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白的肌肤、消瘦的身体、精致的短发、闪闪发光的珠宝、红唇吸吮着的樱桃，画中女子充满期待诱惑的凝望……这位艺术家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若你定要思考出一些意义或价值来，那上帝该发笑了，任凭你去想象吧。
　　
　　曾经穷途陌路的艺术家
　　大概艺术家都应该是从穷困潦倒到一夜成名，似乎这样更符合对艺术界的逻辑，我也无一例外地走了个过场，深知其中艰辛。我是86年大学毕业后出的国，当时年轻气盛不愿意服从分配，总想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还记得那时出国的情景，父亲极力反对，他是一名新四军老兵，本身对儿子选择艺术道路就很不理解，更别说背井离乡去欧洲，而我很清楚自己选择的道路，当时就想就算没钱睡着大桥底下我也要坚持画画。
　　曾有人问凌健：“哪怕贫困潦倒，穷途末路，您还能信仰艺术吗？”也有人问，“你在22岁刚到欧洲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了吗？”他的回答都是毫不迟疑的“是”。自信，是他认为成为艺术家的必需。这份自信支撑他走到了现在。不管是乘公交车没有足够的钱而走在漫长的上班路上，还是在餐馆打工时因拒绝剪掉艺术家标志的长发辞职，连着几天饿肚子；抑或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暂时放弃创作，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个和艺术渐行渐远时，他身体里的那个声音也从未消失：“一定要画画”。
　　“大概我只能画画了”
　　“人一生总有一份职业适合自己，很多人在艺术道路上因为艰难而选择离开，我也有一气之下把画笔扔出去说算了再也不干了的时候，但最终还是放不了手，第二天早晨起来再把画笔捡回来接着画。我大概只能画画了。”他笑说：“最享受的生活就是深夜一个人在画室听着喜欢的音乐，画着画。拿起我的画笔时心里突然就开始平静，不拿笔的时候反而有点紧张。”
　　凌健在维也纳待了三年时间，然后开始了他的欧洲游历，“就这样三到四年间我什么也没做。后来我开始做一些行为艺术。当时的过程是寻找自我的一种独立性的东西，跑了很多小的剧场、小的画廊。做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回到绘画上，那差不多是92年、93年，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绘画。”
　　被抛在空中的海归
　　八十年代西方人不认为中国有现代艺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的艺术圈也只能游荡在文化圈的边缘，而凌健回国之后发现很多东西都跟当时走的时候不一样了，中国的艺术也在发展而且非常迅速，而他们在很多东西上都脱节了，对事物的一些看法也不一样了。“就像我的作品中《身份》里一样，我们的身份很尴尬，回到中国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悬在空中。中国的策展人也不会找我们，因为我们在国外，他们认为我们代表不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国外的策展人也不会找我们，因为你也代表不了中国的艺术，所以我们就被仍在空中，不东不西，不左不右。”
　　具象的绘画让我更充实
　　“起初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不让画抽象画的，抽象画代表free,所以当时是被批判的，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往往具有逆反心理，越是禁止的东西就越有吸引力，我们开始尝试画抽象，大概也是因为受很多美国思潮的影响，我们的思维也变得先锋起来。后来辗转我到了国外，又重新开始画抽象艺术，它就像思维得到了解脱，天马行空的享受这种类似疯狂的自由自在，我还玩行为艺术和装置、Videio这些玩意儿，很有自由艺术家的感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要画一张画送给我父母，我就画了一张非常写实的画，当时我把它挂在家中，突然我感觉到一种冲击力，总感觉比我画的抽象画有实实在在的力量，更能代表我的风格。”从此，凌健开始创作这种写实具象的绘画。这一画就是七八年，到后来坚持终究获得成就，作品屡屡获奖，并成为杜塞尔多夫艺术展、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柏林当代艺术博览会、FIAC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等国际性艺术盛会的座上宾。
　　凌建讲述得那么顺其自然，就像是命运的安排，但我知道这是一个人对艺术不变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