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冯友兰（1895～1990）生在甲午战争的后一年，卒于“文革”结束以后14年，改革开放以后10年。他一生经历了满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政权，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
他亲历了清末的腐败、民初的军阀割据、三四十年代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一个极端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渐渐地走向市场经济。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他的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也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贱、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
以气节论人是残酷的
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大多感到错愕、惋惜和不齿。早期的批评可以张君劢1950年8月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不寄信- - -责冯芝生》为代表。他将冯友兰比为五代时的冯道，在看了冯友兰1950年发表的《学习与错误》一文之后，张君劢“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接着，张君劢严厉地责备道：
足下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为英魂，奈何将自己前说一朝推翻，而向人认罪，徒见足下之著书立说之一无自信，一无真知灼见，自信不真而欲以之信人，则足下昔日之所为，不免于欺世，今日翻然服从马氏、列氏之说，其所以自信信人者又安在耶？……足下竟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
大陆学者对冯友兰的批评则集中在“批林批孔”时期，冯氏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的那段岁月。这样的批评，可以王永江、陈启伟197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评梁效某顾问》为代表。在文中，除指出冯友兰对江青谄媚逢迎的丑态之外，并说明过去冯曾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
最后则奉劝冯友兰：“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87年，已故华裔美籍学者傅伟勋，在台湾《当代》杂志发表《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一文，也是对冯氏在1949年之后未能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而深致惋惜与责备：
冯氏把握不住生命的学问的结果，终于随波逐流，造成了三十多年来学术与现实双层生命的坎坷萎缩，更令我感到，他是欠缺真实本然（true and authentic）的哲学家性格的悲剧人物。
类似对冯友兰的批评文章散见各处，其结论大抵不出“无耻逢迎”。我在此丝毫无意为冯友兰许多令人齿冷的作为作任何辩护，我只想指出一点：即在论人时过分的“气节挂帅”，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挂帅”。
我在《胡适与冯友兰》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气节，绝大部分也只能表现在对当道的态度上。过分从这一点上来寓褒贬，不知不觉之中，是把学术当成了政治的附庸。一个学者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多高，只要一旦在政治上有了妥协，此人即不足论，这不正是‘以人废言’的老规矩吗？”
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时代的极左政治在作开脱。在义正辞严地批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耻”的时候，若对他们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有些认识，那么，对像冯友兰这样在学术上有过几度变迁的学者，就会多了一些“同情的了解”。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若依旧以气节求全知识分子，实无异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来义正辞严，骨子里却充满着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残酷！这种要人做烈士的正义批评也正是戴东原所说的“以理杀人”，“五四”时期所极欲打倒的“吃人的礼教”。
我们在批评冯友兰无耻的时候，不妨设身处地地想想，我若身处在那样没有不说话自由的环境里，我可有能力和胆识不随波逐流，保持住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样设身处地一想，就能了然“易地则皆然”的简单道理了。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允许一个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
“莫当寻常著述看”
我看冯友兰一些检讨、认错和忏悔的文字，往往是随着政治风向，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冯友兰1962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题词》，其中有“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句），觉今是而昨非。每次都写得如此诚恳，如此深情。初看或不免觉得有种可惨的无耻，但多看几回，就不难看出它的可笑。人的思想哪有可能是如此轻易就“脱胎换骨”的？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时表明：“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是冯友兰在1949年之后，把写中国哲学史作为一种“游戏”和“工具”的第一次尝试。
毛显然洞悉冯的用心，在回函中要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换句话说，毛对冯的急于皈依马列是有些怀疑的，这是毛的高明处。“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对冯友兰来说，则是一句切中要害的告诫。
冯友兰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采取老实态度”，相反，他“哗众取宠”，急于求功。在196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试行本）第一册。1980年，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有下面的一段检讨：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从这段相当“老实”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友兰在思想上的改变，实无任何冲突、矛盾、挣扎之可言。它的改变轻易和随便到了谈不到任何意义，因此，也就谈不到什么改变了。
冯友兰1980年这样的忏悔，曲折地为自己当年的多变和善变作了一些辩护。他一再要说明的无非是，那些文字全是应景敷衍之作，并不曾花过多少心思，当然，也就不代表他的思想了。后世读者又何须大惊小怪呢？
