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对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淮海战役后，南线国民党军精锐尽失，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完全暴露在解放军兵锋之下，其统治危如累卵，摇摇欲坠。
　　淮海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当年亲历战争的国共双方将领从不同角度作过十分精到的总结，后来的研究者也发表过许多高论。笔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将运动战和攻坚战很好地结合起来，尤其是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攻坚战术，是取得战役胜利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快速机动，包围黄百韬兵团

多路佯动、示形于敌

　　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尚未结束，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进行淮海战役的设想。中央军委随后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随后，经过前线指挥员和最高统帅部之间的磋商酝酿，中央军委决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这样打，好处显而易见：既能背靠山东老解放区，获取源源不断的支援;拿下黄百韬兵团后，又可以将山东和苏北连成一片，完全阻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从东面退却的后路。但是，这样一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粟裕坦言：“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力虽不算一等强，但也不弱，在敌徐州集团中算中等偏上的。在作战中一定数量的增减有时反映了一定质量的变化。这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就要歼灭敌人五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这一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作为第一线的指挥员，粟裕此言既在宏观上揭示了战争中一些规律性的内容，又十分具体地直指问题要害。
　　要达到中央军委规定的战役目的，解放军的战术运用有两点很关键：一是隐蔽，二是迅速。即是说，要在对方还未完全觉察到解放军战役意图之时，以快速机动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形成有利的战役态势。而徐州周围全是平原，没有深山密林可供躲藏，几十万大军的调动不可能做到悄无声息，更何况国民党军还有空中侦察的优势。
　　为此，中央军委指挥解放军采取了多路佯动、示形于敌的战法。10月14日，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以6个纵队攻占运河车站、临城、台儿庄及其以南地区，“务使邱李援敌感到威胁，不驱逐我侧面兵力，不攻占台儿庄，即无法越运河向东增援，又使徐州城内感受威胁，不得不留李部第八军驻守”。同时，中央军委令华野以一个纵队“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援敌感到如不驱逐这个纵队，则无法从徐州以南向东增援，这一部署对于徐蚌线也有威胁作用;又令华野以两个纵队“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从西北威胁徐州”，使位于徐州西北的孙元良部为此两部牵制，不能退回徐州。這样部署的目的，中央军委在电报中说得很明白，就是让国民党军“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
　　上述战役部署果然起到了预期的作用。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回忆，他于11月5日上午陪同参谋总长顾祝同与兵团司令官邱清泉、黄百韬等在徐州研究作战部署，负责守备徐州西北方向的邱清泉强调解放军主力在其防守方向的鲁西南，而在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则说在其正面的鲁南同样发现了大量共军。国民党军几个兵团都感觉自己面对的是解放军主力，搞不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不敢轻易对兵力部署作出大的调整以集中应对一个方面。会议最终不了了之。

“人不歇脚，马不停蹄”

　　国民党军此时也有自己的作战计划。10月29日，顾祝同邀何应钦、肖毅肃、刘斐和郭汝瑰研究中原作战。“大家都认识到中原作战是为了保障江南的战略防御，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但对守淮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以攻为守，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铁路上的城镇一律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作战略防御。”“第二种意见，主张退淮河南岸进行河川防御。”几人研究后认为：“退守淮河南岸，则而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共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国军更为不利。因此，会议采纳了第一种主张。”按照这个作战方案，11月7日，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渡运河，向徐州靠拢。如其顺利回到徐州，分割包围之势则不易形成。所以，对解放军而言，行动必须既迅速又坚决。此时，华野司令部率1纵、6纵、9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从临沂地区直扑黄兵团所在的新安镇;4纵、8纵在陶勇、郭化若指挥下，由临沂西南直进邳县;2纵、12纵和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11纵在韦国清、吉洛指挥下，由临沂以东南下;华野11纵由睢宁、宿迁沿运河北上，目标直指运河车站。
　　实施合围的各纵队充分发挥了长于运动战的优势。郭化若回忆，华野4纵“全纵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涉过水深齐胸的河流，兼程疾进。许多战士在连续行军中没有鞋穿，仍然意气风发地光着脚板追赶敌人。在追击作战中，纵队猛打猛冲、善突敢拼的传统作风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发扬”。这绝不是个例，华野6纵同样表现出了这样的战斗作风和战术养成：“为了抓住黄百韬兵团，不让其与徐州之敌靠拢，全纵指战员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忍饥耐渴，克服困难，以一天50公里的速度，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抢占桥梁，徒涉河流，不怕建制插乱，不被小股敌人迷惑，昼夜兼程，勇猛穷追。”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驻守临城、台儿庄地区的第三绥靖区第77军、第59军于11月8日宣布起义。何、张二人为长期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二人所在的第三绥靖区驻防山东南部，正处在黄百韬兵团和徐州后方之间的正面。何、张二人率部起义，“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让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撤守徐州的退路;占领了阻击邱、李兵团东援的有利纵深阵地，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惊恐动摇”。朱德对此曾评价道，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之大忌”。
　　在解放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的追赶下，加之起义部队的协助，至11月11日，黄百韬兵团被紧紧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

