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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跟着老乡来北京的，在建筑工地打工。工地在朝阳区附近，一到晚上遍地夜市，卖什么的都有。我爱吃糖葫芦，但舍不得钱。糖葫芦小贩是个憨厚的河北大哥，很喜欢我。那年春节前夕，他双眼通红地跟我说，父亲长年卧床，一直由母亲和妻子照顾。现在，母亲突发脑溢血进了医院，妻子一人快撑不住了，他必须马上回去。“小兄弟，你是个好人，我把糖葫芦的做法都写好了，成本多少也算好了。你自己琢磨琢磨，学着做学着卖吧，比出苦力要赚得多。”他诚恳地说。
在馋虫的驱动下，春节返乡期间，我把家人召集在一起，按照河北大哥写好的做法边琢磨边做。正月十五一过，做糖葫芦的手艺也琢磨成功，舅舅、两个姨、一个姨父、两个表姐，我们一行7人凑足了成本费，浩浩荡荡地来到北京，来到朝阳门，在河北大哥经常出没的街道，卖起了糖葫芦。
我们租了3间平房，7人分工明细，流水作业，俩姨俩表姐负责制作，我和舅舅、姨父负责销售。白天，俩姨俩表姐忙翻天时，我倒有了空闲，便到朝阳门附近转转。晚上，跟舅舅、姨父推着插着糖葫芦的自行车，满世界地吆喝。摩天大楼，霓虹灯丛，我目力所及的顾客是那么的古怪：古怪得臃肿，古怪得散发香气，古怪得发出尖锐的笑声……
当最后一个糖葫芦被人买走后，我們回到胡同里的小平房，匆匆洗漱一下，躺在木板床上，整个人像一条失水的藻叶，黏涩得快要发出咸臭味。不一会儿，舅舅和姨父打起呼噜，我则彻夜难眠。俩姨俩表姐常说，卖糖葫芦是全北京最忙的人，可我不这么想。大白天满街逛，晚上叫卖几小时，这等劳作强度，跟在工地上没的比。
人闲是非多，我睡不着觉，家里的糟烂事电影一样在脑袋里涌现。我的父亲42岁，母亲41岁。从我懂事起，他俩一直在吵架。吵到沸点是动粗，母亲的哭叫和父亲的怒吼，让我家单薄的墙壁直掉土渣。我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妻子的躁烦不耐，也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的。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兼顾8岁的弟弟。
我初二就辍学了，但一点儿也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子，到了初一初二基本都不念书了。他们跟着三姑二大爷去了大城市，春节回来时，顶着染得焦黄的头发，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有人还戴了耳钉，使用的手机有五花八门的外壳。他们在一个乡村少年眼中，就是一张张“成熟与长大的脸”。我羡慕极了，总嫌时间太慢，度日如年似的，终于熬到了初二之年，看着镜中已经长了痘痘的自己，义无反顾向北京进发了。
卖糖葫芦收入不稳定，扯着嗓子吆喝带来的累可以忽略不计，但蚂蚁缠身般的不自在，却是实打实的问题。15岁的身体像雨后浑浊的泥河，一片慌张。那试图张开的嘴巴里，就像塞满碎玻璃片，每喊出一声，都是一阵疼痛、一丝哀鸣。想想河北大哥，人家喊的是那么的职业化，像唱歌，更像呼唤，充满了情调，自带美感。我的局促是因为以此为耻，出发点就不对，只是机械地喊、机械地卖。就这么着，在旺季，只要贪点儿晚都能售罄。
俩姨俩表姐忙活一天，巴巴地等着舅舅、姨父和我，拿着零碎毛票回到平房。推开门，是她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像铁杵利剑，能把五脏六腑捣烂，让我瞬间没了胃口。有时卖得不好，我索性不吃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让我不仅不喜欢糖葫芦，还有北京这座城市。
唉，说到北京，曾经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可眼下，却成了我在电话里跟发小们说的“远没想的那么好”。我的肤色渐渐变得像老年人般暗淡，清晨轰然醒来，分不清哪边是梦境，哪边是现实，像在半空中俯瞰，而床铺上的人——我的舅舅和姨父则冷汗湿潮，如冰冻的尸体拉出来在解冻。
