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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由不同因素造成，因此，在认识上应该将两者分开；而在应对政策上，要特别防止采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潜在增长率难以超越，但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提高。
长短期之变
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影响着经济增长。长期看，经济增长受供给方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和实际增长率均达到很高水平。
据估算，我国潜在增长率1978年-1994年为10.4%，1995年-2009年为9.8%。这两个时期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1%和9.9%。其中，贡献因素71%来自于资本形成，8%为劳动力增长，4%为人力资本积累，7%为人口抚养比下降，10%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然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以此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将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
与此同时，从短期需求方面来看，欧债危机抑制了欧洲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美国的经济也没有恢复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同样受限。尽管美国出台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此轮政策的时滞效应恐怕未必会使美国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大幅上涨。由此来看，出口对目前的增长放缓的确有一定影响。
但估算表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虽然受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周期性地分别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但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潜在增长率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由需求不足导致的，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
例如1990年，日本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但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北辙，陷入“失去的20年”。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中。固然，产业政策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区域政策旨在促进平衡发展，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必然包含刺激需求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手段。
但是，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必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在这类发展政策的引导下，地方竞争驱使各地为了追求增长速度，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定。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欲速而不达”。
首先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人为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并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其次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出的产能过剩。外在于市场力量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结果。
第三是造成不恰当的保护。对于经营不善从而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给予补贴等各种优惠，乃至政府进行直接干预防止其倒闭，总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做出的，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伤害竞争机制，造就“僵尸企业”。
下一步改革
然而，潜在增长率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挖掘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允许经济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对我国来说，可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下列相关改革应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加快城镇化固然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增加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或超过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建造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
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进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这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不应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改革对于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长短期之变
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影响着经济增长。长期看，经济增长受供给方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和实际增长率均达到很高水平。
据估算，我国潜在增长率1978年-1994年为10.4%，1995年-2009年为9.8%。这两个时期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1%和9.9%。其中，贡献因素71%来自于资本形成，8%为劳动力增长，4%为人力资本积累，7%为人口抚养比下降，10%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然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以此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将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
与此同时，从短期需求方面来看，欧债危机抑制了欧洲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美国的经济也没有恢复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同样受限。尽管美国出台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此轮政策的时滞效应恐怕未必会使美国对中国产品的短期需求大幅上涨。由此来看，出口对目前的增长放缓的确有一定影响。
但估算表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虽然受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周期性地分别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但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潜在增长率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由需求不足导致的，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
例如1990年，日本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但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北辙，陷入“失去的20年”。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中。固然，产业政策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区域政策旨在促进平衡发展，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必然包含刺激需求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手段。
但是，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必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在这类发展政策的引导下，地方竞争驱使各地为了追求增长速度，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定。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欲速而不达”。
首先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人为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并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其次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出的产能过剩。外在于市场力量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结果。
第三是造成不恰当的保护。对于经营不善从而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给予补贴等各种优惠，乃至政府进行直接干预防止其倒闭，总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做出的，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伤害竞争机制，造就“僵尸企业”。
下一步改革
然而，潜在增长率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挖掘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允许经济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对我国来说，可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下列相关改革应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加快城镇化固然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增加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或超过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建造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
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进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这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不应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改革对于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