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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心理治疗师把太多心思花在诊断上面，只是为了给对方贴上一个看上去“很科学”的病理标签，甚至他们把心理治疗变成一个病理研究的过程。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心理治疗只关注来访者的问题，而缺乏对来访者这个“人”的关心与理解，就不能与之建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诊断如何准确，都不会产生好的治疗效果，甚至反而会强化“问题”，使“问题”固化下来。因为，当事人会把自己与诊断标签画上等号——“我＝抑郁症患者”。
有关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诊断标签对来访者解决问题有帮助，相反，许多心理治疗专家发出警告：慎用诊断标签。美国心理学家杰伊·贺莱就曾明确表示：“任何判断一个人有变态倾向的诊断，都会使问题永远成为问题。”
我有病
刚开始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的触动很深。
一天，我接待了一位50岁的女性，她来寻求心理咨询是因为与丈夫的关系存在问题。更让她困扰的是，两年前她被一个心理学教授贴上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标签。
这个“权威”的诊断让她陷入更深的焦虑，以致她重新鼓起勇气前来寻求咨询时，我不得不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处理这个诊断标签，才让接下来的辅导变得畅顺起来。
我做的是：关心她，体谅她的感受，了解她的生活，跟她一起探讨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让她看到自身好的方面，以及生活中有利的资源，然后寻求具体的处理办法，并鼓励她采取行动，尝试改变。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结果是，有一天，她带丈夫来向我表达感谢，说她跟丈夫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生活中，我们会不自觉地给别人贴标签，也常常被别人贴标签。
一个孩子，因为没有把一件事情做好，父母说他“笨”。其实，说孩子“笨”并不会让孩子变得聪明，反而会损伤他的自我。因为一件事情就被贴上“笨”的标签，他就会不自觉地用这个标签来看自己，把自己跟“笨”联系起来、等同起来。这样的情况多了，就会凝固成他的自我评价。
我发现，很多人，不是他们的问题有多糟，而是他们会把自己的情况描述得很糟，而这反映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很糟。如果这样一个人去寻求心理帮助，再遇到这样一个“专家”或“权威”，给他贴上一个“科学的”病理标签—— 如强迫症、抑郁症，或精神不正常之类，他从此就会觉得自己更糟了——“我有病”。
心病的形成
心理问题的形成，往往是“非正常化”的结果。
“非正常化”过程主要包括这样几种反应方式：
一是担心。一般情况下，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头脑出现了什么念头，自身做出了什么行为，即使有什么异常，也是可以过去的。但是，当事人太害怕它是不正常的，太在意别人会怎样看，便会抓住它不放。
二是比较。因为担心它是不正常的，反而会更加关注它，就会不断拿这个跟别人比较，拿这个跟自己的过去比较，比的结果是，别人没有，自己过去也没有，比来比去，比出更多的“不正常”来。
三是性急。反复比较之下，越发觉得自己“不正常”，就试图加以掩盖和压制，急于除之而后快。因为消除不了，就更加焦虑。在焦虑之中，当事人会四处寻找方法以求自救，便去读许多心理治疗的资料，看到心理症状的描述，就开始对号入座，不断给自己贴标签，便更加认定自己是不正常的。
最后，当事人可能会带着他的“不正常”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想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表面上，他在要求治疗师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
如果遇到一个不明就里的“专家”给他下了诊断，他会更加焦虑，仿佛他先前的担心变成了事实；而这诊断恰恰加强了他的宿命感（让对方认定自己就是一个病人，他的问题是改变不了的）和依赖感，进而损伤他尝试改变的内在动力。
同时，因为长期遭受痛苦的折磨，加之急于消除痛苦的心情，当事人会期待某一种神奇“外力”（药物或某种根治方法）来解决一切。如果他再遇到一个只知用药的“医生”，让他相信除了吃药，没有其他办法，就更加把他抛入一种持续性的病态感觉之中。
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一路过来，经过自己持续不断的“感觉性”努力，加上“医生”只见“病”不见人的“病理化”合作，他终于“生病”了。而在治疗上，诊断用药的单一模式是消极的，因为它在实施“治疗”的同时，在强化着当事人的不正常感和无助感。
