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康志刚，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芙蓉》《长江文艺》等发表小说及散文200万字，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收入年度选本。曾连续两届获河北文艺振兴奖，多次获河北省作协优秀作品奖、《雨花》杂志优秀小说奖等奖项。
说起我与《当代人》的缘分，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1980年。我当时在邢台沙河县武警中队服役，因为喜爱文学，这年夏天，破季订了几份文学刊物。其中，就有从这年第7期开始恢复“文革”前刊名的《河北文学》（原名《河北文艺》）。
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这本刊物时的那种新奇与激动。从此，一个斑斓多彩的文学天地向我打开。我知道了中国文坛有两个流派，一个是以孙犁为代表的我们河北的“荷花淀派”；另一个，就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的“山药蛋派”；还有幸在上面欣赏到了河北一大批新老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品，至今都没有忘记。而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的习作能在上面发表。
1986年，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风从园外吹来》在贾大山老师精心指导下反复修改，由他和袁学骏老师推荐，使我发表作品的梦想变为现实。只是，当时《河北文学》已改名《小荷》，成为《文论报》副刊。这是我在省级报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由此结识了我的责任编辑窦卫华老师。记得在发排前，他往正定文化馆给我打电话，让我速去编辑部改动几个地方。电话中，他那一口纯正的沧州话，至今犹回响耳边，当时在我听来，那无疑是世上最好听的方言。
不久，《小荷》又恢复成《河北文学》，我陆续在上面发表了《燕儿滩》《血色正午》《林中小屋》等短篇小说，都是窦卫华老师编发的。窦老师性格耿直，工作严谨，对文学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让我肃然起敬。正是《河北文学》，给了我写作的自信与勇气。
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走进了这所河北文学的最高殿堂。
1991年，编辑部需要一个既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又有些编辑经验的年轻作者协助工作，窦卫华老师向王洪涛主编推荐了我。当时赵立山老师是编辑部主任，具体负责编务工作。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他和何玉茹老师从省会冒着酷暑，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正定。他俩先去了大山老师家征求意见。大山老师当时担任正定县文化局长，我是在地区报刊发表了几篇小说习作后，被他从正定电子元件厂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的，编《正定文艺》的同时，也进行创作。这样一个好机会，大山老师自然大力支持。于是，赵老师和何老师来县文化馆和我商谈。能到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省级文学刊物协助工作，对我这样一位基层作者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呢。
来到《河北文学》编辑部后，我既是通联，又是小说编辑。这时，我才明白一个文学新人的发现和一篇作品的问世，其中包含着编辑多少心血与汗水。那时还没电脑，稿子都是手写，编辑不但要看大量的自然来稿，对编发的稿件还要经过三次认真校对。为保证质量，编辑部聘请了一位外校，据说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资深老编辑。每一期的三校，主编审定后都要连同外校一同交给我们。外校老师的水平非常厉害，每每看到自己漏校的地方，都不由得脸上发烧。但拿到外校时，也有几分好奇与兴奋，因为这也是我一个学习和提高的好机会。当时编辑部有一套严格的编审制度，根据漏校的多少，扣发当月的编辑费。当然，编辑费多少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提高了我对文字的把握以及编辑水平。
那时国门刚打开，中国文坛迎来空前的繁荣。闲暇时，大家在一起谈论新流派、新思潮，以及当红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让我这个文学新人受益匪浅。论年龄，我最小，论学识和水平，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在这块文学的天地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贪婪地吸收文学的营养。身处这种浓厚的文学氛围中，加上各位老师的热心扶持，我的创作也有了明显进步，写出了短篇小说《枯井》《醉酒》和《天文现象》等，不但上了《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还获得了河北文艺振兴奖等奖项。其中那篇《枯井》，发表时还配发了大山老师的短评。后来，封秋昌老师看了我的全部作品，为我写了一篇近万字的评论，有肯定，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封老师是我非常仰慕的著名评论家，他的鼓励，更增添了我在文学之路艰难攀登的勇气与动力。
几年后，《河北文学》又更名《当代人》，朱宝柱老师担任主编，他给我办了聘任手续，工作也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兼任通联，成为一名正式编辑。一天下午，我特意去大山老师家里告知他这一喜讯。大山老师非常高兴，当即给朱老师打电话表示感谢。
