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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可以称为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经济现象中最令人难以界定和目眩神迷的现象之一
货币已成为现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人类驱利性的重要标志。但从哲学存在论的角度来看，货币可以称为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经济现象中最令人难以界定和目眩神迷的现象之一。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货币起源于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是和人类生产、分工以及交换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从货币所表现的商品价值同人类一般劳动时间的关系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人类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和物化。从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来看，货币可以用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币等来作为记号和象征。因此，货币的本质又可以看作是表征价值，即表征一般人类劳动的符号和象征。而一般人类劳动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所以货币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符号，在这个符号背后还隐藏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借助于货币，人们将自己生产产品的劳动显现出来并加以比较。货币不仅成为人们交换劳动产品的媒介，而且成为人们比较劳动、交换劳动，从而发生联系的社会关系的载体。
从哲学视角看，货币的价值就是货币对于人们交换需要的满足。在人类历史早期，贝壳、牲畜、布帛以至金银贵金属等都充当过货币。这些实物作为普通商品而言，它们的使用价值和所有商品一样都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但是，当它们被冠以货币的头衔时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职能，即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由此可见，货币从本质上就带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光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货币以实物形态存在时，作为实物所具有的各种意义称为货币的物质性价值，而把货币本质上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职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来方便人们交换这一意义，称为货币的功能性价值。
经过这样界定，货币就是一个既具有物质性价值又具有功能性价值的混合体了。物质性价值是其功能性价值存在的基础，功能性价值却是货币最根本的价值。货币产生的历史已告诉我们，人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完全是为了方便交换，这才是货币对于人类最大的价值。那么，当社会生产力提高，交换的规模、种类不断扩大，交换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时，为了方便交换，人们必然对货币提出更高的要求：货币必须取消它作为实物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这样才能使它不受约束地更好地在交换双方流通。对此，西美尔这样论述：“货币在集聚价值方面的角色越是重要，它就越是不那么需要与物质实体相联结。……只有在质料要素后退的意义上，货币才真正成其为货币。”②这就意味着为了保证货币功能性价值的完善，货币最好褪去物质的外壳，演变成一种不以质料为载体的纯粹符号。
货币从物质实体到功能符号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货币变得“没有价值”了。因为货币的价值不在于它自身是什么，而在于它所服务的最终目的。所以，西美尔对货币这样概括：“货币的双重本性——它是一种具体的、被衡量的物质实体，同时，它拥有自身的意义取决于把物质性彻底消解于运动和功能之中，这一过程——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③
货币影响价值观的内在根据
货币的演变内含着相应的价值观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货币的演变伴随着相应价值观念的改变。如果说物物交换的行为还是个人意向互动的结果，那么，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行为就不再是个人意向沟通的结果。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时，买卖双方就发生了分离。买卖双方的沟通不再是直接的，而是借助于第三方即货币来进行。那么第三方即货币就必须能同时代表买卖双方的意愿。当交换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时，人们或许可以找到他们共同需求，乐于接受的东西暂时地在一定范围内充当货币。但是当交换越出一定范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化过程时，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就要排除掉个人的某些倾向，达成集体意向，共同认可某种东西作为交换媒介，才能保证每一交换环节的畅通无阻。这样一来，当一个人把某一物品卖出去时，换回来的不是物品，而是能“买其他物品，大家均认可的某种‘信物’”。如此，货币就成了一种承诺、一种可能性，对其他一定量价值拥有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货币的产生不仅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产生，也意味着信用的产生，并且内含着要尊重他人交换的权利和建立与它相适应的交易道德。很显然，货币本身作为市场参与者所广泛认可的某种“集体意向”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种社会契约，是某种承载着信用关系的纽结，是协调市场参与者之间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制度载体。它是以个人对国家以及个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当一个人接受和使用货币特别是符号货币时，自然也就意味着视他人为“人”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反过来也意味着，他把自己视为一个“人”，一个或多或少有些诚信和道德禀赋的人。总之，货币的产生、存在和使用，本身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某些合作关系的存在，意味着某种信用关系和道德要求，具有一定的价值意蕴。