问题也是机会
我们对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不好的阐释给我们造成困扰，好的阐释给我们带来好的心态和积极的行为。
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考试失败了，很难过，在雨中走路。对于孩子的这个行为，可以解释为“他太难过了”，老师和家长给他一些安慰和支持，便会帮助他从这个困难里走过去。但是，老师很紧张，他们把孩子的行为解释为“神经错乱了”，便报告给孩子的妈妈。妈妈更加紧张，就把孩子送进了精神病院。
接下来的治疗简直成了孩子的“宿命”。他从此开始吃药和反复住院，从学校退学，此后，他也曾尝试去工作，可因为药物的原因，他的反应能力受到抑制和削弱，不得不从单位退回到家中，之后，与生活隔离开来。
30年之后，当事人的妈妈把他带来跟我谈话。坐在我眼前的他已经45岁，成了一个终生吃药的精神病人，生活中的支持资源已很稀薄了，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很薄弱，内心的改变动机也微乎其微。这往往就是单一的诊断用药模式造成的结果。
还比如，有一位老母亲，她有时会独自一人喃喃自语。她的儿女们会如何解释这个行为呢？他们可能把母亲的自言自语解释为“母亲感到孤独”，继而的反应就是多关心一下母亲，多花一些时间陪伴母亲；他们也可能把母亲的自言自语解释为“母亲痴呆了”，结果就是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把她隔绝起来，让她变得更加孤独。可见，解释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结果会大不相同。
负面标签会强化一个人的不正常感，心理治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需要帮助当事人撕掉生活中的负面标签，撕掉那些迂腐褊狭而又刚愎自用的“专家”的诊断标签，消解当事人的不正常感。
好的医治者总是能够做到“从不好中找到好的”，帮助当事人去反思他的存在，从中看到自身的条件和生活中的资源，对问题有新的理解，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并且重新选择。
有时，人们生活在片断受伤的经验里，不能全面看待自己的生活。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有了问题”也可以被解释为“有了机会”。当一个人有了问题，他可以沿着问题，让自己的生命经历一次深度的分析从而获得生命的觉察。幸，还是不幸，经历了，才知道。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心理治疗只关注来访者的问题，而缺乏对来访者这个“人”的关心与理解，就不能与之建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诊断如何准确，都不会产生好的治疗效果，甚至反而会强化“问题”，使“问题”固化下来。因为，当事人会把自己与诊断标签画上等号——“我＝抑郁症患者”。
有关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诊断标签对来访者解决问题有帮助，相反，许多心理治疗专家发出警告：慎用诊断标签。美国心理学家杰伊·贺莱就曾明确表示：“任何判断一个人有变态倾向的诊断，都会使问题永远成为问题。”
我有病
刚开始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的触动很深。
一天，我接待了一位50岁的女性，她来寻求心理咨询是因为与丈夫的关系存在问题。更让她困扰的是，两年前她被一个心理学教授贴上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标签。
这个“权威”的诊断让她陷入更深的焦虑，以致她重新鼓起勇气前来寻求咨询时，我不得不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处理这个诊断标签，才让接下来的辅导变得畅顺起来。
我做的是：关心她，体谅她的感受，了解她的生活，跟她一起探讨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让她看到自身好的方面，以及生活中有利的资源，然后寻求具体的处理办法，并鼓励她采取行动，尝试改变。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结果是，有一天，她带丈夫来向我表达感谢，说她跟丈夫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生活中，我们会不自觉地给别人贴标签，也常常被别人贴标签。
一个孩子，因为没有把一件事情做好，父母说他“笨”。其实，说孩子“笨”并不会让孩子变得聪明，反而会损伤他的自我。因为一件事情就被贴上“笨”的标签，他就会不自觉地用这个标签来看自己，把自己跟“笨”联系起来、等同起来。这样的情况多了，就会凝固成他的自我评价。
