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9年，也就是建国六十周年之后，社会各界展开了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活动。而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当代史“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在一系列争论中，有些人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看做截然分开的两个时期，认为“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等，都是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尝试；只有“后三十年”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改革，才是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头。而有些人则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前后两个时期是勾连在一起的，正是“前三十年”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才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并非某种纯粹的历史学领域的探讨，而是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讨论者们试图要回答的，其实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所谓“中国模式”的　　内涵究竟是什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关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就不仅关系到历史学领域的分期问题，还涉及更多复杂的维度。它既牵涉着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1950—19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问题，也与怎样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发生关联，更涉及制约人们思考这一问题的知识结构、观点立场以及思维模式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中国未来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发展道路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蔡翔先生2010年出版的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他在这本书中要尝试的，正是对1950—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行重新思考，并试图带着这份“20世纪的思想遗产”（第3页），构想某种与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同的另类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蔡翔的观点，都不得不严肃地对待他在书中展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