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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3日，由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华夏传播研究会发起的首届“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工作坊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功举办。
本届工作坊以“新时代 新路径 新发展”为理念，共分为“会议主題发言”“华夏传播研究分享”“青年学者礼文化研讨”和“博士生礼文化论坛”四个部分。专家学者们从传播学本土化出发，探讨中国文化、华夏传播、先哲智慧、礼乐文明及其与中国、世界发展的时代关联，在学术争鸣过程中探索内在脉络，在扎根文化历史中推陈出新。
一、中国礼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与表达
礼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如何让礼文化进行国家化表达，从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此，嘉宾们各抒己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特聘教授贾磊磊，作了关于《中国文化传播策略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转型》主题发言。贾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在文化传播领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将中国文化的本土化表达转化为国际化表达，并且对传统的传播媒介进行升级换代”。我们要在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中寻找最大的通约性，来整合文化产品的审美、娱乐与教育功能，实现文化产业在艺术、商业与思想维度方面的相互统一，而不是将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他进一步提出了当代在文化传播领域所应解决的问题：不仅要改变“用传统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的旧模式，还要改变过去那种厚古薄今的文化传播策略，将一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文化形象植入到文化产品中，从整体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他以西方圣体形象的差异以及中国孔子的形象为例，强调了“要想实现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就必须采用同质性的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传播，进而克服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认知误差，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贾教授希望在整个电影产业结构中，建立一种在商业类型上具有兼容性，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通约性，在审美趣味上具有当代性，在文化精神上具有民族性，在表现方式上具有国际性的主流电影。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在相同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将埋藏在地下的矿产即文化传统实现现代性转化，我们需要按照流行文化的构成元素来配置中国文化产品的内容、来搭建中国文化产业的交易平台，进而更好地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只属于过去，如果要让它体现出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价值，必须跨越时间的屏障，经过能量的转化，才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如何在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并搭建起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中国文化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是中国文化跨国传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面对这一重要的问题，来自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则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化跨国传播的新思维、新路径和新模式。他提出从探寻和坚守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和核心价值观出发，采取由近及远和文化亲近传播的战略，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号召，逐步消除和化解跨文化传播的隔阂。另外，他强调，中国文化不仅要“送出去”，还要争取“卖出去”和让他们“买回去”“学回去”;不是要花钱“抬出去”，而是要争取“漫出去”和“流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可以自己讲，也可以请别人讲，还可以与他们同台讲，同时还要注意讲故事的策略和技巧，掌握好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互动的合理张力。邵教授把中国发展和繁荣文化产业、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分为三步走：首先稳定并占领大中华文化市场，其次培育和发展亚洲文化市场，再次逐步进入甚至立足世界文化市场。
中国文化跨国传播需要拥有新的胸怀和新的思维，需要探索新路径和新模式。建构嵌入中华文化本土性的全球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环。通过建构具有本土文化遗传密码、本体性状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全球性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性接受和创造性发展，从而不仅可以避免被同化的命运，而且还可以在改变、逆转和瓦解文化全球性敌意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文化，重现辉煌，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5G商用元年和“智能+”时代的新纪元的2019年，中国文化跨国传播应该趁势而上，打造新支柱，壮大新动力，积极探索和构建从“媒体+”向“互联网+”和“智能+”跃升的立体传播新格局，为中国文化的跨国传播“铺路”“加油”和“赋能”。
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思维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在历史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发挥了积极作用。来自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闫蕾以《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为题进行了分享，探讨儒家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及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在推动其思想传播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灵活的方式、方法和技巧，形成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传播经验。如今要推动当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要实现传播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善于从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中探寻方法、寻找资源，并与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得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真正发挥作用，从而切实推动中华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新进程。
