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云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为学术，以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大道哲学，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著有三卷《文化价值哲学》（《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另外著有《文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
　　一、社会管理的文化本质
　　文化和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可以这么说，文化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又是社会结构的参数。这个话怎么理解？首先文化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为个别社会历史时代而存在，它一旦创造出来，传千古遗万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超有机体，而非有机体。上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性质问题，曾经有过一场大辩论。以克鲁伯（Kroeber，A.L.）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文化是超有机体，以本尼迪克特（Benedict,R）为代表的心理学派，认为文化是心理的映象，属有机体存在。大辩论最后发表了“十八条宣言”，承认文化是超有机体。社会学史上，斯宾塞是以进化论称著的社会学家，最爱讲“社会有机体”，但在谈到文化的时候，还是说文化是超有机体。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但文化又是与社会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文化是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如道德、伦理、风俗、礼仪、制度等，它们既是文化存在，又是构成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因此，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史上，凡是文化与社会的存在不能严格区分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文化”。“社会文化”这个概念，就是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看成是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讲社会管理，总离不开文化；离开文化，讲社会管理，就会流于空洞。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讲，从社会存在的文化本质上讲，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文化管理。
　　自然，社会存在也有自己的独立性，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等，皆有其客观独立性。但是，任何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离开了文化，离开了文化的意义，都是不能维系的。因为社会结构并不只是阶级、阶层、社会组织一类形式，而是包含着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文化内容的；社会关系也并不只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更多是伦理关系、文化关系、意义关系，离开了文化，离开了文化的意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就不能维系，而且将变得没有意义。有一次我到企业讲课，有人问：“企业不是有政治思想部吗？为什么还要搞企业文化建设？”我告诉他，企业里面不光是政治关系，还有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兄弟关系、姐妹关系，这些都不属于政治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伦理关系，上下级关系本质上也是伦理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关系。这些关系用处理政治关系的思想，是解决不了的。如果把社会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只是看成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那也就把人看成为政治动物、经济动物了。若果真如此，社会关系也就变成纯粹利害关系、物质关系了，那也就没有人情味儿了。若如此进行社会管理，那也就只有实行政治统治、物质刺激，而不是人文管理了。
　　社会结构是人的分层结构，社会关系是人的关系，社会群体是人的集合体，因此，从本质上说，社会存在是人的存在，社会管理是人的管理。而人是具有“好是彝德”先天道德本性的，是追求信仰信念，追求道德精神，追求美好存在与理想世界的。而这种先天道德本性，恰恰是人和动物的区别，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人所以异于禽兽”的“几希”差别（《孟子·离娄下》）。尽管是“几希”的差别，是很少的差别，但它规定了人的本质，规定了人与动物的不同本质。在生物进化的层级上，动物再高也是动物，而人恰恰不是动物，是先天道德本性的存在者，是道德、精神、灵魂、信仰、信念的追求者。如果把人看成是动物，那么，社会管理对人进行动物训练就行了。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把十三亿人都当作动物训练可以吗？我看不可以。因为那样很多问题，如人的问题、伦理问题、道德问题，都没法解决的。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家不散、有慈父在，国不亡、有仁君在”。家也好，国也好，所以不散不亡，是因为为父为君者，能够慈爱后代、仁爱天下；不然的话，人们凭什么要尊重你们？凭什么要服从你们领导？没道理。所以我们讲社会关系，讲人与人的关系，讲社会管理，离不开文化，离不开伦理道德。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有先天道德本性，有道德、精神、灵魂、信仰、信念的追求；而人的这种存在，是文化问题，是文化教化问题，而非动物训练问题。因此，中国自古圣人治国平天下，进行社会管理，就是以文化，以仁义礼智之教，化成天下。
