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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几十年或明或暗的人生,谁都能剥下几层洋葱皮——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们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不少人参与过罪恶,而更多的人容忍了罪恶。
2006年,年近八十的君特・格拉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拿出一本自传——《剥洋葱》,揭露了他当过党卫军的往事,一时间,很多喜欢他的德国人难以接受。而某些中国媒体记者编辑可能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却相信道听途说并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地登出了“格拉斯曾是納粹”、“格拉斯承认为希特勒打过仗”等文字,让我们这些喜爱格拉斯作品的读者为之震惊。
当中国读者终于看到《剥洋葱》中译本(译林出版社出版),得以细读时,才知道这是一个德国人对个人历史的坦诚讲述,是一个伟大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深刻反思。格拉斯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格拉斯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格拉斯开始剥下自己和自己民族历史的“洋葱皮”。
洋葱皮一层层的何其多。
少年时代的格拉斯是听着“人民接收器”长大的。这种当年德国每家必备的廉价收音机收听不到“敌台”,只能听希特勒、戈培尔们的声音——在纳粹德国人民是不能有自己的声音的,只能“接收”。全体人民都要“唱两首颂歌,再三呼万岁”。在整个大德意志帝国,青少年“首先要向冠以元首名字的青年团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今后忠贞不贰,坚定不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是纪录片《每周新闻》向我灌输了黑白分明的、使我深信不疑的真理”:德国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德国是“一座抵御赤化大潮的堡垒。一个进行命运决战的民族”;“我们的‘兀鹰军团’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帮助西班牙人摆脱‘赤祸,获得解放’”。同样是在《每周新闻》中,“飞艇‘齐柏林伯爵号’和‘兴登堡号’令人赞叹”;“奥运会上到手的一大堆奖牌使我们欣喜若狂”;“德意志帝国在密集的探照灯光下灿烂辉煌”……
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被称为“狼崽子”。
当希特勒势不可挡的装甲部队在莫斯科郊外陷入泥淖,以“人民接收器”为信息来源的14岁男孩格拉斯理解的不是德军无能,而是“慈父严寒”救了俄罗斯。也相信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报告,报告“把‘撤退’说成是‘拉直战线’,委婉语缓和了宏观形势”。
男孩的故乡在但泽走廊(现属波兰),“在城里座座塔楼和道道山墙全都完好无损的时候离开了但泽”,加入了垂死挣扎的德国军队。
由于走运或纯属偶然才大难不死熬到了战争结束,并且四肢健全。男孩因此成了大德意志帝国衰败的见证人,“它犹如一场有组织的混乱,先迟缓后加速,最终风驰电掣般地走向灭亡”。
这些都是格拉斯剥下的洋葱皮。
剥洋葱皮并不都是愉快的事情。格拉斯坦白地说:过去“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党卫军的缩写——作者按)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过了一些时间,我才慢慢理解并且勉强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准确地说,在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宏观世界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今年读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又给人心灵的震撼。作家借主人公米夏・伯格的口说:“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是社会曾经容忍过,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米夏・伯格是德国战后的一代,他常常反躬自问:“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和德国人一样,我们也曾有过不堪回首的年代,也同格拉斯一样,走过几十年或明或暗的人生,谁都能剥下几层洋葱皮——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们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不少人参与过罪恶,而更多的人容忍了罪恶。也有人说自己只是随大流、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但是,格拉斯何尝不是随大流的下等小兵,一枪也没放过就成了盟军的俘虏。而恰恰是成千上万的随大流者组成了纳粹德国的残暴大军。40多年前,那些曾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祖国花朵”,一旦成了革命的红卫兵(女生同样奋勇),也抡起军用皮带鞭打自己的老师,直至老师在鞭下惨死。很多人说自己是随大流,不愿忏悔,甚至拒绝回忆,但历史留下的脚印,个人无法用橡皮擦掉。
其中大多数人如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所说的,同是受害者和作案人,而只要参与了“作案”就应该忏悔。当然越是名人、越是公众人物越应该像格拉斯一样“剥洋葱”,以宣扬自己成就的同样方式讲讲自己不那么光彩(如果有过)的往事。如格拉斯说的:“那些历史清白者一如既往地明白什么肯定是不清白的历史。”随大流的普通人至少应在私下里剥下几块自己的洋葱皮,提醒子孙在历史逆流再涌来时不要再随大流。