采取一系列攻坚战法，全歼黄百韬兵团

合围之后怎么打

　　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之后，接下来怎么打，解放军其实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
　　合围之后，解放军面临一个新的情况：“在大兵团作战中，当我们以野战方式对敌人达成包围后，由于敌人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加之敌人积二十年作战经验，构筑工事的效率和守备技术已有大的提高，在被包围后，迅速构筑工事顽强抵抗，作战方式就转换为阵地战了。”
　　阵地攻坚战和运动战不同，如不适时转变战法，仍旧靠“猛打猛冲”，“人不歇脚，马不停蹄”，自然显得莽撞而不灵活，是行不通的。战局也的确如此。“11月13日前，我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是处于边追击、边合围、边攻击状态，组织准备工作不够严密充分，战果不大。”
　　双方似乎僵持住了。但在此时，僵持对双方而言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黄百韬兵团，僵持就有可能等来援军，有可能起死回生，甚至对解放军形成反包围，继而由此一举消灭华野主力，扭转国共双方的战局也未可知;而对解放军而言，僵持下去士气即会受挫，有利战局转瞬就可能消失。所以，决不可僵持！而打破僵局，争取尽快取胜的关键有二：其一，必须将猬集于碾庄圩地域的黄百韬兵团紧紧围住，决不可让其与从徐州东来增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会合。其二，必须将运动战适时地转换为攻坚战，对黄百韬兵团采用有效战术迅速全歼。简言之，“消灭黄百韬兵团要用两个拳头：一个在碾庄圩地区，一个在我们这里（指徐州以东的阻击阵地），少了哪个都是不行的”。
　　对第一个问题，华野命令7纵、10纵、11纵担任正面阻击援敌任务;命令2纵、12纵和中野11纵部署在徐州东南，准备攻击援敌侧背。徐东阻击，关系全局成败，但此战比以往的阻击战要困难得多。“援敌兵力大，装备强，攻击猛烈，且靠近徐州，补给便利”;而担负阻击任务部队所处地域内，“铁路（指陇海路）以南5公里左右有些不高的山地，但多为乱石山，不便构筑工事，余均为平原开阔地，便于敌坦克活动;援敌距碾庄圩被围之黄兵团不到40公里，我纵从第一线阵地到最后坚守线的纵深不到20公里，可供机动的余地很小”。
　　任务如此艰巨，而作战条件又如此不利。华野各部队在战术指导、阵地编成、工事构筑、兵力配备、火力组织上，都采取了针对性很强的战术，结果致使敌援军连攻十日前进尚不到20公里，保证了正面攻坚部队的作战。
　　对第二个问题，担负围歼任务的华野山东兵团命令4纵在北，8纵在东，9纵在南，6纵在西南，13纵在西北，一齐围攻碾庄圩，并具体规定了各纵队的任务。