　　人不是动物，社会的存在，国家民族的存在，也不是生物群体，而是文化群体。中国所以不同于西方，阿拉伯世界所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不在于它们的地理分布与自然环境不同，也不在于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不同，而在于文化的不同，在于它们文化的形而上学所发展出来的信仰信念及伦理道德精神不同。西方文化精神，从古到今都离不开上帝或“逻各斯”的存在；印度文化精神，从古到今都离不开“梵”或“梵天”存在；中国文化精神，从古到今都没离开过“道”的存在。这种文化，这种精神的存在，不仅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本质的规定性，也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的内在目的论。社会管理，治国平天下，是不能离开国家民族文化价值体系与历史内在目的论的。真正要想治国平天下，要想有效的进行社会管理，就要适应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顺应其历史内在目的论。因此，社会管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怎么样适应文化价值体系，顺应其历史内在目的论的管理。
　　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做“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什么意思？它是说刚打下天下的君王，为了巩固政权，不可能实行仁政，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君王以后，必然回到仁政的道路上来，也就必然实行王道，回归到中国文化以仁政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上来。秦朝两代就亡了。如果不是两代就亡了，而是三代四代，秦朝也必然要回到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上来，回到以仁政去治天下的道路上来。以后，中国每到一个新的时代，每一个新王朝出现，都有这种文化价值体系调适问题。汉朝七十年所以能够出现文景之治，一是由军事体制转变为文官体制；二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由什一税收改为三什一税收，最后完全免除土地税收；三是完成文化转型，由韩、申之流的冷酷法制，回归到儒家诗书礼乐之教，回到儒家的仁政，回归到中国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上来。这也是汉朝政治能够维持三百年的原因所在。所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新王朝、新政权，能不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使政治回到适应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上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外族入侵所建立的政权，如北魏、清朝，也都经过了一定的时间调适，最后回到适应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上来了。凡不能适应这个体系的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建国也快70年了，怎么样回归到中国文化体系上来？适应这个体系并把它向前推进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能不能持续发展、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讲社会管理，应该从这个大局上去考虑，从这个大的文化战略体系上去考虑。 　　怎样社会管理？根据什么制订社会管理政策？自然，要根据社会历史不断变化的情况。外部世界是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所以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日日新，又日新，与时偕行。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不变的东西。什么不变？一是人心人性不变，人的先天道德本性不变；二是国家民族根本文化精神不变。而这不变的东西，恰恰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本质。治国安民，进行社会管理，不能只是盯着那些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东西，而应抓住人心人性与文化精神这种不变的东西，抓住这决定着国家民族社会历史本质的东西。不研究这根本的存在，只是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那些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东西，那样制定的政策可靠吗？应付一阵是可以的，但解决国家民族长治久安问题难。因为外部世界总是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你的政策刚刚制定出来，或者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世界早已不是那个样子。有本事你就跟着跑吧!所以，治国安民，进行社会管理，不仅要从大局上，从大文化战略上去考虑，还必需紧紧抓住人心人性和根本文化精神，抓住这种最为根本的东西。以文化根本精神，贞正人心人性，更是实现社会管理的最大肯綮处。
