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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说起时间，多么遥远能够算得上悠远？
我小的时候，打日本的年代我就感到那就是很悠远很悠远的年份了，其实那仅仅距离当时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而我现在所要说的是距今六十年的事情，这对于八零后九零后们可以算得上“悠远”了吧？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让旧的一切——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存在——迅速地淘汰，然而那些正在走向消失的存留，我们这些有闲暇时间的老人应当用回忆录或其他的方式记录下来成为大历史的一个个小的侧面。
当诉说这些往事的文字夹带着岁月的尘埃连缀成连续的场景时，我油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人们总是容易感到人的身躯在浩瀚的宇宙空间的渺小，而更加应当令人痛感的是，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人的一生甚至不能被称为一瞬。在跟松奇兄的交流中我体会到了他设立《话说当年》的初衷：给年轻人多留下一些教科书以外的文化轨迹，这样真的可以让后生们的思想更开阔一些，文化底蕴更厚重一些，综合素质更丰满一些。在他的鼓励下，就有了以下这些文字，——其实在下笔以前我还真没想到心底下能有这么多的话要对年轻人来说，原先以为寥寥几千字就差不多了。不少年轻人也想知道社会开始巨大现代化变迁以前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所包含、所衬映出的文化信息，是在与韩晓宇、张宸等年轻人聊天时感觉了解到的。
报考小学
我记事较早，零碎的记忆开始于四岁以前，而比较完整的大段记忆是我报考小学这段往事。
现在报考小学好复杂，考生只能在父母户口所在地由政府分配的小学报考，而且，有的地方还要考察学童的父母在这个学区的居住年限，——你要是去年刚刚买的这里的房子，要等至少三年以后才能送你的孩子到本学区的学校去读书，而我当年考学的经历就特别简单。
1952年夏天，我和一群发小正在大院里玩耍，有个大我两岁的孩子叫孙永久的拉着我叫我去报考万慈小学，他是刚刚考上那座学校的。我半信半疑，就跟着他去了。懵懵懂懂，我跟着他就到了万慈小学，这个小学离我家不远，过了两个路口也就两三百米就到了。记得一走进校门，一排桌子后面坐着的两位老师接待了我们，很亲切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姓名，年龄，住哪里……，然后让我把这些回答都写下来，最后还出几道算数题，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盘盘小菜，我姐姐早就教会我了。最后，一位老师对我说我被录取了，我就高高兴兴地拿着这张录取我上学的纸条回了家。
我不记得爸妈和姐姐们都分别是什么态度，只记得他们意见不一致，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最后大概是我爸爸说了算，决定不去了，理由是我还小，刚刚五岁半，学校也不是离我家最近的。而且那个万慈小学不是一座“正规”的小学，它是教会小学，学费也比正规的小学略高一点。这个小学后来改名叫“归绥道小学”，再后来叫“包头道小学”，大约十年前我路过时看到它还是当年的老样子。现在已经改建为一个慈善机构的办公大楼了。
两年后，1954年，我满七岁了，那年夏天我再次去报考，这次报考的是离我家最近的“一区中心小学”，由于那天下雨，我姐姐陪着我一起去的。这次报考的过程和考题我反而没有了记忆，也可能是因为人太多，好像只走了过场就通过了。这个学校可不一般，大概全中国五十多万座正规建制的现代意义上的小学中没有比它建校更早的，它建于1901年，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于1920年至1926年曾经就读这个学校。现在学校的校名几经变更改成天津市万全小学，虽然现在它的教学楼体态大了很多，但是原来那座日式建筑的时代厚重感已经没有了。
严厉的蔡老师
九月一日开学了，第一节课印象很深，班主任蔡老师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型妇女，一口很标准的北京话，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长得不是很漂亮，不说话的时候牙齿也露在外边。
但是很快同学们都吃惊地发现，她一着急就打人，当然她打的都是不听她话的淘气包，而且打之前不给任何警告，抬手就打。全班同学都怕她，因此我们班的纪律特别地好。后来我发现她不光打那些淘气包，对不完成家庭作业的、回答问题很差的，她也打。一次最清晰的记忆是打一个名叫赵永平的同学，他个子比我稍矮，坐在我的正前面，我看得清清楚楚，忘了是什么原因蔡老师竟然用藤制作的教鞭打他的头，赵永平用右手一护，手背上立马被打出了血，赵永平大哭了起来。
此事后的几天，《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蔡玉瑛的教学法必须改正。”
原来，赵永平的妈妈是天津日报的记者。我们班的同学这个时候才知道蔡老师的名字。从那时候开始，蔡老师就不敢打学生了，我们全班同学都暗自感谢赵永平的妈妈。全班接近50个同学，大概有10个被她打过，还都是男生。我是她喜欢的学生，当然没有被她打过，不过我也很怕蔡老师，但是现在想起来那种怕是一种敬畏之心。在我看来，蔡老师的能耐真大，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连画画都很棒。二年级开始时图画课没有美术老师，蔡老师就教我们画画。最让我得意的一件事就发生在她的美术课上。
头一天，蔡老师叫我们每个同学带一个苹果来，说是上美术课要用。有同学没有带，只能是同桌两个同学画同一个苹果了。我和同桌周霭光带的苹果又大又红，自己画自己的。我画得很让蔡老师喜欢，蔡老师就让我把我的作品放到老师的教桌上，让全班同学依次走上前去排隊一一观摩。我画画技能是有“根基”的，从打记事时起，平时只要发现有空白的包装纸和其他废纸，我就用来画一些英雄人物关羽赵云之类的，随便什么静物以及花鸟等等，画苹果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鸣谢：本文配图为天津摄影家马兰女士作品）
