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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祖籍江苏镇江，1978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国IT教父”柳传志之女。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200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加入高盛（亚洲）集团投资银行部负责“分析员工作”；2004年，转投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投资部工作；2008年，晋升为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晋升为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2014年，加盟滴滴打车，出任首席运营官（COO）一职；2015年2月4日，滴滴公司C EO程维在其年会上宣布，柳青正式出任滴滴公司总裁，负责更多公司日常业务运营。
2015年，《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的50位榜单，位于2015年值得关注的亚洲女性高管。
近年来，滴滴打车、快的打车、代驾、顺风车、巴士等新产品应运而生，它不仅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还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这种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却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已融入到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破解了困扰市民打车难的问题。
2015年5月20日，阿里巴巴在总部杭州成功的举办了“首届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来自全球商界、科技、财经等领域的成功女性共聚杭州，共同探讨了网络给商业世界和女性创业带来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会上，柳青发表了《速度与激情》的演讲。“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自己做企业的，如果自己做企业的人一定会特别有感受，就像我们现在感觉和我们要做的事情来比太渺小了，我们的危机感本来是轻量级拳击手，一下子变成了重量级的拳击手，感受就是速度与激情。”柳青说，“现在中国每天大约有4.6亿人次出行，很多是在非常低效的情况下发生的。滴滴快的的使命，就是要解决这4.6亿次人能够高效地出行问题。”
机遇与挑战
2015年2月14日，滴滴和快的宣布合并。在合并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滴滴快的发展速度让不少业内人士感到吃惊。今年7月，滴滴快的对外宣布已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的融资，有消息称其整体估值已达150亿美元。滴滴的诞生仅有3年时间，却打造出一个如此规模的企业，不得不说滴滴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和出行行业结合的最大机遇。
“当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到了合并后的滴滴快的公司身上时，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滴滴和快的合并之前一个月，感到非常煎熬，那时候两家公司竞争非常厉害。”柳青说，“加入滴滴的这段时间和曾经的经历完全不同，大学毕业后在高盛工作了12年，顺风顺水，而到了滴滴快的后，压力却与日俱增。”
而面对曾经的竞争对手时，柳青认为，竞争是保持企业活力的最佳方法，因此我们尊重竞争对手。当时也发现，我们的对手非常了解我们。柳青说：“所有个人情绪都应该被放下，正是有了这样的‘放下’，滴滴和快的才会放下，这背后是两家公司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不要对一城一池太过于计较。”她说，“无论是产品、技术、运营、服务层面，还是市场层面都需要有迭代精神，这就好比人的新陈代谢，只能不停升级，不停升华，才能越快和重量级对手进行对垒。”
“目前，滴滴快的仍处在急速上升阶段，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滴滴快的的业务就从过去的打车、专车扩张到了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等领域。滴滴快的最终要成为一站式出行平台，只要是有用户需求的业务，未来就可能去做，比如城际出行、航班出行等。” 柳青说，“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滴滴快的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因为涉及到复杂交错的利益而饱受争议……”
柳青是2014年加入滴滴公司的，在此之前是高盛亚太区的董事、总经理。2015年2月4日，柳青出任滴滴公司总裁。对于滴滴快的之所以能够获得2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柳青说：“一是投资人看行业。滴滴快的所属的出行行业，与移动互联网结合最紧密，有着高频的刚需，且处在成长期；二是投资人会看被投资企业的行业地位。经过3年积累，特别是在双方合并后，滴滴快的已经在整个出行行业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三是投资人会看团队。尤其在业务的可拓展性特别强的情况下，投资人会关心团队能不能把企业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柳青说：“我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很多人可能未必理解得很充分，我们自己也是在不断做的过程中去思考。滴滴快的最开始做打车软件，做着做着发现，其实真正的需求在整个大的出行市场。”
据了解，到2020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其中有3000万人会选择打车出行，专车的潜在市场有2000万用户，公交大约2亿台，自驾车1.5亿台。有大量多样化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这正是滴滴进军快车、代驾、顺风车、巴士等业务的初衷。
至于未来滴滴还会做什么？柳青说：“管理层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管做什么，都需要从A点到B点。”她说，“有大量的市场机会在等待滴滴快的，这其中包括城际出行和航班出行。滴滴最终希望成为一个一站式出行平台，在后端整合绝大部分的运力，在前端给乘客推送最合适的出行方式。”
