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十多年，列生已从一个在校大学生读到博士后出站，并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成就。
　　读他那由博士论文形成的书，我完全赞同他的博士生导师胡经之教授的评价：“拓展了研究视野”，“不乏精辟之见”。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谈到，各民族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发展到互相往来、互相依赖以后，“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对于世界文学的形成，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集合论”，一是“聚焦论”。列生认为前者抹煞了地域文化递变的不平衡性，后者割断了现代与古代的历史因沿关系，因而都不太可取。列生提出了他的“辐射论”。“辐射论”的基本观点是：民族文学应凭靠其发射性的影响而自然地成为世界文学。发射性影响要通过公平竞争去扩大，而不应是文学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异域占领。公平竞争又还应有客观的公正的原则。
　　他认为，由于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因此，世界性文学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从不自觉到自觉而已。由于民族生存状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文学就必然随之不断发展变化，世界文学也就会随之不断发展变化。世界文学格局是多元力点构成的，随着民族文学辐射力度与发散性强弱的变化，世界文学的中心会不断变换，而非一成不变。因此，所谓世界文学永远的欧洲中心论，是狂妄加无知。文学的辐射力，一是取决于它对世界的思想影响，二是取决于其文学个性与文学智慧能否使其他民族引为参照并汲取；三是取决于它能否代表世界讲话，讲出世界人民的心声。三点之中，第三点显然特别重要。
　　中国文学在19世纪后半叶才滋生出成为世界文学的欲望。但由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以后，一直是被动接受，又选择盲目，因而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成为异域文学表达方式的中国角色转换。中国作家长期淹没于五花八门的异域精神思潮中。70年代末期，重凝世界文学情结。但是，如果说，“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对异域文学是弟弟学哥哥，那么，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和异域文学就如同祖父一辈的人跟孙子一辈的人在赛跑了。中国文学还由于压抑太久，一朝爆发，不免演出一些喜剧和闹剧。
　　当下的中国文学应如何走向世界文学呢？列生认为，结论应是：走自己的路，张扬民族文学精神，发扬民族文学的个体性，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寻求力点位置，抛弃或以苏俄传统、或以德法传统、英美传统来救中国文学的企图，重塑民族文学流畅的绵延与优美的弹性，在世界文学的话语氛围中，作出中国式的独特言说，以其辐射的强力，使世界不得不倾听中国文学别具诱惑力的声音，从而使中国文学真正具有世界的影响，以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显要地位。
　　他进一步较详细地谈到，民族文学是通过自然生存阶段、民族交往阶段、人类危机阶段，通过隐性同在，显性粘接，叠合性重构而进入世界文学格局的。边缘民族文学不能靠模仿而应靠创新进入世界文学格局。他认为，各民族文学应各有其“内聚”与“外纳”的清醒主张与能力，超越各民族的“自律”和对异民族的“他律”，而遵从全人类的“共律”，以各民族的“内倾性结构”与“外倾性整合”的态势，形成世界文学的叠合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以自己的优势，取得自己的“分工位置”。他最后表示，民族文学要想进入共律性的世界文学叠合结构，最为重要的是要在“话题”上有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
　　可以说，这些观点是我完全认同并十分赞赏的，尽管我将伴同列生一道得罪不少新时期文学的作者。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民族文学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叠合结构，并占有一个较大较引人注目的“分工位置”，从而有世界性的巨大影响，“话题”必须是全世界人民所密切关注的。这种“话题”，在我看来，首先当是：全世界各民族如何才能和平地、可持续地、普遍而全面地发展，从而实现既非两极分化又非绝对平均化地共同富裕与幸福，以及为此理想而奋斗的人们的经历、遭际与命运。不知列生以为然否？不知读者们以为然否？
　　《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9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