我发现，很多人，不是他们的问题有多糟，而是他们会把自己的情况描述得很糟，而这反映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很糟。如果这样一个人去寻求心理帮助，再遇到这样一个“专家”或“权威”，给他贴上一个“科学的”病理标签—— 如强迫症、抑郁症，或精神不正常之类，他从此就会觉得自己更糟了——“我有病”。
心病的形成
心理问题的形成，往往是“非正常化”的结果。
“非正常化”过程主要包括这样几种反应方式：
一是担心。一般情况下，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头脑出现了什么念头，自身做出了什么行为，即使有什么异常，也是可以过去的。但是，当事人太害怕它是不正常的，太在意别人会怎样看，便会抓住它不放。
二是比较。因为担心它是不正常的，反而会更加关注它，就会不断拿这个跟别人比较，拿这个跟自己的过去比较，比的结果是，别人没有，自己过去也没有，比来比去，比出更多的“不正常”来。
三是性急。反复比较之下，越发觉得自己“不正常”，就试图加以掩盖和压制，急于除之而后快。因为消除不了，就更加焦虑。在焦虑之中，当事人会四处寻找方法以求自救，便去读许多心理治疗的资料，看到心理症状的描述，就开始对号入座，不断给自己贴标签，便更加认定自己是不正常的。
最后，当事人可能会带着他的“不正常”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想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表面上，他在要求治疗师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
如果遇到一个不明就里的“专家”给他下了诊断，他会更加焦虑，仿佛他先前的担心变成了事实；而这诊断恰恰加强了他的宿命感（让对方认定自己就是一个病人，他的问题是改变不了的）和依赖感，进而损伤他尝试改变的内在动力。
同时，因为长期遭受痛苦的折磨，加之急于消除痛苦的心情，当事人会期待某一种神奇“外力”（药物或某种根治方法）来解决一切。如果他再遇到一个只知用药的“医生”，让他相信除了吃药，没有其他办法，就更加把他抛入一种持续性的病态感觉之中。
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一路过来，经过自己持续不断的“感觉性”努力，加上“医生”只见“病”不见人的“病理化”合作，他终于“生病”了。而在治疗上，诊断用药的单一模式是消极的，因为它在实施“治疗”的同时，在强化着当事人的不正常感和无助感。
问题也是机会
我们对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不好的阐释给我们造成困扰，好的阐释给我们带来好的心态和积极的行为。
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考试失败了，很难过，在雨中走路。对于孩子的这个行为，可以解释为“他太难过了”，老师和家长给他一些安慰和支持，便会帮助他从这个困难里走过去。但是，老师很紧张，他们把孩子的行为解释为“神经错乱了”，便报告给孩子的妈妈。妈妈更加紧张，就把孩子送进了精神病院。
接下来的治疗简直成了孩子的“宿命”。他从此开始吃药和反复住院，从学校退学，此后，他也曾尝试去工作，可因为药物的原因，他的反应能力受到抑制和削弱，不得不从单位退回到家中，之后，与生活隔离开来。
30年之后，当事人的妈妈把他带来跟我谈话。坐在我眼前的他已经45岁，成了一个终生吃药的精神病人，生活中的支持资源已很稀薄了，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很薄弱，内心的改变动机也微乎其微。这往往就是单一的诊断用药模式造成的结果。
还比如，有一位老母亲，她有时会独自一人喃喃自语。她的儿女们会如何解释这个行为呢？他们可能把母亲的自言自语解释为“母亲感到孤独”，继而的反应就是多关心一下母亲，多花一些时间陪伴母亲；他们也可能把母亲的自言自语解释为“母亲痴呆了”，结果就是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把她隔绝起来，让她变得更加孤独。可见，解释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结果会大不相同。
负面标签会强化一个人的不正常感，心理治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需要帮助当事人撕掉生活中的负面标签，撕掉那些迂腐褊狭而又刚愎自用的“专家”的诊断标签，消解当事人的不正常感。
好的医治者总是能够做到“从不好中找到好的”，帮助当事人去反思他的存在，从中看到自身的条件和生活中的资源，对问题有新的理解，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并且重新选择。
有时，人们生活在片断受伤的经验里，不能全面看待自己的生活。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有了问题”也可以被解释为“有了机会”。当一个人有了问题，他可以沿着问题，让自己的生命经历一次深度的分析从而获得生命的觉察。幸，还是不幸，经历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