竞争与挑战
就像2012年打车软件刚刚兴起就遭到地方政府和出租车公司封杀一样，专车、快车，甚至顺风车等产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也同样深处政策的漩涡之中。因为法律法规的滞后，这些创新的出行方式按照现有的规定只能被判定为“黑车”，包括北京、上海等地的交通执法人员在抓到专车、快车司机之后，都会进行扣车，并处以上万元的罚款。这让在滴滴平台上提供服务的司机们提心吊胆而又无可奈何。
柳青认为：和政府保持好的沟通的前提是理解监管者的需求。首先，政府会关心出行的安全性，毕竟专车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在这一点上，滴滴可以通过信息备案、提供保险、实时监控等方式保证用车安全；其次，政府关心新旧业态的兼容性，专车、快车对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很明显，它们之间经过调控完全可以很好地并存；第三，政府更关心整体出行效率的提升，滴滴旗下的一些产品，比如顺风车就很好地提高了交通效率，这是滴滴和政府保持良好沟通的契机。 柳青说：“我们从出租车业务起家，出租车业务是我们的平台的根。所以我们从来不是说要颠覆出租车，而是要帮助出租车行业进步的，希望帮助司机提高效率提高收入。而且，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出租车群体利益受损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
“我们在思考，怎么让出租车跟快车、专车并存的问题。”柳青说，“其实今天中国各地政府领导也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他们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一个城市10年、20年的竞争力？交通就是效率，官员也好、学者也好，他们对技术变革交通的希望特别迫切。在这一点上，滴滴可以一起来做很多事。”
“在任何商业领域，永远都会有竞争，我们真心地感谢竞争对手。”柳青表示，出行领域市场很大，容得下足够多的选手。
竞争让一个企业更能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柳青看来，滴滴的优势在于产品更本土、更接地气，出行大数据的积累可以帮助持续改进用户体验，而在团队层面，扎根中国的滴滴团队在业务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大。
勇敢与挑战
柳青原来是做投行，多少有些顾问的身份在里面，更多的是给人家出谋划策。当你到了企业里面，一切都要当仁不让，有一些舍我其谁的意思。因为在企业里面每一个岗位都非常核心、非常重要，你如果在这个岗位上只是一个顾问和军师的作用，其实很难找到状态。所以，需要更勇敢一些，接受挑战。
“刚加入滴滴的时候，内心很忐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但经过一年的历练，我是一个很草根的创业者，而且也很以此为荣。” 柳青说，“要感谢滴滴快的CEO程维，他确实帮到我很多，作为一个高管，要到一个地方落地，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方方面面的想法、关系要处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带你入门，而且给予你非常多的支持和引导，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
柳青和程维的办公室之间只隔了一层玻璃，玻璃的上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俩效率就很高，他开会的时候，我不用在里面也能听，我开会的时候，他也能听，同时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柳青说，“现在他们两人的状态就像‘二合一’，很多东西共同决策。”
“当然，有一些新的业务程维带的比较多一点，但有时候又很不确定。”柳青说，“我们俩是经常错位的，因为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需要高度变异的这种集体。我们的架构变化很大，滴滴有一个核心的文化叫‘拥抱变化’，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经过这些变化，柳青认为，团队已“脱胎换骨”，这是最让她开心的事情。但作为一切业务的基础，团队的变革永远没有尽头。
对于人才的问题，程维的说法则是：“不是因为你是谁我们才让你做这件事，而是因为你做了这件事，你就可以变成谁。”
柳青说：“其实做一家了不起的企业，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怎么能让员工真心觉得——这是一家值得我自己骄傲的企业。因为我是这里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所以也很希望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就像刚刚兴起、远未到达鼎盛的移动出行行业一样，滴滴团队的磨砺也刚刚开始，而未来，是未知的。
结语
滴滴公司2012年成立。然而，到2013年底，滴滴的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59.4%，超过了其他打车软件市场占有率之和。据程维介绍，他与柳青中间只聊了一到两周时间。随后，一个在高盛位居高职12年的职业女性，就决定加入这家刚创业2年的滴滴公司。
柳青加入滴滴的事情跟柳传志商量过，但只是在务虚的层面上谈。她向柳传志表示自己想换个平台，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柳传志最关心的是柳青是否能够融入进滴滴这个平台，因为两个行业差别太大。他问柳青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并告诉她一定要接地气，一上来就给一些建议。
从长远看，互联网打车的应运而生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一方面，能够有效地解决过去打车难、打车贵的难题，通过过去几年的实践，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交通出行状况，顺风车等创新应用，也是低碳出行的切实体现。而且，快车、专车的蓬勃发展，也能够带动相当一部分就业，让广大的社会人群都能够充分享受到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红利。这些优势，是过去以特许经营为特征的打车行业所难以企及的。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互联网+”，其意是改革传统行业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滴滴和快的进入市场后，面临着很大的司机人才缺口，出租司机再就业摇身一变即可完成。鉴于互联网能够给出租车行业带来的诸多便利，的确值得当政者思考如何让滴滴这样的企业及其服务通过合理引导而合法化的途径。