二、由“门”“谥”到“衢州”的礼文化传播
媒介学理论及研究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从媒介学的视角对老子之“门”进行了深入研究。谢教授认为，无论是从“作为自我”的门、作为信念转换装置的门、因门成家、因门生情还是光耀门楣，门就是一种媒介，而这种媒介在传统生活实践中，也逐渐地符号化、抽象化，成为生活的隐喻。他强调，“门”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独特的媒介，它分享与联系着世界上的人与物，开启了哲学之门;它是人类栖息的家园，给人温馨的家的想象;但它又让人不得安宁，让其身份象征阻隔人们的相亲相爱，呈现为社会交往之门，因此，门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建构。谢教授用比较新颖的切入点对老子之“门”从实至虚的操作意象、众妙之门的媒介哲学意蕴进行分析，我们可知媒介的善恶，通过这扇门，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奇妙关系，生命在这种奇妙的关系中得以延续，同时也可以为从媒介学研究传统文化提供更多的想象和新的可能。 南京大学潘祥辉教授从传播考古学研究的角度，以先秦为主要背景，深入讨论了古代谥法作为一种评议机制对统治者的舆论约束。潘教授认为，谥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风评”（人物评论）机制，开古代人物评论之先河，可以纳入古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以谥评人”的人物评议机制类似一种超越时空的“纵向传播”，其中先秦谥法相当于历史写作的“知人论世”，既是一种公开的传播机制，也是一种“无声的舆论”，更是以“礼”为准绳的道德评判。对于评价死者，激励生者，监督权力，引导社会舆论、实施社会教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同时，他认为谥法具有一定的公开性、民主性，有公共传播的性质，并且具备宣传教化的功能。秦谥法“以谥名迹”，包含并内化了一套社会评价，其所呈现的“民主评议”以及追求“名副其实”的精神，实开中国“人物品评”之先河。这种“公正评价”的理念，与古代良史所追求的“秉笔直书”异曲同工，也与孔子作《春秋》所追求的“书法无隐”暗合，体现了一种中国特色传播实践的“礼”的精神。
如果说从“门”到“谥”是借助于媒介的理论层面的礼文化探讨，那么“衢州有礼”的品牌建设则从礼文化的理论层面转到了实践层面。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余仁洪以衢州城市的品牌建设为例，从如何打造“南孔圣地·衢州有礼”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为复兴中国的礼乐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及样板。
三、重视对儒家元典的传播
高级编辑施宇就“儒家元典的传播在当代的意义以及价值”进行了分析。他主要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华文化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元典是经典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牢牢地把握住了经典，对经典进行了传播。他指出，因为经典具有持久性、超时代性、时间先在性等特点，所以重视经典才能对问题有透彻的认识，把握住经典就是找到了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家文化作为元典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它既是我们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来源，也是我们为人处世最好的准则标杆。文化命脉的传承，需要儒家元典不断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姚锦云将研究聚焦于华夏传播一直绕不开的问题——“牵强附会”，他选择从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个体—结构”视角出发，重新审思古代经验与现代理论的断裂问题，认为以今人观点审视古代材料，以西方理论套入中国经验，同时，还存在有个体而无结构的研究弊端和有结构而无个体的路径不足，只有将个体的思想、观念放置在历史性的社会结构中，注重个体的人生与时代的互动，才能将“附会”减小到最低限度。华夏传播表现本土特色，这就需要研究者观照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时代的互动，从最源头找到问题的所在，不仅有助于它们解决“牵强附会”的问题，而且能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四、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
传统礼文化的创造与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更是一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责任与担当。华夏传播研究会副秘书长白文刚以“从大国竞争到文明对话：新世界史观与中国对美传播的话语创新”进行架构。他首先从对美传播的重要性、中国在美形象的负面化、负面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局限性以及中国改善对美传播状况的急迫性四个方面分析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中美关系的紧张化。提出中国应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转变中国对美传播的话语模式，寻求“文明对话”。有了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才会创造出新的基本的话语模式，解决中国在美形象的负面化以及中美关系的紧张化的传播困境。同时，大国之间的交往，由竞争走向文明对话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充分解决了文化传播的隔阂，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此观点，潘祥辉教授也表示赞同，潘教授强调：“用自己的思维解决中国文明对话取代对抗，回到礼文化、挖掘优秀文化。”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内核。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华夏传播研究会常务理事、博士生导师贾学鸿以《礼的形成及其在先秦时期的传播》为题进行了发言。贾教授由电影《盲山》引出对原始礼诞生与发展的探讨，指出原始礼的诞生有多种可能，包括祭祀、日常行为规范、自然天道规律、社会秩序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春秋以前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即周公的“制礼作乐”和孔子的“以仁释礼”，才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礼仪制度和思想。礼的发展受人本性影响，也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内涵和侧重点有所差异，所以，当下在复兴“礼”文化时，需要针对不同时期的礼制内涵加以辨析、反思和选择。尤其是音乐熏陶、仪式体验、故事化传播等方式，为礼文化的现代创新传承提供了更多可能。