1959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到人民公社，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说人民公社好。杜勒斯说：人民公社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凡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为是的，帝国主义国家必以为非。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受到帝国主义的诬蔑和诽谤，那就证明我们做的对了。
我之所以引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内容荒唐，而且逻辑错乱。一个精于逻辑分析的冯友兰，竟说出如此不通的话来，他岂能不知。
最后的一击
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谄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
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慧。诚如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一文中所说：“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在这“三不”之中，体现了冯友兰顽强的生命力与创作力。
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十年（1980～1990），是精彩重要而又多产的一段岁月，也是他结束30年“检讨”之后，开始写“检讨的检讨”，他在90岁高龄出版《三松堂自序》，这是他的回忆录。对自己1949年之后的升沉坎坷，有比较诚恳的反思和剖析，读来亲切有味。
冯友兰就死之前的力作则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
在《自序》中，冯友兰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书成九年之后（1999），更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这比起王船山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冯友兰究竟发了什么议论，让他有“吾其为王船山矣”的悲怀呢？细读全书，我们可以从孙中山、陈独秀和毛泽东三章之中，看出端倪。
冯友兰称孙中山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可见他是充分肯定孙中山的思想和贡献的。冯友兰巧妙地借着孙中山之口，说明何以“阶级斗争”并不适用于中国。
在陈独秀一节中，他引了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伟大人物”的空幻和有限：
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
在这一节的结论中，冯友兰更清楚地指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是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而“一些教条主义者，患左倾幼稚病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者”却以为不但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可以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了，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冯友兰在第七十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篇首指出：
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冯友兰将毛泽东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发展的内容则是由“科学的”，转入“空想的”，而归结于“荒谬的”毛泽东在第二个阶段所犯最大的错误，照冯友兰的说法，是由“对症下药”渐渐转变成了“对药害病”。
第三个阶段的主要错误则是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从1949～1979年这30年之间，冯友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既“没有出现由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展，也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有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呢？这种空幻的妄想和唯物史观是互相矛盾的。
社会的发展只能以实际来决定理论，而不能强求实际以符合理论。
这一章可以一洗冯友兰在“批林批孔”时期的丑态和媚骨，也可以看出他就死之前，发愤著书的“志”与“感”。行将就木，其言也善，其情也哀。
冯友兰在就死之前，经历了又一次的“脱胎换骨”。
“骨气”和“学术独立”
论晚近中国学人，“骨气”往往成了一个测试要项。这一现象在海外华人评论国内人物时尤其显得突出，骨气有时成了唯一标准。
梁漱溟与冯友兰是代表这一现象的两个显例。梁漱溟以“硬骨”名，而冯友兰则以“软骨”名。梁漱溟最为人所称道的既不是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不是他的乡村建设，而是他和毛泽东的一次冲突。1953年9月16日到18日，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梁有过一次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则在“九地之下”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说他“反动透顶”。
自从这一骂之后，梁漱溟硬骨之名，迅速传遍海内外。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的英文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传中，就是以梁与毛的这次冲突，作为全传戏剧性的开始。
1990年，由陆铿、梁钦东主编的《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更以《中国的脊梁》作为文集的书名。周策纵在序中指出：“历史上有些人往往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变得千古知名，甚至掩没了他们一生别的重要言行。”说的就是梁漱溟与毛的这次冲突。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冯友兰是个集大成的学者。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立刻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5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教授将冯著翻译成英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冯著几乎已成了海内外中国哲学史的定本，建立了冯氏在这一界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1949年之后，由于冯友兰在政治上的妥协、靠拢和跟进，冯氏成了一个海内外交责的人物。论者所乐道的，不是他在学术上的建树，而是那几首谄媚毛泽东的诗和不少自辱式的自我检讨。
从梁漱溟和冯友兰这两个例子来看，在中国，一个人的骨气往往比他的学术更能决定他的身后名。
今天我们论冯友兰，与其把他的多变和善变归咎到他的骨气上，不如说那是一个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的时代。我们希望这样的时代能尽快地过去，学术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不需要以身相殉，才能获致- - -而是法律保护之下每个人起码的人权。