如果传统的出租车行业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不如就放开行业准入，让更懂得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来做；如果已有的法规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那就变革法规，而不是削足适履，将商业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
2015年，《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的50位榜单，位于2015年值得关注的亚洲女性高管。
近年来，滴滴打车、快的打车、代驾、顺风车、巴士等新产品应运而生，它不仅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还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这种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却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已融入到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破解了困扰市民打车难的问题。
2015年5月20日，阿里巴巴在总部杭州成功的举办了“首届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来自全球商界、科技、财经等领域的成功女性共聚杭州，共同探讨了网络给商业世界和女性创业带来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会上，柳青发表了《速度与激情》的演讲。“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自己做企业的，如果自己做企业的人一定会特别有感受，就像我们现在感觉和我们要做的事情来比太渺小了，我们的危机感本来是轻量级拳击手，一下子变成了重量级的拳击手，感受就是速度与激情。”柳青说，“现在中国每天大约有4.6亿人次出行，很多是在非常低效的情况下发生的。滴滴快的的使命，就是要解决这4.6亿次人能够高效地出行问题。”
机遇与挑战
2015年2月14日，滴滴和快的宣布合并。在合并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滴滴快的发展速度让不少业内人士感到吃惊。今年7月，滴滴快的对外宣布已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的融资，有消息称其整体估值已达150亿美元。滴滴的诞生仅有3年时间，却打造出一个如此规模的企业，不得不说滴滴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和出行行业结合的最大机遇。
“当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到了合并后的滴滴快的公司身上时，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滴滴和快的合并之前一个月，感到非常煎熬，那时候两家公司竞争非常厉害。”柳青说，“加入滴滴的这段时间和曾经的经历完全不同，大学毕业后在高盛工作了12年，顺风顺水，而到了滴滴快的后，压力却与日俱增。”
而面对曾经的竞争对手时，柳青认为，竞争是保持企业活力的最佳方法，因此我们尊重竞争对手。当时也发现，我们的对手非常了解我们。柳青说：“所有个人情绪都应该被放下，正是有了这样的‘放下’，滴滴和快的才会放下，这背后是两家公司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不要对一城一池太过于计较。”她说，“无论是产品、技术、运营、服务层面，还是市场层面都需要有迭代精神，这就好比人的新陈代谢，只能不停升级，不停升华，才能越快和重量级对手进行对垒。”
“目前，滴滴快的仍处在急速上升阶段，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滴滴快的的业务就从过去的打车、专车扩张到了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等领域。滴滴快的最终要成为一站式出行平台，只要是有用户需求的业务，未来就可能去做，比如城际出行、航班出行等。” 柳青说，“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滴滴快的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因为涉及到复杂交错的利益而饱受争议……”
柳青是2014年加入滴滴公司的，在此之前是高盛亚太区的董事、总经理。2015年2月4日，柳青出任滴滴公司总裁。对于滴滴快的之所以能够获得2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柳青说：“一是投资人看行业。滴滴快的所属的出行行业，与移动互联网结合最紧密，有着高频的刚需，且处在成长期；二是投资人会看被投资企业的行业地位。经过3年积累，特别是在双方合并后，滴滴快的已经在整个出行行业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三是投资人会看团队。尤其在业务的可拓展性特别强的情况下，投资人会关心团队能不能把企业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柳青说：“我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很多人可能未必理解得很充分，我们自己也是在不断做的过程中去思考。滴滴快的最开始做打车软件，做着做着发现，其实真正的需求在整个大的出行市场。”
据了解，到2020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其中有3000万人会选择打车出行，专车的潜在市场有2000万用户，公交大约2亿台，自驾车1.5亿台。有大量多样化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这正是滴滴进军快车、代驾、顺风车、巴士等业务的初衷。
至于未来滴滴还会做什么？柳青说：“管理层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管做什么，都需要从A点到B点。”她说，“有大量的市场机会在等待滴滴快的，这其中包括城际出行和航班出行。滴滴最终希望成为一个一站式出行平台，在后端整合绝大部分的运力，在前端给乘客推送最合适的出行方式。”
竞争与挑战
就像2012年打车软件刚刚兴起就遭到地方政府和出租车公司封杀一样，专车、快车，甚至顺风车等产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也同样深处政策的漩涡之中。因为法律法规的滞后，这些创新的出行方式按照现有的规定只能被判定为“黑车”，包括北京、上海等地的交通执法人员在抓到专车、快车司机之后，都会进行扣车，并处以上万元的罚款。这让在滴滴平台上提供服务的司机们提心吊胆而又无可奈何。
