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又现血荒。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医疗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个既紧迫又沉重的话题。可是，记者调查发现，血荒之下，种种怪相浮出水面。
　　血荒为难“献血达人”
　　现年55岁的王美凤没有想到，血荒竟会落到她这个“献血达人”的身上。
　　王美凤是温州某社区的一位社区主任，常年负责督促社区居民进行无偿献血。其本人，亦从1999年以来便坚持无偿献血，截止到目前，共有7次献血经历，累计献血1600毫升。正是这样一位献血功臣，在今年2月底，却因其丈夫治疗用血一事，与温州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并扬言要制作一条“献血没用”的横幅，挂在血站的采血车上。
　　2012年2月底，王美凤的丈夫术后出现“中度贫血”，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先后开出了3个单位的输血量。但由于血荒背景下温州市中心血站A型血的库存不足，血站的工作人员以“没血”的理由，拒绝为其提供血液，并告诉王美凤，要想用血，必须家属先去献血才行。
　　工作人员的说辞，让王美凤这位长期推动无偿献血工作的献血功臣感到气愤，以至于用制作横幅这种近乎“威胁”的方式，与血站人员交涉。不知是否迫于压力，最终，血站为王美凤的丈夫提供了2个单位的血量，但距主治医师建议的3个单位输血量，仍有差距。
　　此事件在网络上公开之后，一则“献血功臣用血遭拒”的新闻，致使温州市中心血站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有黑客将其官网变成“吸血鬼”形象。最终，温州血站正、副站长被免职，7名工作人员被处理。那段时间，温州血站的献血车开出去，常常会面临一整天无一人献血的尴尬。
　　其实，在血荒的当下，王美凤的遭遇算不上特例。上海市闵行区献血促进会会长余永邦，在接受采访时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让献血者无比寒心的悲剧。
　　一位外来务工人员告诉余永邦，他的一位兄弟去年曾因突发事件受伤，急需抢救用血。当地某医院以没有血为由，拒绝对其进行抢救。据了解，该患者本人并无献血经历，但事发后，他的一位经常献血的朋友，特意发动了十几个人，一起到该医院指定的采血点献血，希望通过互助献血的方式，为其争取到可用于抢救的血液。但医院却认为朋友不算直系亲属，献血行为不能归为互助，最终导致该患者没能得到及时抢救，不幸身亡。
　　谈及此事，余永邦至今仍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在动员人家无偿献血时，说得千好万好，不断提及其家属在今后医疗用血上的优越性，出了这样的事情，怎能不让人心寒？前段时间又有新闻报道，广州一老太，面临医疗用血紧张的困境。她的三个孙子都曾有过献血经历，但依照《献血法》的规定，祖父母与孙辈不属于直系亲属，因此无法享受优惠待遇。对此，我也建议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将一些规定制定得更加人性化一些，不要伤了献血者的心！”
　　买卖抬头
　　血荒频现，非法血液买卖市场重新抬头。
　　自1984年，中国开始倡导无偿献血，到1998年正式执行《献血法》，废止有偿献血，中国在从“有偿”到“无偿”的道路上，共走过了15个年头。但直到今天，非法的地下血头及一群依靠卖血生存的群体，依旧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用血难、采血难的背景下，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产业存在即合理。
　　一位患者家属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为父亲能够顺利手术，而不得不通过血头解决血液问题的无奈。
　　“我父亲要进行的是腰椎的大手术，医生说这种手术起码要备血2000毫升。我在大学期间，曾经有一次献血经历，当时献了200毫升。参考我之前的献血数量，医院方提出可以向我的父亲提供800毫升的血量，另外1200毫升，则需要家属通过献出等量血液的方式来凑齐。”据该患者家属讲述，自己是家中的独生子，家里符合献血条件的只有他一人，短期内献足1200毫升血量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手术又迫在眉睫，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通过一名血头，雇佣了非法卖血者，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记者问及寻找血头的途径时，该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这种人在医院里有的是，那些贩卖医院专家号的黄牛，多半都接这样的业务。经常跑医院，自然会有人主动过来问你有什么“需要”。
　　除了个人通过黑市购买血液，负责落实企事业单位献血任务的部门，也可能成为黑市血液的买家。