货币影响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价值观的内在结构及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提到价值观时有必要对价值观先做一说明。在这里，价值观与价值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观指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包括人与人）发生价值关系时，人们对于这些价值关系所持的根本态度和根本观点。它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的。价值观念则是在价值观的指导下，主体对对象性世界之于自身的意义、功能所作的判断或判断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主体的价值观，价值观就体现在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之中。因此，对价值观进行考察必然离不开对价值观念的考察。货币对价值观的影响也是通过对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实现的。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试着对价值观的内在构成机制做一简单概括。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人类自由而自觉的活动。即人不像动物那样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而是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创造出适合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即反映自然对于主体的意义、功能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这属于价值观的第一个层次。而马克思又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一过程概括为生产力。因此，生产力就是价值观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价值观第一个层次的考察就应追溯到生产力层面中。
与此同时，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结成一定的分工协作关系。所以，生产既是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人社会化的过程。人只有依赖于社会才能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这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发生了价值关系。确切地说，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他人之于主体的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就产生了，这属于价值观的第二个层次。与此相应，生产关系就构成了价值观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对价值观第二个层次的考察就应落脚于生产关系层面中。
在前两大层次的基础上，又必然会对如何实现及维持这些价值关系而产生基本的看法和观点。这形成价值观的第三个层次。如此，价值观内在地分为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是价值观的基本层次，或看作是价值观的内核。第三个层次是围绕前两个层次，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展开的，处于价值观的外围地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则成为价值观赖以产生和变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货币对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影响。通过前面论述可知，价值观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属于生产力层面。所以，货币对价值观如何产生影响，首先就要结合货币与生产力的关系来分析。
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农业生产极度依赖于自然条件，货币在生产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局限于消费领域。这样，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反映到人们的价值意识中，“天”、“自然”是神圣不容侵犯的。这可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敬畏的态度中得到明证。从原始、奴隶社会的巫术或祭祀活动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工业时代，工业生产抛开了对自然条件的过分依赖，人可以通过货币自由地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在一起，使生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都需要以货币为纽带连接起来时，货币就成了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这一客观事实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价值意识中，并促使人们产生相应的价值观。事实上，货币作为生产手段被重视的背后，意味着在面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人对自身具有的主体地位的觉醒和认知。而货币在生产中的作用则包含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这种异化也必然反映到价值观中，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最明显的，在生产中，人们由最初的拜天开始转向拜金。
价值观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属于生产关系层面，所以，货币对价值观第二个层面的影响，就应结合货币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来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作为个体的人，在劳动中对于生产资料的依赖，就转化为单个的人对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依附。换句话来说，每一个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通过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发生关系这种方式才能实现。那么个人和生产资料占有者（统治者）之间的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经济关系就会反映到主体的价值意识中，影响主体的价值观。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然是尊贵的、强大的。它会通过一系列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体现出来。比如，在中西方阶级社会中都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门第观念。有很多领域是限制货币进入的，只有权才能大行其道。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当货币的交换功能日益强大，可以任意购买到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后，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需求就不必依赖于某一个人，而是可以通过依赖于物即货币获得满足。人对人的依赖转化为人对物的依赖，货币的意义被空前地凸现出来。货币逐渐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距，带来了“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旧有的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以货币为纽带结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的伦理价值关系。
最后，当货币全面渗透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不仅作为消费手段和生产手段，甚至异化为生产目的，演化为一种生产方式时，货币就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第一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全社会必然产生多样化的谋利行为，也会出现对谋利行为进行约束和评价的价值规范，这时，货币对价值观的冲击就是多重的、全方位的。
总之，货币之所以能够影响价值观，是根源于经济与伦理的内在联系。随着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不断加强和完善，由货币带动的伦理价值观就会不断变化。当所有经济活动发展到必须依赖货币才能进行时，经济与伦理的内在联系就必然演化为货币对人的价值观的全面渗透和占有。
