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张张求知的脸庞时，总想起我的两位语文老师。
　　初中的语文老师叫韦世华，皮肤很黑，严肃的国字脸，却永远挂着和脸型不相称的微笑，长得不太像个教语文的先生。韦老师走路很有特色，有时会遇到他边走路边吟诗，远远看去，脚一高一低，时缓时急，让人感觉走路也能走出韵律来。
　　韦老师喜欢写诗，还喜欢在我们面前朗读。读的时候，脸微微地上仰，眼睛望向教室后上方，读到欣喜的某处，一直撑在讲台上的手会高兴地舞起来，像个孩子。他的乡音很重，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当时，我们都没听懂他写的诗。几个调皮的学生一听到他开始读诗，就低下头互相揶揄地笑，课后等他走了，就故意夸张地学他读诗的口音和样子。
　　韦老师从不批评女学生，男学生倒是被他训斥过的。初中时我常常不认真听课，喜欢在课堂上为老师画像，一次我画了张他走路唱歌的样子，把他的脚画得大小不一，极其夸张，旁边还画了几个落荒而逃的学生。同学们正传着看得开心，被韦老师发现了。他拿起画来看了看，微微皱了皱眉。大家鸦雀无声，等着他发火，但他顿了顿，竟笑道：“画得有点像我，你是在画我唱歌吧？我走路时是不喜欢唱歌的，倒是会读读自己写的诗。你观察得还不够仔细。还有，你画得虽好，但比不上你写的文字。”我常认为自己的画是拿得出手的，因为我从小就跟着当地有名的美术老师学画，难道我的画没作文写得好吗？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评价，我似乎有些小触动，之后的语文课格外认真起来。
　　“今天，我给大家读一篇文章，叫《葡萄架下》。虽显稚嫩，但文笔细腻，写出了真情实感。‘我家住一楼，窗外有一片空地，地里的泥土很黑，母亲在那里种了两棵葡萄，然后用桂顶兰围了一个圈，种了几畦菜，就算是我们家的小菜园了……’”心咯噔了一下，突突地加速跳了起来，这不正是我写的吗？
　　韦老师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朗读着，同学们腰板都挺得直直的，静静地听。在抑扬顿挫的朗读声里，我只觉得老师的男中音是那么的新鲜悦耳却又让人心生忐忑。那种激动又幸福的感觉，让我终身难忘。
　　高中的语文老师姓陈，名乐东，高高的个子，戴着黑框眼镜，眼睛很有神，额头很宽也很高。在夏天，白衬衣和黑裤子是他的标配，冬天他就在衬衣外加件毛衫再套上件西装，似乎不太怕冷。陈老师说话时斯斯文文、慢条斯理，假如他换上长衫，就像极了民国时期的先生。
　　陈老师和韦老师一样爱吟诗写诗，他自号桐油居士（桐油为当地一座小山），而我们给他个封号为桐油仙人。
　　陈老师上课，每课必须黑板干干净净，讲台清清爽爽。他会在黑板上一抹一揩，彰显王者風范，一到他的课，学生争相为他擦黑板，打扫讲台。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也有让人恼恨之处，譬如在课上，众生正津津有味地听他从课本里的《灌园叟晚逢仙女》讲到冯梦龙《增补三遂平妖传》里的人间妖异、神魔鬼怪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喝了口放在讲台上的浓茶，说道：“等会儿，我歇歇。你们从我刚才讲的内容回到课本里，想一想冯梦龙创造这些故事的动机是什么？等会我提问。”大家心中顿时恨恨不已，这比追剧就快要看到大结局的时候，突然来了段插播广告还要难受。
　　陈老师诗词造诣很高。他儿子也读了师大，后来在中华大学生研究生诗词大赛中以一首《江城子·金陵怀古》拿下了榜眼，而在他之前获奖的都是文学院的博士生。这消息让我们振奋和佩服不已。陈老师却说，如果是我年轻时去的话，应该可以拿头魁的。这点，我们是相信的。我们毕业后没几年，陈老师就被调到市里的重点中学去了，走的时候还发生了不少波折，地方的中学不舍得放他走，不少家长还到局里去提了意见，想把他留下来。最终陈老师还是调走了，因为他母亲当时患了重病，得到市里条件好些的医院治疗，他是个孝子，得在身边照顾，不得不去。
　　离家远了，能回家乡的次数也少了。一次暑假，我再见到陈老师，他的头发已全白了，那三寸墨边西洋镜竟然没换，依旧挂在鼻梁上，远远看去，一头白发，衬着白衬衣和笔直的黑西裤，更加仙风道骨，仙气凌人。
　　恍然间，我已近不惑，已为人师，已为人母。校园里的青葱岁月，陈老师用雄厚而开阔的嗓音为我们唱《短歌行》和《虞美人》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你终归要相信自己。”在我生活困顿的时候，我时常想起陈老师的这句话。而如今，我也常常把这句话向我的学生说起。
　　这就是我的语文老师，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他们让我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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