柳青认为：和政府保持好的沟通的前提是理解监管者的需求。首先，政府会关心出行的安全性，毕竟专车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在这一点上，滴滴可以通过信息备案、提供保险、实时监控等方式保证用车安全；其次，政府关心新旧业态的兼容性，专车、快车对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很明显，它们之间经过调控完全可以很好地并存；第三，政府更关心整体出行效率的提升，滴滴旗下的一些产品，比如顺风车就很好地提高了交通效率，这是滴滴和政府保持良好沟通的契机。 柳青说：“我们从出租车业务起家，出租车业务是我们的平台的根。所以我们从来不是说要颠覆出租车，而是要帮助出租车行业进步的，希望帮助司机提高效率提高收入。而且，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出租车群体利益受损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
“我们在思考，怎么让出租车跟快车、专车并存的问题。”柳青说，“其实今天中国各地政府领导也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他们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一个城市10年、20年的竞争力？交通就是效率，官员也好、学者也好，他们对技术变革交通的希望特别迫切。在这一点上，滴滴可以一起来做很多事。”
“在任何商业领域，永远都会有竞争，我们真心地感谢竞争对手。”柳青表示，出行领域市场很大，容得下足够多的选手。
竞争让一个企业更能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柳青看来，滴滴的优势在于产品更本土、更接地气，出行大数据的积累可以帮助持续改进用户体验，而在团队层面，扎根中国的滴滴团队在业务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大。
勇敢与挑战
柳青原来是做投行，多少有些顾问的身份在里面，更多的是给人家出谋划策。当你到了企业里面，一切都要当仁不让，有一些舍我其谁的意思。因为在企业里面每一个岗位都非常核心、非常重要，你如果在这个岗位上只是一个顾问和军师的作用，其实很难找到状态。所以，需要更勇敢一些，接受挑战。
“刚加入滴滴的时候，内心很忐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但经过一年的历练，我是一个很草根的创业者，而且也很以此为荣。” 柳青说，“要感谢滴滴快的CEO程维，他确实帮到我很多，作为一个高管，要到一个地方落地，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方方面面的想法、关系要处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带你入门，而且给予你非常多的支持和引导，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
柳青和程维的办公室之间只隔了一层玻璃，玻璃的上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俩效率就很高，他开会的时候，我不用在里面也能听，我开会的时候，他也能听，同时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柳青说，“现在他们两人的状态就像‘二合一’，很多东西共同决策。”
“当然，有一些新的业务程维带的比较多一点，但有时候又很不确定。”柳青说，“我们俩是经常错位的，因为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需要高度变异的这种集体。我们的架构变化很大，滴滴有一个核心的文化叫‘拥抱变化’，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经过这些变化，柳青认为，团队已“脱胎换骨”，这是最让她开心的事情。但作为一切业务的基础，团队的变革永远没有尽头。
对于人才的问题，程维的说法则是：“不是因为你是谁我们才让你做这件事，而是因为你做了这件事，你就可以变成谁。”
柳青说：“其实做一家了不起的企业，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怎么能让员工真心觉得——这是一家值得我自己骄傲的企业。因为我是这里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所以也很希望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就像刚刚兴起、远未到达鼎盛的移动出行行业一样，滴滴团队的磨砺也刚刚开始，而未来，是未知的。
结语
滴滴公司2012年成立。然而，到2013年底，滴滴的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59.4%，超过了其他打车软件市场占有率之和。据程维介绍，他与柳青中间只聊了一到两周时间。随后，一个在高盛位居高职12年的职业女性，就决定加入这家刚创业2年的滴滴公司。
柳青加入滴滴的事情跟柳传志商量过，但只是在务虚的层面上谈。她向柳传志表示自己想换个平台，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柳传志最关心的是柳青是否能够融入进滴滴这个平台，因为两个行业差别太大。他问柳青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并告诉她一定要接地气，一上来就给一些建议。
从长远看，互联网打车的应运而生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一方面，能够有效地解决过去打车难、打车贵的难题，通过过去几年的实践，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交通出行状况，顺风车等创新应用，也是低碳出行的切实体现。而且，快车、专车的蓬勃发展，也能够带动相当一部分就业，让广大的社会人群都能够充分享受到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红利。这些优势，是过去以特许经营为特征的打车行业所难以企及的。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互联网+”，其意是改革传统行业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滴滴和快的进入市场后，面临着很大的司机人才缺口，出租司机再就业摇身一变即可完成。鉴于互联网能够给出租车行业带来的诸多便利，的确值得当政者思考如何让滴滴这样的企业及其服务通过合理引导而合法化的途径。
如果传统的出租车行业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不如就放开行业准入，让更懂得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来做；如果已有的法规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那就变革法规，而不是削足适履，将商业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