【注释】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责编/苏娜 美编/杨玲玲
货币已成为现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人类驱利性的重要标志。但从哲学存在论的角度来看，货币可以称为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经济现象中最令人难以界定和目眩神迷的现象之一。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货币起源于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是和人类生产、分工以及交换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从货币所表现的商品价值同人类一般劳动时间的关系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人类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和物化。从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来看，货币可以用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币等来作为记号和象征。因此，货币的本质又可以看作是表征价值，即表征一般人类劳动的符号和象征。而一般人类劳动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所以货币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符号，在这个符号背后还隐藏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借助于货币，人们将自己生产产品的劳动显现出来并加以比较。货币不仅成为人们交换劳动产品的媒介，而且成为人们比较劳动、交换劳动，从而发生联系的社会关系的载体。
从哲学视角看，货币的价值就是货币对于人们交换需要的满足。在人类历史早期，贝壳、牲畜、布帛以至金银贵金属等都充当过货币。这些实物作为普通商品而言，它们的使用价值和所有商品一样都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但是，当它们被冠以货币的头衔时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职能，即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由此可见，货币从本质上就带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光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货币以实物形态存在时，作为实物所具有的各种意义称为货币的物质性价值，而把货币本质上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职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来方便人们交换这一意义，称为货币的功能性价值。
经过这样界定，货币就是一个既具有物质性价值又具有功能性价值的混合体了。物质性价值是其功能性价值存在的基础，功能性价值却是货币最根本的价值。货币产生的历史已告诉我们，人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完全是为了方便交换，这才是货币对于人类最大的价值。那么，当社会生产力提高，交换的规模、种类不断扩大，交换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时，为了方便交换，人们必然对货币提出更高的要求：货币必须取消它作为实物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这样才能使它不受约束地更好地在交换双方流通。对此，西美尔这样论述：“货币在集聚价值方面的角色越是重要，它就越是不那么需要与物质实体相联结。……只有在质料要素后退的意义上，货币才真正成其为货币。”②这就意味着为了保证货币功能性价值的完善，货币最好褪去物质的外壳，演变成一种不以质料为载体的纯粹符号。
货币从物质实体到功能符号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货币变得“没有价值”了。因为货币的价值不在于它自身是什么，而在于它所服务的最终目的。所以，西美尔对货币这样概括：“货币的双重本性——它是一种具体的、被衡量的物质实体，同时，它拥有自身的意义取决于把物质性彻底消解于运动和功能之中，这一过程——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③
货币影响价值观的内在根据
货币的演变内含着相应的价值观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货币的演变伴随着相应价值观念的改变。如果说物物交换的行为还是个人意向互动的结果，那么，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行为就不再是个人意向沟通的结果。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时，买卖双方就发生了分离。买卖双方的沟通不再是直接的，而是借助于第三方即货币来进行。那么第三方即货币就必须能同时代表买卖双方的意愿。当交换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时，人们或许可以找到他们共同需求，乐于接受的东西暂时地在一定范围内充当货币。但是当交换越出一定范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化过程时，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就要排除掉个人的某些倾向，达成集体意向，共同认可某种东西作为交换媒介，才能保证每一交换环节的畅通无阻。这样一来，当一个人把某一物品卖出去时，换回来的不是物品，而是能“买其他物品，大家均认可的某种‘信物’”。如此，货币就成了一种承诺、一种可能性，对其他一定量价值拥有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货币的产生不仅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产生，也意味着信用的产生，并且内含着要尊重他人交换的权利和建立与它相适应的交易道德。很显然，货币本身作为市场参与者所广泛认可的某种“集体意向”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种社会契约，是某种承载着信用关系的纽结，是协调市场参与者之间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制度载体。它是以个人对国家以及个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当一个人接受和使用货币特别是符号货币时，自然也就意味着视他人为“人”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反过来也意味着，他把自己视为一个“人”，一个或多或少有些诚信和道德禀赋的人。总之，货币的产生、存在和使用，本身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某些合作关系的存在，意味着某种信用关系和道德要求，具有一定的价值意蕴。
货币影响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价值观的内在结构及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提到价值观时有必要对价值观先做一说明。在这里，价值观与价值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观指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包括人与人）发生价值关系时，人们对于这些价值关系所持的根本态度和根本观点。它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的。价值观念则是在价值观的指导下，主体对对象性世界之于自身的意义、功能所作的判断或判断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主体的价值观，价值观就体现在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之中。因此，对价值观进行考察必然离不开对价值观念的考察。货币对价值观的影响也是通过对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实现的。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试着对价值观的内在构成机制做一简单概括。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人类自由而自觉的活动。即人不像动物那样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而是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创造出适合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即反映自然对于主体的意义、功能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这属于价值观的第一个层次。而马克思又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一过程概括为生产力。因此，生产力就是价值观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价值观第一个层次的考察就应追溯到生产力层面中。
