，但在当初，他们试图另辟新境，倡导写实精神，对于纠正轻视宋诗的风气，实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
祁藻在一首向其子世长讲述自己诗歌生涯的五言诗中，曾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诗歌旨趣和主张：提倡宋诗，追慕苏东坡和黄山谷，讲究清雅，但并不排斥盛唐诗，而是主张对古往今来的一切好诗都要学习。他不仅终身喜爱平易畅达的白乐天，而且乐于创作“乐府”诗。甚至于他还赞赏李白诗歌中“豪放”的一面。如果我们通览其诗集，就不难发现，他的诗歌创作，与上述诗歌主张是大体符合的。其诗众体皆擅、内容丰富，形式也多样，遣词或不免有奥拗之时，但总体说来诗风却可称畅达，有时甚至还相当“随意”。如《惜良马行》一首，简直就是信笔而出，一任自然。这与后来同光体诗讲究“深僻”迥然有别。在内容上，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问题的作品也所在多有。如《哀流民》、《粤寇三十首》、《书生六首》，痛言鸦片问题的《新乐府三章》等，皆平易而生动，写出了自己感时悯人的真情实境。可见其所倡导的“切实”诗论，的确并未完全落空。
祁韵士的第六子、藻之弟宿藻也擅诗，曾著《玉峰吟草》、《清英竹枝词》等诗集。他是道光朝翰林，官至湖南布政使，死后谥“文节”并入传《清史稿》。祁藻之子世长，咸丰朝翰林、侍读学士，曾屡任乡会试考官、多省学政，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谥“文恪”。祁世长自幼受到父亲严格的诗教，精古今体诗，也崇奉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有诗文集多卷未刊。此外，晚清寿阳祁氏中，善诗者还有祁朝骧、祁恩光、祁用唐、祁琛等多人。这些祁家人物功名显隐不一、诗作水准有别，然均有佳诗遗世。诗脉一直延续至今，令人惊奇不已。
除诗歌传家之外，重书法、留下不少书法精品并为当时和后世所宝，也是寿阳祁氏值得一提的文化遗产。祁韵士编有《书史辑要》六卷，祁藻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祁世长也有擅书之名，并著有《翰林书法要诀》。
笔者曾见后人整理印行、流传于清末民初的《祁藻字帖》一册，以及收录了其几种书体作品的小册子《祁藻墨迹选》，虽系零篇散字，难窥全貌，然其丹道之精、法书之美，已足显高妙，令人爱不释手。在诸体之中，祁藻最善行、楷。其楷书结体和运笔，出于颜、柳之间，造型极为端庄，复参以山谷之韵，筋骨具备、遒劲潇洒而又兼涵松雪之圆润，真是精美绝伦、妙不可言。人谓“大书深刻之绝谐”，可谓知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祁家真正为世所知，首当归功于史地名家祁韵士（1751～1815年）。祁韵士，字鹤皋，1778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任《四库全书》分校官和国史馆纂修。他一生学术先重考古，后转为经世，在清中期学术由汉学转向“经世实学”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在他个人，也有早期学术对象选择上的偶然性。他任职国史馆时，恰受命编《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历时8年而成，由此形成了对于边疆史地研究的浓厚兴趣。后该书又多次增补。他还根据纂修该书时积累的资料，编成一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重要编年史著《皇朝藩部要略》。1805年，祁韵士因亏铜案被罢职判罪，遣戍西域，然而他因此获得了实地考察西北边疆、印证所学、纠谬补偏的绝好机会。流放伊犁期间，他受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新疆地志，遂抱定“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的宗旨，把考证书史和实地见闻结合起来，编定了《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和《西域释地》等书，集中汇聚了他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20年前后，由于张格尔叛乱的发生及其活动的加剧，西北边务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蔚然成风。而首开这股学风的正是祁韵士和徐松。徐松，字星伯，其最为重要的史地名作为《伊犁总统事略》（后道光帝赐名《新疆识略》），在当时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该书正是在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深化而成。由此也可见，祁氏在这一新兴的学术潮流中具有着真正名副其实的先驱地位。
依笔者之见，讲求“经世”之学，开清代中后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新风尚，实乃寿阳祁氏文化的精髓之一。它预示着乃至直接标志着嘉道之际乾嘉汉学向“经世实学”的近代转向。对于祁家来说，这无疑是祁韵士创造和遗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除了祁韵士本人的开拓性贡献之外，其子祁藻在弘扬嘉道咸同时期边疆史地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风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他当时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士林领袖的特殊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学界对此似尚缺乏应有的注意。