五、中国礼文化的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
“不学礼，无以立”，中国礼文化被视作人生之本、立业之基。传统礼文化虽然久远，但又处处影响着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代的英年才俊对礼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纷纷加入礼文化研究之中。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张丹从古代礼乐媒介的角度分享了他对礼的独特见解。他从“乐”的媒介性出发“以乐观礼”，检视中国古乐在“礼”文化滥觞期所处的地位和媒介功能，从而为阐明“礼乐协作”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系统而完善的政治符号媒介，提供一种媒介学视角的思考向度。
张丹是从微观对礼进行研究，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佳静则是从宏观对礼的教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刘佳静认为，礼的教化不仅包含教育观念、政治观念、文化观念，更是关于“礼”的意义传递、思想交流、情感互动，是价值体系和行为规则的建构和实践。中国的礼教在现代有着强化伦理道德的“德化”塑造、注重人性情感的教化培育以及追求“知行合一”的践行精神的意义和作用。
影视剧所构建的是一种礼的“环境场”，使观众从中受到礼文化的熏陶，对观众起到榜样示范的教化作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杨雪将热播的古装剧——《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与礼的传播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她主要从古装剧对礼文化的传播现状、《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中礼文化的影像表达以及古装剧在礼文化传播中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讲述，将抽象的礼文化变得真实可感。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可以将散布于各地的人、家庭汇聚起来，使他们确认自己和他人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激发整个群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强化对中国礼文化的认同。
当代大学生对礼的认知和关注情况如何，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涵对此进行了考察。她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从礼的认知层面、心理和态度层面到行动层面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用一种比较理性、客观而又真实的方法反映了大学生对“礼”认知的欠缺，以及在生活中对“礼”践行的缺失，为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提供了参考依据。
传播学的本土化思潮发展至今已40年，“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大实践，虽然有许多学者从研究范式、传播思想、交往规范和本土经验等诸多维度进行了探讨，但是在主流传播学视野中，它还是显得很弱小。相信在文化自信背景下，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建构本土华夏传播的理论与模式，对中国传播学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当代意义与深远的历史价值。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本届工作坊以“新时代 新路径 新发展”为理念，共分为“会议主題发言”“华夏传播研究分享”“青年学者礼文化研讨”和“博士生礼文化论坛”四个部分。专家学者们从传播学本土化出发，探讨中国文化、华夏传播、先哲智慧、礼乐文明及其与中国、世界发展的时代关联，在学术争鸣过程中探索内在脉络，在扎根文化历史中推陈出新。
一、中国礼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与表达
礼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如何让礼文化进行国家化表达，从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此，嘉宾们各抒己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特聘教授贾磊磊，作了关于《中国文化传播策略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转型》主题发言。贾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在文化传播领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将中国文化的本土化表达转化为国际化表达，并且对传统的传播媒介进行升级换代”。我们要在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中寻找最大的通约性，来整合文化产品的审美、娱乐与教育功能，实现文化产业在艺术、商业与思想维度方面的相互统一，而不是将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他进一步提出了当代在文化传播领域所应解决的问题：不仅要改变“用传统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的旧模式，还要改变过去那种厚古薄今的文化传播策略，将一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文化形象植入到文化产品中，从整体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他以西方圣体形象的差异以及中国孔子的形象为例，强调了“要想实现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就必须采用同质性的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传播，进而克服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认知误差，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贾教授希望在整个电影产业结构中，建立一种在商业类型上具有兼容性，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通约性，在审美趣味上具有当代性，在文化精神上具有民族性，在表现方式上具有国际性的主流电影。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在相同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将埋藏在地下的矿产即文化传统实现现代性转化，我们需要按照流行文化的构成元素来配置中国文化产品的内容、来搭建中国文化产业的交易平台，进而更好地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只属于过去，如果要让它体现出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价值，必须跨越时间的屏障，经过能量的转化，才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如何在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并搭建起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中国文化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是中国文化跨国传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面对这一重要的问题，来自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则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化跨国传播的新思维、新路径和新模式。