他亲历了清末的腐败、民初的军阀割据、三四十年代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一个极端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渐渐地走向市场经济。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他的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也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贱、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
以气节论人是残酷的
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大多感到错愕、惋惜和不齿。早期的批评可以张君劢1950年8月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不寄信- - -责冯芝生》为代表。他将冯友兰比为五代时的冯道，在看了冯友兰1950年发表的《学习与错误》一文之后，张君劢“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接着，张君劢严厉地责备道：
足下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为英魂，奈何将自己前说一朝推翻，而向人认罪，徒见足下之著书立说之一无自信，一无真知灼见，自信不真而欲以之信人，则足下昔日之所为，不免于欺世，今日翻然服从马氏、列氏之说，其所以自信信人者又安在耶？……足下竟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
大陆学者对冯友兰的批评则集中在“批林批孔”时期，冯氏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的那段岁月。这样的批评，可以王永江、陈启伟197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评梁效某顾问》为代表。在文中，除指出冯友兰对江青谄媚逢迎的丑态之外，并说明过去冯曾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
最后则奉劝冯友兰：“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87年，已故华裔美籍学者傅伟勋，在台湾《当代》杂志发表《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一文，也是对冯氏在1949年之后未能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而深致惋惜与责备：
冯氏把握不住生命的学问的结果，终于随波逐流，造成了三十多年来学术与现实双层生命的坎坷萎缩，更令我感到，他是欠缺真实本然（true and authentic）的哲学家性格的悲剧人物。
类似对冯友兰的批评文章散见各处，其结论大抵不出“无耻逢迎”。我在此丝毫无意为冯友兰许多令人齿冷的作为作任何辩护，我只想指出一点：即在论人时过分的“气节挂帅”，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挂帅”。
我在《胡适与冯友兰》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气节，绝大部分也只能表现在对当道的态度上。过分从这一点上来寓褒贬，不知不觉之中，是把学术当成了政治的附庸。一个学者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多高，只要一旦在政治上有了妥协，此人即不足论，这不正是‘以人废言’的老规矩吗？”
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时代的极左政治在作开脱。在义正辞严地批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耻”的时候，若对他们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有些认识，那么，对像冯友兰这样在学术上有过几度变迁的学者，就会多了一些“同情的了解”。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若依旧以气节求全知识分子，实无异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来义正辞严，骨子里却充满着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残酷！这种要人做烈士的正义批评也正是戴东原所说的“以理杀人”，“五四”时期所极欲打倒的“吃人的礼教”。
我们在批评冯友兰无耻的时候，不妨设身处地地想想，我若身处在那样没有不说话自由的环境里，我可有能力和胆识不随波逐流，保持住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样设身处地一想，就能了然“易地则皆然”的简单道理了。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允许一个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
“莫当寻常著述看”
我看冯友兰一些检讨、认错和忏悔的文字，往往是随着政治风向，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冯友兰1962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题词》，其中有“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句），觉今是而昨非。每次都写得如此诚恳，如此深情。初看或不免觉得有种可惨的无耻，但多看几回，就不难看出它的可笑。人的思想哪有可能是如此轻易就“脱胎换骨”的？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时表明：“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是冯友兰在1949年之后，把写中国哲学史作为一种“游戏”和“工具”的第一次尝试。
毛显然洞悉冯的用心，在回函中要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换句话说，毛对冯的急于皈依马列是有些怀疑的，这是毛的高明处。“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对冯友兰来说，则是一句切中要害的告诫。
冯友兰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采取老实态度”，相反，他“哗众取宠”，急于求功。在196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试行本）第一册。1980年，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有下面的一段检讨：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从这段相当“老实”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友兰在思想上的改变，实无任何冲突、矛盾、挣扎之可言。它的改变轻易和随便到了谈不到任何意义，因此，也就谈不到什么改变了。
冯友兰1980年这样的忏悔，曲折地为自己当年的多变和善变作了一些辩护。他一再要说明的无非是，那些文字全是应景敷衍之作，并不曾花过多少心思，当然，也就不代表他的思想了。后世读者又何须大惊小怪呢？
1959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到人民公社，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说人民公社好。杜勒斯说：人民公社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凡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为是的，帝国主义国家必以为非。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受到帝国主义的诬蔑和诽谤，那就证明我们做的对了。