　　可是，国民党军“构筑工事的效率和守备技术已有大的提高”。“碾庄周围共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二三尺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周围为洼地、水塘，地形开阔。该地有原敌李弥兵团构筑的完整的防御阵地。黄百韬退守到这里后，利用这里的地形和原有阵地，构筑堑壕、交通壕，形成环形阵地，每个村庄都可以独立防守，村与村之间又可以火力相互支援。”
　　国民党守军无论在阵地编成还是火力配置上，都十分专业，这给解放军出了一个大难题。担负碾庄圩守备任务的国民党官兵多年后回忆往事，对此也都记忆颇深。第44军的团长肖德宣说：“碾庄圩兵团部有半永久既设工事，圩外有水壕。壕内仿效日军防御据点编成，设有坚固的地堡群，交叉火网组织严密，一旦圩子被突破，仍可在圩内困守待援，并能充分给攻击者以大量杀伤。”第64军军长刘镇湘也描述道，64军“利用村落十个，构成蛛网阵地，村与村之间都以工事联系起来，枪眼都是从平地射出的，并且都是侧面的，很难在较远处发现。村内则布置层层火网，突破一层又有一层，突破一角又有一角，使解放军进入火网后难以躲避，进入村落后难以扩张战果”。
　　这样的防御阵地让解放军很是头疼。华野8纵政委王一平坦言：“当时敌人据守的碾庄圩地区几十个村庄，壕沟、洼地、水坑密布，各村家屋成群。他们将李弥兵团在这一带构筑的防御工事加以改造和加强，变成宽阔网状的野战阵地。在各村落、各阵地之间有各式地堡群，并以交通壕、散兵坑、盖沟内外连接。交火时，敌人兵力和火器都高度密集使用，使我军不易插入和分割。”
　　此时，解放军自身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有的纵队在追击中打乱了建制，形成合围态势后未及时进行调整即发动攻击，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部队由运动中的猛打猛冲突然转入村庄攻坚，参战人员在思想上还没来得及转换，华野4纵先头部队经五昼夜猛追至敌防御阵地，当敌在工事内向其射击时，4纵才发现情况已发生变化。
　　当务之急，必须马上转换战法，针对守军阵地编成、兵力和火力配置特点采取有效战术，不然，陷入久攻不下的局面后，优劣之势顷刻就会逆转。于是，华野司令部在11月14日及时召集各纵队负责人总结经验教训。15日，全部围攻部队停止攻击，一面进行补给，一面调整部署。这样做实属不易。在如此紧张的战役态势下，时间就意味着胜利，在分秒必争的时刻，停止进攻调整部署，体现了解放军战役指挥员的莫大勇气和信心。