祁藻（1793～1866年），字春圃、淳甫，为祁韵士的第五子。1814年中进士，1821年入值南书房，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1849年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登基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充进讲官。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后，又被任命为幼皇的四个师傅之一。可谓道咸同三朝官至极品的老资格重臣。卒后谥“文端”。祁藻做人有则，为官有道，行政务实，很受时人称赞。《松轩随笔》记载说：“寿阳相国性如玉洁，心比春和，学博而不矜才，丰而不露，见人有善必称道之。其休休有容之度，盖有古大臣之风焉。”鸦片战争时期，祁藻支持林则徐禁烟主战，并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和禁烟事，与权臣穆章阿意见多左，后又与肃顺不和，反对肃顺“铸大钱”，因志不遂而多次请辞，加之又为诗坛盟主、书法中坚，一时颇得士林清望。
就学术而言，祁藻虽不废考据，却更为注重秉承乃父“经世”之宗旨。他政务繁多，在西北史地学方面无暇深研专攻，但仍与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著名边疆史地学者密相交游，并广刊边疆史地著作，有力地推动着这股学术新风向前发展。其父祁韵士的名著《藩部要略》、《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等，就是他特请张穆等逐一校订之后加以刊行，使之得以较多流传于世的。张穆在校勘祁韵士著作之前，对西北史地已有钻研，然并无杰出成绩。他后来成为道咸时期最为出色的边疆史地学名家之一，与祁藻的识拔、鼓励实分不开。其杰作《蒙古游牧记》，堪称清代研究蒙古地理最详博的著作。但该书最初的创作念头，就是产生在校勘《藩部要略》一书的过程之中，因他发现《藩部要略》详于“编年”，而短于“地志”，遂立志补其不足。《蒙古游牧记》完成后，祁藻又慧眼识精品，特出资刊行，为这一杰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序言中，他大赞此书，称其“结构祥而有体，征引赡而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尤其欣赏其能将经世与考据、今务与古义两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他写道：“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从这里，今人不难窥见祁藻当时的学术旨趣和嘉道学风转移时期的那种真实的过渡形态。
鸦片战争后，世界史地尤其西方和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重视，这与西方列强和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直接相关，也未尝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续。对于这两方面的学术发展，祁藻均给予了支持。其对何秋涛中俄边疆地理研究的长期勉励和赞助，堪称显例。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徼汇编》（后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祁藻即为之撰写序言，大加揄扬，赞其记述信而有征，搜采博而不杂，辨别是非“确而不可移易”，堪称实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学佳构。他甚至还认为该书“虽所记仅北徼一隅，而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二书，不啻后来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枢要、提倡奖掖边疆史地之学的那种积极情态，却已跃然纸上。
如果说，注重“经世”和倡扬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为寿阳祁家的文化精髓，而这一传统在祁家内部从祁藻以后逐渐中断而不免有令人遗憾之外，那么，挚爱诗词、热心创作，取得不凡成绩，产生一定影响并长期延绵不绝者，则可谓寿阳祁家另一文化特色所在。
祁氏一族中，诗歌最负盛名者为祁藻。其父祁韵士在世时并不以诗名。但如果从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祁韵士的诗，特别是他西戍途中的“万里行吟”和描写、叹咏西域风物的“西陲竹枝词”，皆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广义的文化史意义。其诗感情真挚、状物清新自然，且移步换景，与一般乾嘉学人书斋里生产出来的那种干枯奥涩的诗风，确有不同之处。读其“万里行吟”诗，觉佳句纷呈，美不胜收。如“麦浪平翻陇，杨花浅覆泥。天高云作幕，岸阔水迎堤”（《出西安城西行》）；又如“山外有山皆拥雪，水中无水尚名河”（《抵凉州刘苇亭观察见招》）；“春迟塞草不成绿，风紧河沙无定流”（《甘肃道中》）；“广漠无边芳草白，流沙极目暮云平”（《无题》）等，均可见其带情写景之杰出诗才。
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西北旅游业兴盛以来，祁韵士对“哈密”、“延边”等地和西瓜、甜瓜、“鄂博”等西域风物的吟咏，更早已成为被广为开发的“文化资源”。有的不仅读来兴味盎然，还能增加今人对于当时乃至今日有些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了解。如其《西陲竹枝词》中，有一首题为《鄂博》的诗写道：“告虔祝庇雪和风，垒石施金庙祀同。塞远天空望不极，行人膜拜过残丛。”“鄂博”者，蒙古语译音，今作“敖包”，本为“石头堆”之意，最初只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意义发生变化，被认作神物，凡路过者都需下马施舍。这一持久延续的蒙族风俗，早在嘉庆之初即有如此妙诗记载，岂不趣哉！