我之所以引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内容荒唐，而且逻辑错乱。一个精于逻辑分析的冯友兰，竟说出如此不通的话来，他岂能不知。
最后的一击
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谄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
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慧。诚如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一文中所说：“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在这“三不”之中，体现了冯友兰顽强的生命力与创作力。
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十年（1980～1990），是精彩重要而又多产的一段岁月，也是他结束30年“检讨”之后，开始写“检讨的检讨”，他在90岁高龄出版《三松堂自序》，这是他的回忆录。对自己1949年之后的升沉坎坷，有比较诚恳的反思和剖析，读来亲切有味。
冯友兰就死之前的力作则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
在《自序》中，冯友兰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书成九年之后（1999），更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这比起王船山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冯友兰究竟发了什么议论，让他有“吾其为王船山矣”的悲怀呢？细读全书，我们可以从孙中山、陈独秀和毛泽东三章之中，看出端倪。
冯友兰称孙中山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可见他是充分肯定孙中山的思想和贡献的。冯友兰巧妙地借着孙中山之口，说明何以“阶级斗争”并不适用于中国。
在陈独秀一节中，他引了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伟大人物”的空幻和有限：
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
在这一节的结论中，冯友兰更清楚地指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是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而“一些教条主义者，患左倾幼稚病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者”却以为不但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可以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了，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冯友兰在第七十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篇首指出：
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冯友兰将毛泽东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发展的内容则是由“科学的”，转入“空想的”，而归结于“荒谬的”毛泽东在第二个阶段所犯最大的错误，照冯友兰的说法，是由“对症下药”渐渐转变成了“对药害病”。
第三个阶段的主要错误则是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从1949～1979年这30年之间，冯友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既“没有出现由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展，也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有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呢？这种空幻的妄想和唯物史观是互相矛盾的。
社会的发展只能以实际来决定理论，而不能强求实际以符合理论。
这一章可以一洗冯友兰在“批林批孔”时期的丑态和媚骨，也可以看出他就死之前，发愤著书的“志”与“感”。行将就木，其言也善，其情也哀。
冯友兰在就死之前，经历了又一次的“脱胎换骨”。
“骨气”和“学术独立”
论晚近中国学人，“骨气”往往成了一个测试要项。这一现象在海外华人评论国内人物时尤其显得突出，骨气有时成了唯一标准。
梁漱溟与冯友兰是代表这一现象的两个显例。梁漱溟以“硬骨”名，而冯友兰则以“软骨”名。梁漱溟最为人所称道的既不是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不是他的乡村建设，而是他和毛泽东的一次冲突。1953年9月16日到18日，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梁有过一次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则在“九地之下”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说他“反动透顶”。
自从这一骂之后，梁漱溟硬骨之名，迅速传遍海内外。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的英文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传中，就是以梁与毛的这次冲突，作为全传戏剧性的开始。
1990年，由陆铿、梁钦东主编的《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更以《中国的脊梁》作为文集的书名。周策纵在序中指出：“历史上有些人往往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变得千古知名，甚至掩没了他们一生别的重要言行。”说的就是梁漱溟与毛的这次冲突。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冯友兰是个集大成的学者。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立刻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5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教授将冯著翻译成英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冯著几乎已成了海内外中国哲学史的定本，建立了冯氏在这一界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1949年之后，由于冯友兰在政治上的妥协、靠拢和跟进，冯氏成了一个海内外交责的人物。论者所乐道的，不是他在学术上的建树，而是那几首谄媚毛泽东的诗和不少自辱式的自我检讨。
从梁漱溟和冯友兰这两个例子来看，在中国，一个人的骨气往往比他的学术更能决定他的身后名。
今天我们论冯友兰，与其把他的多变和善变归咎到他的骨气上，不如说那是一个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的时代。我们希望这样的时代能尽快地过去，学术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不需要以身相殉，才能获致- - -而是法律保护之下每个人起码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