　　二、贞正人心方能实现社会管理
　　治理国家，并不只是修几条路，盖几座房子，税收几何的问题，而是人的教化问题，人心人性贞正问题。人心正，天下定！人心邪妄，物欲汹汹，君子失义，小人犯刑，天下还有何安定可言！治国安邦是这样，社会管理也是这样。要治国安邦，要实现社会管理，我们不能一天到晚眼睛只是盯着8%的增长数字。知道人心如何，人性如何，如何教化，如何贞正，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文化讲心，不是在血肉上讲的，不是在生物有机体上讲的，而是在天理良知上讲的，是以理设心，操存舍亡，用心则有心，不用心则无心的存在。因此，心并不只是形气知觉，不是生物有机体，而是知觉天理，知觉人伦，知觉善恶的存在。知此者，谓之良知；丧此者，谓之丧失良知。因此，中国文化讲人心人性，是以天道义理为知觉形式的，是以天理的存在为最高哲学本体论的。从最高本体论上讲，从“天命之谓性”上讲，从“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上讲，人心人性是纯粹至善的。但人的心性，若离开气质，离开气的质料存在，则无着落处，是不能成为生命存在的；但它一旦与气之质相结合，可以说从结合那一霎那开始，心性存在就有了阴阳、清浊、昏明、善恶。因此，人虽是有天地之心，有先天道德本性，但若就气质之心性上讲，人又是阴阳之会、鬼神之交、五行之秀的存在者。因此，人的气质心性，是有阴阳、有善恶的。
　　中国文化有一个表达最小终极存在的概念，是西方没有的。西方现代物理学上，有原子、质子、电子、夸克等概念，但它没有一个表达最小终极存在的概念。因为物理学上的那些基本粒子存在，还是可以一直往下分的。最小终极存在是什么？西方物理学家没解决，哲学家也没解决。但中国文化有一个概念，把这种最小终极存在解决了，那就是“几”的概念。什么是“几”？“几”就是从无到有，变化刚刚发生，那一霎那的存在。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无，也不是有，而是非有非无，非无非有，变化刚刚发生那一刹那之间存在，称之谓“几”。这种变化，称之谓“几微之动”。它不仅用来说明事物的变化，物理的变化，也用来说明人心的变化。人一念之动，几微之变，即是“几”的存在。从天理良知上说，人心是纯粹至善的，但作为气质之性存在，人又是阴阳之会，鬼神之交，五行之秀者。因此，人一念之动，几微之变，内心则有阴有阳、有善有恶的。思虑未起，鬼神不知；一念之动，良知在我。一念之动，可以使人成为善人，也可以成为罪犯。是走向善，还是走向恶，全靠道德自觉，靠人心是否知觉天道义理存在。知则谓之道德良知，走向善；不知，则走向昏昧、走向恶。心的存在，究竟是成为善的力量，还是成为恶的力量，全在几微之动的善念，全在良知在我。人生种种欲望、意念、情伪，及其相摩相倾、相激相荡，“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周易·系辞下传》），吉凶祸福之生，全在一念之动，善恶之端；往大处说，盛衰成败，生死存亡，也往往系于一念之动，善恶之端。人的一生，惟有于几微动处，建立良知主宰，方是有头绪，于此处清醒，方能著是而去非，舍邪而归正，绝其恶几，充其善几，惩忿息欲，迁善改过，于此处知觉，此处看破，才能斡转得公私邪正、吉凶险恶。故我在《心性灵明论》一书说：“一念至善，即是做圣之始；而是善是恶，是神是鬼，是君子还是小人，全系于几微之动。一个‘几’字，即是道破天机奥妙处，亦惊醒人知觉处！”这从宗教上说，就是“‘上帝临汝，无贰其心’。小心翼翼，时顾天命，何敢悠悠，自忽几微。”正是因为几微之动，即有善恶，吉凶祸福，皆起于心，起于心之是否贞正，所以社会管理，治国平天下，就是使人知此而止之，自易其恶，归于至善，去妄还真，求得人生平安，天下太平。研究社会管理，治国平天下，研究人心之动的善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弄清这一点，使人为善而不为恶，人心人性存在，才能成为文明的力量，创造性力量！故清人李二曲先生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于此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大肯綮处，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提醒人心，即唤醒人的灵魂，启迪人的灵明之心，教化人心，使其为善而不为恶，把人心人性转化为文明力量、创造性力量。
　　贞正人心人性，不是压制人心，摧残人性，而是通过文化教化，使人获得天理良知。人是什么，人民是什么？人是天民，是上天降生的最为灵性者。《诗经》讲“天生烝民”；《尚书》讲“上帝降衷于民”，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文化中天与人关系，是天人不二的：人心即天，人性即天，人的存在即天的存在。“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社会管理，治国平天下，研究人心之动，在于知天下之动，知道人民想什么，要求什么，需要什么，追求什么？从人心几微之动，知天下人心之动。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哪怕是吵架，哪怕是骂人的话，也可以从中知道人民在想什么，要求什么，把它提升为治理，提升为国策，去治理天下，那就是圣人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就是社会管理的好办法。此即《易传》所说，圣人观天下之动，“以见天下之赜，拟其形容，象其物宜，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周易·系辞上传》）的意思。古代设采诗之官，就是通过采诗，知天下之风，“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皆是人民的心声。有国有天下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能停下脚步，听一听人民的心声，就会背人心，逆天道，有效进行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