新战法十分奏效

　　11月16日，按照新的部署，解放军按照“先打弱敌、孤立强敌、打其首脑、乱其部署、尔后聚歼”的战法，再次对碾庄圩发动攻击。经过调整之后，解放军的战法十分奏效，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充分利用对壕作业。既然国民党军的阵地难以接近，解放军索性另辟蹊径，将交通壕一直挖到了守军的阵地前沿，然后趁其不备，猛然跃出发起冲击，使对方难以发挥火力优势。这一战术使敌守军十分苦恼。黄百韬兵团情报处处长廖铁军回忆：“解放军利用坑道作业逼近国民党军阵地前沿一百公尺处，国民党军对此束手无策，胆战心惊。”兵团司令部机要秘书李世杰也说：“一周以后，情势突变。解放军的战壕延伸到阵地前沿，部队很难出去。”第44军军长王泽浚更是形象地说，解放军“采取坑道进攻战法，昼夜不停地进行坑道作业”，“天明后，坑道工事已满布于阵地前面，两军相隔不过数十米”。
　　发挥解放军善于夜战的特长。只是将进攻出发阵地推进到守军阵地前沿还不够，毕竟离守军还有数十米甚至上百米的距离，这百十来米完全处于守军火力网内，硬要发起冲击还是免不了大量伤亡。此时，解放军又充分发挥了善于夜战的特长，利用夜暗发动攻击，以减轻守军强大火力造成的杀伤。守军对此印象极其深刻，“彻夜激战”“一夜激战”“入夜战斗更为激烈”等语不断出现在国民党将领们的回忆里。第44军第150师师长赵璧光记录道：“解放军白昼近迫作业，采取渗透战术，每日黄昏前即开始攻击，猛冲猛打，通宵达旦，一刻不停，短兵相接，喊杀之声，不绝于耳，阵地报失，噩耗频传。”可见，解放军近迫作业和夜战相结合给国民党军带来的震撼有多么大。
　　充分利用火炮。王一平曾感慨：“被誉为‘战争之神’的火炮，在围攻碾庄圩中大显神威。”究竟如何“大显神威”呢？一方面，集中使用;另一方面，则是加强步、炮之间的协同，先用炮火压制对手，突击的步兵在炮火延伸的同时，紧接着炮弹的硝烟，冲入对方阵地，再以手榴弹等实施爆破，使守军根本来不及还手。黄百韬兵团为此吃尽了苦头。李世杰回忆道：“傍晚，解放军开始了对碾庄圩的轰击。真是万炮齐发，排空而来。”肖德宣的观感和李世杰相差无几，他说：“俄顷，突然解放军万炮齐发，火蛇划破长空，炮弹震动大地。”
　　解放军这三种战术也并非孤立使用，而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参与攻坚的华野4纵司令员陶勇在战前即向参战人员系统地作过讲解。他强调：“攻坚战斗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主要是：用近迫作业接近敌人，用六○炮、迫击炮、炸药包破坏敌之障碍物;机枪必须分配具体扫射目标;纵队炮兵黄昏进入阵地，进行半小时的破坏射击（或称‘火力准备’）;各分队之间的协同;集中兵力、火力，连续攻击;逐点歼灭……”结果，“在此雷霆万钧的打击下，抵抗瞬即瓦解”。
　　在解放军多种有效战法打击之下，国民党守军再也无力顽抗。11月22日，解放军全歼黄百韬兵团10万余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目标顺利达成，战役朝着下一阶段继续发展下去。

人民军队战略战术发生的几次大的转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全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阶段，随着每一阶段发展，其战略战术也发生过几次大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军队的作战方式由运动战转变为游击战。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即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是，转变并不会轻易发生。在洛川会议时，党内对是否需要转变分歧还相当严重。至年底的“十二月会议”，还围绕这一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直至1938年春季以后，国共之间的关系，中日战争的大势和战争的特点、战场状况等变得清晰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才得以确立，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也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中共军队由以游擊战为主转向了以运动战为主。这次转变同样并不容易。在长期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作战习惯、部队风气等，要马上转变过来，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杨成武在1947年就颇感叹地说过：“他们从四百（应为‘面’之误）八方汇拢成一支几万人的纵队，在进军中才把便衣换成军装，并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调整了步枪口径，批判了不肯离开家乡的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号召大家树立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但是，去掉游击习气，不是靠突击就能解决问题的。要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第三次转变发生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从可称“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的解放石家庄一役始，解放军即在注重运动战的同时，同样注重攻坚战。这样的转变之所以发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作战目标由单纯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转向既消灭有生力量又攻占战略要地，而战略要地皆国民党军重兵把守之要点。这就要求必须攻坚，才能达成目标。二是解放军炮兵和工兵的进步。早在1947年2月，毛泽东即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党集中注意军事、土地和生产问题。而在军事问题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经过近两年的实践，解放军炮兵、工兵的技术、战术都有了很大进步。在围歼黄百韬兵团中，炮兵的集中使用，工兵的爆破和近迫作业就发挥了重大作用。三是整个解放区经济、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攻坚战所需的大量炸药和炮弹以及几十万大军所需的给养;中共清明的政治和有效的动员又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力量激发了出来，使战役无论在兵员补充还是后勤保障上，都能源源不断地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没有这样深厚的经济社会因素，即使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攻坚，恐怕解放军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