二战结束60周年的时候,德国人在柏林修了一座大屠杀纪念碑——说“一座”似不太准确,纪念碑由2700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散布在约两块足球场面积的土地上。在宏伟建筑林立的统一的德国的新首都,这一纪念碑触目惊心。推动修建纪念碑的莱亚・罗施女士说:纪念碑“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2006年,年近八十的君特・格拉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拿出一本自传——《剥洋葱》,揭露了他当过党卫军的往事,一时间,很多喜欢他的德国人难以接受。而某些中国媒体记者编辑可能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却相信道听途说并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地登出了“格拉斯曾是納粹”、“格拉斯承认为希特勒打过仗”等文字,让我们这些喜爱格拉斯作品的读者为之震惊。
当中国读者终于看到《剥洋葱》中译本(译林出版社出版),得以细读时,才知道这是一个德国人对个人历史的坦诚讲述,是一个伟大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深刻反思。格拉斯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格拉斯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格拉斯开始剥下自己和自己民族历史的“洋葱皮”。
洋葱皮一层层的何其多。
少年时代的格拉斯是听着“人民接收器”长大的。这种当年德国每家必备的廉价收音机收听不到“敌台”,只能听希特勒、戈培尔们的声音——在纳粹德国人民是不能有自己的声音的,只能“接收”。全体人民都要“唱两首颂歌,再三呼万岁”。在整个大德意志帝国,青少年“首先要向冠以元首名字的青年团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今后忠贞不贰,坚定不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是纪录片《每周新闻》向我灌输了黑白分明的、使我深信不疑的真理”:德国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德国是“一座抵御赤化大潮的堡垒。一个进行命运决战的民族”;“我们的‘兀鹰军团’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帮助西班牙人摆脱‘赤祸,获得解放’”。同样是在《每周新闻》中,“飞艇‘齐柏林伯爵号’和‘兴登堡号’令人赞叹”;“奥运会上到手的一大堆奖牌使我们欣喜若狂”;“德意志帝国在密集的探照灯光下灿烂辉煌”……
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被称为“狼崽子”。
当希特勒势不可挡的装甲部队在莫斯科郊外陷入泥淖,以“人民接收器”为信息来源的14岁男孩格拉斯理解的不是德军无能,而是“慈父严寒”救了俄罗斯。也相信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报告,报告“把‘撤退’说成是‘拉直战线’,委婉语缓和了宏观形势”。
男孩的故乡在但泽走廊(现属波兰),“在城里座座塔楼和道道山墙全都完好无损的时候离开了但泽”,加入了垂死挣扎的德国军队。
由于走运或纯属偶然才大难不死熬到了战争结束,并且四肢健全。男孩因此成了大德意志帝国衰败的见证人,“它犹如一场有组织的混乱,先迟缓后加速,最终风驰电掣般地走向灭亡”。
这些都是格拉斯剥下的洋葱皮。
剥洋葱皮并不都是愉快的事情。格拉斯坦白地说:过去“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党卫军的缩写——作者按)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过了一些时间,我才慢慢理解并且勉强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准确地说,在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宏观世界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今年读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又给人心灵的震撼。作家借主人公米夏・伯格的口说:“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是社会曾经容忍过,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米夏・伯格是德国战后的一代,他常常反躬自问:“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和德国人一样,我们也曾有过不堪回首的年代,也同格拉斯一样,走过几十年或明或暗的人生,谁都能剥下几层洋葱皮——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们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不少人参与过罪恶,而更多的人容忍了罪恶。也有人说自己只是随大流、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但是,格拉斯何尝不是随大流的下等小兵,一枪也没放过就成了盟军的俘虏。而恰恰是成千上万的随大流者组成了纳粹德国的残暴大军。40多年前,那些曾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祖国花朵”,一旦成了革命的红卫兵(女生同样奋勇),也抡起军用皮带鞭打自己的老师,直至老师在鞭下惨死。很多人说自己是随大流,不愿忏悔,甚至拒绝回忆,但历史留下的脚印,个人无法用橡皮擦掉。
其中大多数人如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所说的,同是受害者和作案人,而只要参与了“作案”就应该忏悔。当然越是名人、越是公众人物越应该像格拉斯一样“剥洋葱”,以宣扬自己成就的同样方式讲讲自己不那么光彩(如果有过)的往事。如格拉斯说的:“那些历史清白者一如既往地明白什么肯定是不清白的历史。”随大流的普通人至少应在私下里剥下几块自己的洋葱皮,提醒子孙在历史逆流再涌来时不要再随大流。
二战结束60周年的时候,德国人在柏林修了一座大屠杀纪念碑——说“一座”似不太准确,纪念碑由2700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散布在约两块足球场面积的土地上。在宏伟建筑林立的统一的德国的新首都,这一纪念碑触目惊心。推动修建纪念碑的莱亚・罗施女士说:纪念碑“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