作为清代道咸两朝“以高位主持诗教”之“巨公”，祁藻诗歌创作的数量、成就和影响，都要远远超过乃父。他自幼好诗，一生做诗近三千首。与当时诗坛名流程恩泽（字春海）、何绍基、张际亮、翁心存等广相唱和，其诗集，被认为是清中期以后“宋诗运动”的重要开启人。
晚清同光体主将陈衍曾论曰：“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为王士祯，在乾隆曰沈德潜，在道光则为祁藻也。”（《近代诗钞》序）又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魏默生、曾涤生（国藩）……莫子诸老，始喜言宋诗。”（《石遗室诗话》卷一）著名诗论家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亦云：“有清一代，巨公能诗者，首推王文简、阮文达、祁文瑞、张文襄诸公。”“道光一代，祁、翁两文端秉国政，俱以实学为天下倡。《亭集》清真瘦硬，力追苏、黄，陈石遗《近代诗钞》取以冠首。外曾祖翁文端公（心存），亦擅吟事……大抵得力唐人处多。以较祁文端，祁则开同光风气之先，翁则结乾嘉流派之局。”在此之后，各种新式的文学思潮史，虽对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褒贬不一，然对祁藻于清代诗坛影响的这种定位，所言却大体不差。
同光体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主流诗派。其诗人由追慕宋诗到极端推崇黄庭坚，以至诗风趋于干涩、喜用僻典，“只益生硬，更无余味”（梁启超语），末流之弊，甚至沦为张之洞所嘲“不堪吟”之“江西魔派”。这的确是宋诗运动的结果之一。但它却并非始倡宋诗之人的最初本意，更非据以评判这些宋诗倡导者诗歌实践的简单准绳。
宋诗运动本由清中叶的翁方纲发其端。程恩泽、祁藻等紧接其后，并身体力行。他们既不满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所以特别提倡应该重视宋诗，又因不满于清初王士祯等所谓“兴会神到”、“得意忘言”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等拘泥于汉魏盛唐格律声调的单一“格调”说，而强调做诗务须“学问”与“性情”相结合，“义理”与“文理”相融会。同时，他们还特别倡导所谓“切实”，以翁方纲之言谓之，即写诗必须“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神韵论》）。因此，他们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杜、韩、苏、黄等唐宋名家，而对于李白的诗却表示难以欣赏。这虽限制了其诗歌的进一步成就，且最终也还是未能摆脱对宋诗一味模仿的形式化泥潭，但在当初，他们试图另辟新境，倡导写实精神，对于纠正轻视宋诗的风气，实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
祁藻在一首向其子世长讲述自己诗歌生涯的五言诗中，曾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诗歌旨趣和主张：提倡宋诗，追慕苏东坡和黄山谷，讲究清雅，但并不排斥盛唐诗，而是主张对古往今来的一切好诗都要学习。他不仅终身喜爱平易畅达的白乐天，而且乐于创作“乐府”诗。甚至于他还赞赏李白诗歌中“豪放”的一面。如果我们通览其诗集，就不难发现，他的诗歌创作，与上述诗歌主张是大体符合的。其诗众体皆擅、内容丰富，形式也多样，遣词或不免有奥拗之时，但总体说来诗风却可称畅达，有时甚至还相当“随意”。如《惜良马行》一首，简直就是信笔而出，一任自然。这与后来同光体诗讲究“深僻”迥然有别。在内容上，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问题的作品也所在多有。如《哀流民》、《粤寇三十首》、《书生六首》，痛言鸦片问题的《新乐府三章》等，皆平易而生动，写出了自己感时悯人的真情实境。可见其所倡导的“切实”诗论，的确并未完全落空。
祁韵士的第六子、藻之弟宿藻也擅诗，曾著《玉峰吟草》、《清英竹枝词》等诗集。他是道光朝翰林，官至湖南布政使，死后谥“文节”并入传《清史稿》。祁藻之子世长，咸丰朝翰林、侍读学士，曾屡任乡会试考官、多省学政，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谥“文恪”。祁世长自幼受到父亲严格的诗教，精古今体诗，也崇奉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有诗文集多卷未刊。此外，晚清寿阳祁氏中，善诗者还有祁朝骧、祁恩光、祁用唐、祁琛等多人。这些祁家人物功名显隐不一、诗作水准有别，然均有佳诗遗世。诗脉一直延续至今，令人惊奇不已。
除诗歌传家之外，重书法、留下不少书法精品并为当时和后世所宝，也是寿阳祁氏值得一提的文化遗产。祁韵士编有《书史辑要》六卷，祁藻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祁世长也有擅书之名，并著有《翰林书法要诀》。
笔者曾见后人整理印行、流传于清末民初的《祁藻字帖》一册，以及收录了其几种书体作品的小册子《祁藻墨迹选》，虽系零篇散字，难窥全貌，然其丹道之精、法书之美，已足显高妙，令人爱不释手。在诸体之中，祁藻最善行、楷。其楷书结体和运笔，出于颜、柳之间，造型极为端庄，复参以山谷之韵，筋骨具备、遒劲潇洒而又兼涵松雪之圆润，真是精美绝伦、妙不可言。人谓“大书深刻之绝谐”，可谓知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