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1944年范文澜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后,曾国藩这位被清人誉为“中兴之臣”以及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就被打入了历史的别册。这种“定论”持续了40余年;1978年当李泽厚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仍然以此为基调,虽然试图小心翼翼地有所评价,但还是在结尾时指斥了曾国蕃其人其书的“虚伪的深刻意义”(见李著《后记》)。因而1979年当钟叔河先生提议出版《曾国藩大全集》时,出版界为之哗然。而1982年当这一计划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计划项目时,则标志着离对曾国藩做出一个较为公正评价的时候不远了;1989年,在《曾国藩家书》的重印前言中,钟权河先生似乎还不得不先引用刘伯承元帅的话,以证明曾国藩其人其书并非全无道理,尚“可以借鉴”。而当1990年至1992年唐浩明先生所著三大卷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副标题分别为《血祭》、《野焚》、《黑雨》)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