（未完待续）
我小的时候，打日本的年代我就感到那就是很悠远很悠远的年份了，其实那仅仅距离当时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而我现在所要说的是距今六十年的事情，这对于八零后九零后们可以算得上“悠远”了吧？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让旧的一切——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存在——迅速地淘汰，然而那些正在走向消失的存留，我们这些有闲暇时间的老人应当用回忆录或其他的方式记录下来成为大历史的一个个小的侧面。
当诉说这些往事的文字夹带着岁月的尘埃连缀成连续的场景时，我油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人们总是容易感到人的身躯在浩瀚的宇宙空间的渺小，而更加应当令人痛感的是，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人的一生甚至不能被称为一瞬。在跟松奇兄的交流中我体会到了他设立《话说当年》的初衷：给年轻人多留下一些教科书以外的文化轨迹，这样真的可以让后生们的思想更开阔一些，文化底蕴更厚重一些，综合素质更丰满一些。在他的鼓励下，就有了以下这些文字，——其实在下笔以前我还真没想到心底下能有这么多的话要对年轻人来说，原先以为寥寥几千字就差不多了。不少年轻人也想知道社会开始巨大现代化变迁以前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所包含、所衬映出的文化信息，是在与韩晓宇、张宸等年轻人聊天时感觉了解到的。
报考小学
我记事较早，零碎的记忆开始于四岁以前，而比较完整的大段记忆是我报考小学这段往事。
现在报考小学好复杂，考生只能在父母户口所在地由政府分配的小学报考，而且，有的地方还要考察学童的父母在这个学区的居住年限，——你要是去年刚刚买的这里的房子，要等至少三年以后才能送你的孩子到本学区的学校去读书，而我当年考学的经历就特别简单。
1952年夏天，我和一群发小正在大院里玩耍，有个大我两岁的孩子叫孙永久的拉着我叫我去报考万慈小学，他是刚刚考上那座学校的。我半信半疑，就跟着他去了。懵懵懂懂，我跟着他就到了万慈小学，这个小学离我家不远，过了两个路口也就两三百米就到了。记得一走进校门，一排桌子后面坐着的两位老师接待了我们，很亲切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姓名，年龄，住哪里……，然后让我把这些回答都写下来，最后还出几道算数题，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盘盘小菜，我姐姐早就教会我了。最后，一位老师对我说我被录取了，我就高高兴兴地拿着这张录取我上学的纸条回了家。
我不记得爸妈和姐姐们都分别是什么态度，只记得他们意见不一致，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最后大概是我爸爸说了算，决定不去了，理由是我还小，刚刚五岁半，学校也不是离我家最近的。而且那个万慈小学不是一座“正规”的小学，它是教会小学，学费也比正规的小学略高一点。这个小学后来改名叫“归绥道小学”，再后来叫“包头道小学”，大约十年前我路过时看到它还是当年的老样子。现在已经改建为一个慈善机构的办公大楼了。
两年后，1954年，我满七岁了，那年夏天我再次去报考，这次报考的是离我家最近的“一区中心小学”，由于那天下雨，我姐姐陪着我一起去的。这次报考的过程和考题我反而没有了记忆，也可能是因为人太多，好像只走了过场就通过了。这个学校可不一般，大概全中国五十多万座正规建制的现代意义上的小学中没有比它建校更早的，它建于1901年，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于1920年至1926年曾经就读这个学校。现在学校的校名几经变更改成天津市万全小学，虽然现在它的教学楼体态大了很多，但是原来那座日式建筑的时代厚重感已经没有了。
严厉的蔡老师
九月一日开学了，第一节课印象很深，班主任蔡老师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型妇女，一口很标准的北京话，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长得不是很漂亮，不说话的时候牙齿也露在外边。
但是很快同学们都吃惊地发现，她一着急就打人，当然她打的都是不听她话的淘气包，而且打之前不给任何警告，抬手就打。全班同学都怕她，因此我们班的纪律特别地好。后来我发现她不光打那些淘气包，对不完成家庭作业的、回答问题很差的，她也打。一次最清晰的记忆是打一个名叫赵永平的同学，他个子比我稍矮，坐在我的正前面，我看得清清楚楚，忘了是什么原因蔡老师竟然用藤制作的教鞭打他的头，赵永平用右手一护，手背上立马被打出了血，赵永平大哭了起来。
此事后的几天，《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蔡玉瑛的教学法必须改正。”
原来，赵永平的妈妈是天津日报的记者。我们班的同学这个时候才知道蔡老师的名字。从那时候开始，蔡老师就不敢打学生了，我们全班同学都暗自感谢赵永平的妈妈。全班接近50个同学，大概有10个被她打过，还都是男生。我是她喜欢的学生，当然没有被她打过，不过我也很怕蔡老师，但是现在想起来那种怕是一种敬畏之心。在我看来，蔡老师的能耐真大，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连画画都很棒。二年级开始时图画课没有美术老师，蔡老师就教我们画画。最让我得意的一件事就发生在她的美术课上。
头一天，蔡老师叫我们每个同学带一个苹果来，说是上美术课要用。有同学没有带，只能是同桌两个同学画同一个苹果了。我和同桌周霭光带的苹果又大又红，自己画自己的。我画得很让蔡老师喜欢，蔡老师就让我把我的作品放到老师的教桌上，让全班同学依次走上前去排隊一一观摩。我画画技能是有“根基”的，从打记事时起，平时只要发现有空白的包装纸和其他废纸，我就用来画一些英雄人物关羽赵云之类的，随便什么静物以及花鸟等等，画苹果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鸣谢：本文配图为天津摄影家马兰女士作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