此外，因为编发了湖南著名作家聂鑫森老师的短篇小说《名角泡澡》，我还获得了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非常珍惜这一殊荣，和我的小说获奖一样高兴。
还有让我感到荣幸的，就是为大山老师当责编。
当时，每个编辑都有组名家稿件的任务，因为和大山老师的特殊关系，朱老师把向他组稿的任务交给我。我当时住在正定，星期天时常去大山老师家。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公务再忙也要帮我完成组稿任务。每次编发他的小说，他都让我给他送份校样，他说，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后容易看出毛病，他愿意在校样上再作修改。1995年秋，大山老师不幸患食道癌，手术后我陪同朱宝柱、刘美秀、赵立山几位老师去家中探望他。
大山老师是1997年2月去世的，《当代人》编辑部顿时沉浸在一种悲痛的气氛之中。朱宝柱主编特意在第5期辟出版面，加编者按编发了纪念小辑。主持那期刊物的副主编谭湘老师还约我写了一篇怀念文章，连同大山老师的几篇遗作一同刊出。
在第二年的《当代人》第7期，我非常荣幸地编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那篇感动亿万国人的《忆大山》。十多年后的2014年，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贴发了这篇悼念文章，被《光明日报》转载，一时洛阳纸贵，当年刊载那篇文章的《当代人》杂志，被人争相寻觅。自此，大山老师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楷模。
当年，我到《当代人》工作时才二十多岁，十多年的青春年华，是和这本刊物一同度过的，我在这里成长并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两鬓染霜，年过半百；岁月无情，但我对《当代人》的感情，却历久弥新，成为我久存心间的一份难忘的情愫。鲁守平、褚大伟、孙建新、于卫真……一张张亲切的笑脸时时浮现于脑际，清晰如昨。只是，令人痛惜的是，赵立山和谭湘两位老师英年早逝，他俩都是当年《当代人》的骨干力量，对我也有过不少提携，在此表示我深切的怀念。
作为《当代人》的一个“老人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新一代的编辑朋友们，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传承前辈办刊人的优良传统。二十年前，我就编发过睢振威社长的几篇散文，其中那篇《山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還有郭文岭主编等几位编辑，都是我省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家。在文学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他们都怀揣着那份对文学的挚爱与坚守，精心打造和培育这块文学园地。
此时，眼前又浮现出1980年第7期的《河北文学》，那是我和她的初次相识，冥冥之中，就与她结下不解之缘。那期的封面上，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是的，这是一块文学的沃土，有数不清的文学新苗在这里茁壮成长，组成新时期河北的文学之林。
编辑：安春华
说起我与《当代人》的缘分，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1980年。我当时在邢台沙河县武警中队服役，因为喜爱文学，这年夏天，破季订了几份文学刊物。其中，就有从这年第7期开始恢复“文革”前刊名的《河北文学》（原名《河北文艺》）。
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这本刊物时的那种新奇与激动。从此，一个斑斓多彩的文学天地向我打开。我知道了中国文坛有两个流派，一个是以孙犁为代表的我们河北的“荷花淀派”；另一个，就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的“山药蛋派”；还有幸在上面欣赏到了河北一大批新老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品，至今都没有忘记。而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的习作能在上面发表。
1986年，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风从园外吹来》在贾大山老师精心指导下反复修改，由他和袁学骏老师推荐，使我发表作品的梦想变为现实。只是，当时《河北文学》已改名《小荷》，成为《文论报》副刊。这是我在省级报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由此结识了我的责任编辑窦卫华老师。记得在发排前，他往正定文化馆给我打电话，让我速去编辑部改动几个地方。电话中，他那一口纯正的沧州话，至今犹回响耳边，当时在我听来，那无疑是世上最好听的方言。
不久，《小荷》又恢复成《河北文学》，我陆续在上面发表了《燕儿滩》《血色正午》《林中小屋》等短篇小说，都是窦卫华老师编发的。窦老师性格耿直，工作严谨，对文学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让我肃然起敬。正是《河北文学》，给了我写作的自信与勇气。
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走进了这所河北文学的最高殿堂。
1991年，编辑部需要一个既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又有些编辑经验的年轻作者协助工作，窦卫华老师向王洪涛主编推荐了我。当时赵立山老师是编辑部主任，具体负责编务工作。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他和何玉茹老师从省会冒着酷暑，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正定。他俩先去了大山老师家征求意见。大山老师当时担任正定县文化局长，我是在地区报刊发表了几篇小说习作后，被他从正定电子元件厂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的，编《正定文艺》的同时，也进行创作。这样一个好机会，大山老师自然大力支持。于是，赵老师和何老师来县文化馆和我商谈。能到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省级文学刊物协助工作，对我这样一位基层作者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呢。