他提出从探寻和坚守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和核心价值观出发，采取由近及远和文化亲近传播的战略，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号召，逐步消除和化解跨文化传播的隔阂。另外，他强调，中国文化不仅要“送出去”，还要争取“卖出去”和让他们“买回去”“学回去”;不是要花钱“抬出去”，而是要争取“漫出去”和“流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可以自己讲，也可以请别人讲，还可以与他们同台讲，同时还要注意讲故事的策略和技巧，掌握好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互动的合理张力。邵教授把中国发展和繁荣文化产业、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分为三步走：首先稳定并占领大中华文化市场，其次培育和发展亚洲文化市场，再次逐步进入甚至立足世界文化市场。
中国文化跨国传播需要拥有新的胸怀和新的思维，需要探索新路径和新模式。建构嵌入中华文化本土性的全球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环。通过建构具有本土文化遗传密码、本体性状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全球性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性接受和创造性发展，从而不仅可以避免被同化的命运，而且还可以在改变、逆转和瓦解文化全球性敌意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文化，重现辉煌，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5G商用元年和“智能+”时代的新纪元的2019年，中国文化跨国传播应该趁势而上，打造新支柱，壮大新动力，积极探索和构建从“媒体+”向“互联网+”和“智能+”跃升的立体传播新格局，为中国文化的跨国传播“铺路”“加油”和“赋能”。
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思维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在历史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发挥了积极作用。来自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闫蕾以《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为题进行了分享，探讨儒家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及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在推动其思想传播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灵活的方式、方法和技巧，形成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传播经验。如今要推动当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要实现传播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善于从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中探寻方法、寻找资源，并与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得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真正发挥作用，从而切实推动中华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新进程。
二、由“门”“谥”到“衢州”的礼文化传播
媒介学理论及研究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从媒介学的视角对老子之“门”进行了深入研究。谢教授认为，无论是从“作为自我”的门、作为信念转换装置的门、因门成家、因门生情还是光耀门楣，门就是一种媒介，而这种媒介在传统生活实践中，也逐渐地符号化、抽象化，成为生活的隐喻。他强调，“门”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独特的媒介，它分享与联系着世界上的人与物，开启了哲学之门;它是人类栖息的家园，给人温馨的家的想象;但它又让人不得安宁，让其身份象征阻隔人们的相亲相爱，呈现为社会交往之门，因此，门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建构。谢教授用比较新颖的切入点对老子之“门”从实至虚的操作意象、众妙之门的媒介哲学意蕴进行分析，我们可知媒介的善恶，通过这扇门，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奇妙关系，生命在这种奇妙的关系中得以延续，同时也可以为从媒介学研究传统文化提供更多的想象和新的可能。 南京大学潘祥辉教授从传播考古学研究的角度，以先秦为主要背景，深入讨论了古代谥法作为一种评议机制对统治者的舆论约束。潘教授认为，谥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风评”（人物评论）机制，开古代人物评论之先河，可以纳入古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以谥评人”的人物评议机制类似一种超越时空的“纵向传播”，其中先秦谥法相当于历史写作的“知人论世”，既是一种公开的传播机制，也是一种“无声的舆论”，更是以“礼”为准绳的道德评判。对于评价死者，激励生者，监督权力，引导社会舆论、实施社会教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同时，他认为谥法具有一定的公开性、民主性，有公共传播的性质，并且具备宣传教化的功能。秦谥法“以谥名迹”，包含并内化了一套社会评价，其所呈现的“民主评议”以及追求“名副其实”的精神，实开中国“人物品评”之先河。这种“公正评价”的理念，与古代良史所追求的“秉笔直书”异曲同工，也与孔子作《春秋》所追求的“书法无隐”暗合，体现了一种中国特色传播实践的“礼”的精神。
如果说从“门”到“谥”是借助于媒介的理论层面的礼文化探讨，那么“衢州有礼”的品牌建设则从礼文化的理论层面转到了实践层面。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余仁洪以衢州城市的品牌建设为例，从如何打造“南孔圣地·衢州有礼”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为复兴中国的礼乐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及样板。
三、重视对儒家元典的传播