　　2012年5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判决一起非法组织卖血案，两名涉案嫌疑人分别被有期徒刑7个月和有期徒刑8个月。
　　负责此案审理的长宁区法院审判长徐茜浩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透露：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理时交待，他们当天组织了17名主要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卖血者，聚集到位于虹桥路的上海市献血中心，准备实施非法卖血。据牵头人士称，买主系长宁区某街道负责部门。但当天，传说中的买主并未到场，一些卖血者觉得自己搭着路费白跑一趟被欺骗了，在献血中心门口闹了起来。后经人举报，被公安机关抓获。
　　徐茜浩告诉记者，由于当天所谓的买主并未到场，两名非法组织卖血的犯罪嫌疑人也无法准确提供买主的资料，所以无法追究买家的法律责任。但凭借自己多年来接触到的非法组织卖血案件的经验来讲，血液非法买卖的买主确实以一些街道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居多。在国民献血意识普遍较弱的当下，一些地方级政府部门，不得不将献血指标下达给各企事业单位、大学及街道。面对这样的压力，在内部献血指标无法完成的情况下，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街道不得不出钱找血头。
　　变形的无偿献血
　　如今，为了满足医疗抢救用血的需要，各地多有向当地企事业单位下达献血指标的现象，由此带来种种问题，有的地方屡屡出现变相的有偿献血、雇人献血等现象，尽管有的政府部门也花力气禁止和取缔种种有偿献血的做法。
　　关于禁止“任何形式有偿献血”的概念，余永邦解释：“有的地方政府将指标分配给各企事业单位，硬性规定各单位必须完成。但单位负责人没有权力强制其员工必须献血。为了完成指标，各单位不得不开出优厚的献血补贴条件，用以动员员工献血。但这样的情况下，各单位之间的员工也会产生攀比心态，所谓的献血补助也是水涨船高，最高峰时甚至有单位开出了献200毫升血液，补贴2000元现金，同时安排该员工两星期假期，并报销其在放假期间所有旅游费用的条件，来鼓励员工献血。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成为了变相血液买卖。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企事业单位的效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献血指标在客观上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出于以上因素考虑，闵行区政府在2004年率先选取了部分区内企业进行试点，取消对试点企业硬性规定的献血指标，要求企业负责人根据自身情况，自己承诺献血量。并且严格规定，试点企业不准通过任何补贴形式动员献血。血管部门会对企业提供的献血者进行走访，一经发现经济补助现象，便要对该企业进行处罚。此项规定自开展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企业负责人鼓励员工献血的方式，从之前的经济补助，转化为思想动员，经过3年的宣传，无偿献血的观念在闵行区内已经深入人心，区内自愿献血的人数明显增加。2007年3月，闵行区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对区内各单位、街道的献血指标，完全实行个人自愿献血。
　　谈到区内鼓励献血工作的成功经验，余永邦认为，鼓励公民献血，不仅要通过政策上的优惠措施，还要注重采血部门工作的人性化。
　　“每逢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我们的无偿献血点都会为献血者准备一些粽子、月饼等礼品，同时配合志愿者们的宣传，让公民意识到无偿献血是一项可敬的事业。献血者也是人，他们同样有血有肉、有父母子女。应该让他们在献血的同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外界的尊重。” 　　余永邦告诉记者，每一位在闵行区献血的人，均会得到一份由区政府出资为其办理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险，有效期为一年。同时，区内还为无偿献血者建立了爱心档案，通过一张带有芯片的卡片形式，记录献血者每次献血的时间和献血量。献血者凭借此卡，还可以在区内的几家指定医院，享受一年一次的免费体检，以及获得闵行区牙防所一年一次的免费治疗待遇。
　　除此之外，在区内指定的几家新华书店、电影院、美容美发场所及餐饮机构，献血者均可凭借献血爱心卡，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
　　余永邦表示，通过以上政策，献血者会感受到自己献血是受到尊重的，付出爱心的同时，也同样收获了爱心，这样才有利于献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