与此同时，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结成一定的分工协作关系。所以，生产既是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人社会化的过程。人只有依赖于社会才能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这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发生了价值关系。确切地说，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他人之于主体的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就产生了，这属于价值观的第二个层次。与此相应，生产关系就构成了价值观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对价值观第二个层次的考察就应落脚于生产关系层面中。
在前两大层次的基础上，又必然会对如何实现及维持这些价值关系而产生基本的看法和观点。这形成价值观的第三个层次。如此，价值观内在地分为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是价值观的基本层次，或看作是价值观的内核。第三个层次是围绕前两个层次，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展开的，处于价值观的外围地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则成为价值观赖以产生和变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货币对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影响。通过前面论述可知，价值观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属于生产力层面。所以，货币对价值观如何产生影响，首先就要结合货币与生产力的关系来分析。
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农业生产极度依赖于自然条件，货币在生产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局限于消费领域。这样，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反映到人们的价值意识中，“天”、“自然”是神圣不容侵犯的。这可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敬畏的态度中得到明证。从原始、奴隶社会的巫术或祭祀活动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工业时代，工业生产抛开了对自然条件的过分依赖，人可以通过货币自由地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在一起，使生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都需要以货币为纽带连接起来时，货币就成了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这一客观事实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价值意识中，并促使人们产生相应的价值观。事实上，货币作为生产手段被重视的背后，意味着在面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人对自身具有的主体地位的觉醒和认知。而货币在生产中的作用则包含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这种异化也必然反映到价值观中，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最明显的，在生产中，人们由最初的拜天开始转向拜金。
价值观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属于生产关系层面，所以，货币对价值观第二个层面的影响，就应结合货币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来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作为个体的人，在劳动中对于生产资料的依赖，就转化为单个的人对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依附。换句话来说，每一个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通过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发生关系这种方式才能实现。那么个人和生产资料占有者（统治者）之间的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经济关系就会反映到主体的价值意识中，影响主体的价值观。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然是尊贵的、强大的。它会通过一系列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体现出来。比如，在中西方阶级社会中都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门第观念。有很多领域是限制货币进入的，只有权才能大行其道。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当货币的交换功能日益强大，可以任意购买到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后，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需求就不必依赖于某一个人，而是可以通过依赖于物即货币获得满足。人对人的依赖转化为人对物的依赖，货币的意义被空前地凸现出来。货币逐渐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距，带来了“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旧有的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以货币为纽带结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的伦理价值关系。
最后，当货币全面渗透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不仅作为消费手段和生产手段，甚至异化为生产目的，演化为一种生产方式时，货币就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第一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全社会必然产生多样化的谋利行为，也会出现对谋利行为进行约束和评价的价值规范，这时，货币对价值观的冲击就是多重的、全方位的。
总之，货币之所以能够影响价值观，是根源于经济与伦理的内在联系。随着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不断加强和完善，由货币带动的伦理价值观就会不断变化。当所有经济活动发展到必须依赖货币才能进行时，经济与伦理的内在联系就必然演化为货币对人的价值观的全面渗透和占有。
【注释】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责编/苏娜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