来到《河北文学》编辑部后，我既是通联，又是小说编辑。这时，我才明白一个文学新人的发现和一篇作品的问世，其中包含着编辑多少心血与汗水。那时还没电脑，稿子都是手写，编辑不但要看大量的自然来稿，对编发的稿件还要经过三次认真校对。为保证质量，编辑部聘请了一位外校，据说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资深老编辑。每一期的三校，主编审定后都要连同外校一同交给我们。外校老师的水平非常厉害，每每看到自己漏校的地方，都不由得脸上发烧。但拿到外校时，也有几分好奇与兴奋，因为这也是我一个学习和提高的好机会。当时编辑部有一套严格的编审制度，根据漏校的多少，扣发当月的编辑费。当然，编辑费多少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提高了我对文字的把握以及编辑水平。
那时国门刚打开，中国文坛迎来空前的繁荣。闲暇时，大家在一起谈论新流派、新思潮，以及当红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让我这个文学新人受益匪浅。论年龄，我最小，论学识和水平，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在这块文学的天地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贪婪地吸收文学的营养。身处这种浓厚的文学氛围中，加上各位老师的热心扶持，我的创作也有了明显进步，写出了短篇小说《枯井》《醉酒》和《天文现象》等，不但上了《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还获得了河北文艺振兴奖等奖项。其中那篇《枯井》，发表时还配发了大山老师的短评。后来，封秋昌老师看了我的全部作品，为我写了一篇近万字的评论，有肯定，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封老师是我非常仰慕的著名评论家，他的鼓励，更增添了我在文学之路艰难攀登的勇气与动力。
几年后，《河北文学》又更名《当代人》，朱宝柱老师担任主编，他给我办了聘任手续，工作也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兼任通联，成为一名正式编辑。一天下午，我特意去大山老师家里告知他这一喜讯。大山老师非常高兴，当即给朱老师打电话表示感谢。
此外，因为编发了湖南著名作家聂鑫森老师的短篇小说《名角泡澡》，我还获得了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非常珍惜这一殊荣，和我的小说获奖一样高兴。
还有让我感到荣幸的，就是为大山老师当责编。
当时，每个编辑都有组名家稿件的任务，因为和大山老师的特殊关系，朱老师把向他组稿的任务交给我。我当时住在正定，星期天时常去大山老师家。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公务再忙也要帮我完成组稿任务。每次编发他的小说，他都让我给他送份校样，他说，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后容易看出毛病，他愿意在校样上再作修改。1995年秋，大山老师不幸患食道癌，手术后我陪同朱宝柱、刘美秀、赵立山几位老师去家中探望他。
大山老师是1997年2月去世的，《当代人》编辑部顿时沉浸在一种悲痛的气氛之中。朱宝柱主编特意在第5期辟出版面，加编者按编发了纪念小辑。主持那期刊物的副主编谭湘老师还约我写了一篇怀念文章，连同大山老师的几篇遗作一同刊出。
在第二年的《当代人》第7期，我非常荣幸地编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那篇感动亿万国人的《忆大山》。十多年后的2014年，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贴发了这篇悼念文章，被《光明日报》转载，一时洛阳纸贵，当年刊载那篇文章的《当代人》杂志，被人争相寻觅。自此，大山老师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楷模。
当年，我到《当代人》工作时才二十多岁，十多年的青春年华，是和这本刊物一同度过的，我在这里成长并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两鬓染霜，年过半百；岁月无情，但我对《当代人》的感情，却历久弥新，成为我久存心间的一份难忘的情愫。鲁守平、褚大伟、孙建新、于卫真……一张张亲切的笑脸时时浮现于脑际，清晰如昨。只是，令人痛惜的是，赵立山和谭湘两位老师英年早逝，他俩都是当年《当代人》的骨干力量，对我也有过不少提携，在此表示我深切的怀念。
作为《当代人》的一个“老人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新一代的编辑朋友们，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传承前辈办刊人的优良传统。二十年前，我就编发过睢振威社长的几篇散文，其中那篇《山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還有郭文岭主编等几位编辑，都是我省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家。在文学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他们都怀揣着那份对文学的挚爱与坚守，精心打造和培育这块文学园地。
此时，眼前又浮现出1980年第7期的《河北文学》，那是我和她的初次相识，冥冥之中，就与她结下不解之缘。那期的封面上，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是的，这是一块文学的沃土，有数不清的文学新苗在这里茁壮成长，组成新时期河北的文学之林。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