高级编辑施宇就“儒家元典的传播在当代的意义以及价值”进行了分析。他主要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华文化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元典是经典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牢牢地把握住了经典，对经典进行了传播。他指出，因为经典具有持久性、超时代性、时间先在性等特点，所以重视经典才能对问题有透彻的认识，把握住经典就是找到了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家文化作为元典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它既是我们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来源，也是我们为人处世最好的准则标杆。文化命脉的传承，需要儒家元典不断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姚锦云将研究聚焦于华夏传播一直绕不开的问题——“牵强附会”，他选择从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个体—结构”视角出发，重新审思古代经验与现代理论的断裂问题，认为以今人观点审视古代材料，以西方理论套入中国经验，同时，还存在有个体而无结构的研究弊端和有结构而无个体的路径不足，只有将个体的思想、观念放置在历史性的社会结构中，注重个体的人生与时代的互动，才能将“附会”减小到最低限度。华夏传播表现本土特色，这就需要研究者观照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时代的互动，从最源头找到问题的所在，不仅有助于它们解决“牵强附会”的问题，而且能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四、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
传统礼文化的创造与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更是一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责任与担当。华夏传播研究会副秘书长白文刚以“从大国竞争到文明对话：新世界史观与中国对美传播的话语创新”进行架构。他首先从对美传播的重要性、中国在美形象的负面化、负面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局限性以及中国改善对美传播状况的急迫性四个方面分析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中美关系的紧张化。提出中国应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转变中国对美传播的话语模式，寻求“文明对话”。有了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才会创造出新的基本的话语模式，解决中国在美形象的负面化以及中美关系的紧张化的传播困境。同时，大国之间的交往，由竞争走向文明对话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充分解决了文化传播的隔阂，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此观点，潘祥辉教授也表示赞同，潘教授强调：“用自己的思维解决中国文明对话取代对抗，回到礼文化、挖掘优秀文化。”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内核。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华夏传播研究会常务理事、博士生导师贾学鸿以《礼的形成及其在先秦时期的传播》为题进行了发言。贾教授由电影《盲山》引出对原始礼诞生与发展的探讨，指出原始礼的诞生有多种可能，包括祭祀、日常行为规范、自然天道规律、社会秩序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春秋以前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即周公的“制礼作乐”和孔子的“以仁释礼”，才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礼仪制度和思想。礼的发展受人本性影响，也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内涵和侧重点有所差异，所以，当下在复兴“礼”文化时，需要针对不同时期的礼制内涵加以辨析、反思和选择。尤其是音乐熏陶、仪式体验、故事化传播等方式，为礼文化的现代创新传承提供了更多可能。
五、中国礼文化的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
“不学礼，无以立”，中国礼文化被视作人生之本、立业之基。传统礼文化虽然久远，但又处处影响着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代的英年才俊对礼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纷纷加入礼文化研究之中。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张丹从古代礼乐媒介的角度分享了他对礼的独特见解。他从“乐”的媒介性出发“以乐观礼”，检视中国古乐在“礼”文化滥觞期所处的地位和媒介功能，从而为阐明“礼乐协作”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系统而完善的政治符号媒介，提供一种媒介学视角的思考向度。
张丹是从微观对礼进行研究，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佳静则是从宏观对礼的教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刘佳静认为，礼的教化不仅包含教育观念、政治观念、文化观念，更是关于“礼”的意义传递、思想交流、情感互动，是价值体系和行为规则的建构和实践。中国的礼教在现代有着强化伦理道德的“德化”塑造、注重人性情感的教化培育以及追求“知行合一”的践行精神的意义和作用。
影视剧所构建的是一种礼的“环境场”，使观众从中受到礼文化的熏陶，对观众起到榜样示范的教化作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杨雪将热播的古装剧——《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与礼的传播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她主要从古装剧对礼文化的传播现状、《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中礼文化的影像表达以及古装剧在礼文化传播中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讲述，将抽象的礼文化变得真实可感。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可以将散布于各地的人、家庭汇聚起来，使他们确认自己和他人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激发整个群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强化对中国礼文化的认同。
当代大学生对礼的认知和关注情况如何，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涵对此进行了考察。她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从礼的认知层面、心理和态度层面到行动层面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用一种比较理性、客观而又真实的方法反映了大学生对“礼”认知的欠缺，以及在生活中对“礼”践行的缺失，为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提供了参考依据。
传播学的本土化思潮发展至今已40年，“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大实践，虽然有许多学者从研究范式、传播思想、交往规范和本土经验等诸多维度进行了探讨，但是在主流传播学视野中，它还是显得很弱小。相信在文化自信背景下，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建构本土华夏传播的理论与模式，对中国传播学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当代意义与深远的历史价值。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