这样的日子熬了一年零3个月，我逃了，去深圳投奔一个初中同学。他把我接到所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一个房间8个人，全是同龄人。他们一听我在北京朝阳门卖过糖葫芦，非常好奇，问这问那的，有一位居然问看没看升国旗。我相当不以为然，淡淡地说：“谁起大早去看啊，电视里天天都有，还没看够呀！”
有熟人引荐，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很容易找到工作。我的岗位是典型的机械运动，工位上不堆货，不出现坏品，就算完成了任务。挣的是计件工资，明码标价，干多少活儿拿多少钱，累是累，但心里简单。领工资时，胸口翻涌着甜暖酥麻的热流。吃饭无须看别人的脸，一日三餐全在食堂，每天花费15元。
我的手机是国货，600元。在北京，我学会了抽烟，连带着把抽烟男人如何点烟和骂粗口也都学会了。深圳潮湿起来挺够呛的，我会不停地咳嗽，持续了大半年，到了春天，整个人变成了驼背的小老头。
可我非常喜欢这里。两三千人的工厂，人与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同事关系，而是老乡、亲戚、同学、熟人的复合体。晚上，厂区外的主要小路上，都有网吧、台球和小餐馆。我们这些同龄小青年，总是聚集在一起。我们崇尚《古惑仔》里的义气，以有自己的“江湖”自居。躺在宿舍的床上，我们用聊女人来打发时间——聊她们的小腿弧线，狐媚眼睛，裙底风光，还聊她们的性感指数。
我们无须按月给家里寄钱，也不用为房子费心，每个人的老家，父母都盖起了楼房。我们知道父母的血泪奋斗史，也知道盖楼要花掉他们一生打工攒下的钱。我们在这里总觉得是临时行为，其实在哪儿都没归宿感，而重返老家是铁定的后路。有后路的前行，多少会感到不太孤单、不太忐忑吧？
工友的年龄界限在16至40岁之间，18至25岁的最受欢迎。我入厂时17岁，老同学帮我借的身份证，工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工厂还有附加条件：无文身，矫正视力正常，能吃苦耐劳。如果达标，工厂公布许诺——周一至周五12元/小时，周六周日15元/小时，月平均工资可达2700～3200元以上；5天8小时工作制，中央空调车间，宿舍虽然8个人，但有独立冲凉房和洗手间，全天供应热水，每月扣15元水电费。三餐在食堂，丰俭由人，可用现金支付或订饭卡，每月20日准时发上月度工资，新员工也享受相关技能的培训……
家人，当然包括还在北京卖糖葫芦的俩姨俩表姐和舅舅、姨父，听到我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都羡慕嫉妒傻了。父母破天荒休战，轮流在电话里说别惦记家，好好工作，报答老板。我用攒了两个月的收入，给父亲买了一款国产手机，给弟弟买了双肩背包和全套文具。对了，我还给河北大哥发了照片。他的双亲已经离世，他又出来打工了，只是不在北京，而是在保定。
在馋虫的驱动下，春节返乡期间，我把家人召集在一起，按照河北大哥写好的做法边琢磨边做。正月十五一过，做糖葫芦的手艺也琢磨成功，舅舅、两个姨、一个姨父、两个表姐，我们一行7人凑足了成本费，浩浩荡荡地来到北京，来到朝阳门，在河北大哥经常出没的街道，卖起了糖葫芦。
我们租了3间平房，7人分工明细，流水作业，俩姨俩表姐负责制作，我和舅舅、姨父负责销售。白天，俩姨俩表姐忙翻天时，我倒有了空闲，便到朝阳门附近转转。晚上，跟舅舅、姨父推着插着糖葫芦的自行车，满世界地吆喝。摩天大楼，霓虹灯丛，我目力所及的顾客是那么的古怪：古怪得臃肿，古怪得散发香气，古怪得发出尖锐的笑声……
当最后一个糖葫芦被人买走后，我們回到胡同里的小平房，匆匆洗漱一下，躺在木板床上，整个人像一条失水的藻叶，黏涩得快要发出咸臭味。不一会儿，舅舅和姨父打起呼噜，我则彻夜难眠。俩姨俩表姐常说，卖糖葫芦是全北京最忙的人，可我不这么想。大白天满街逛，晚上叫卖几小时，这等劳作强度，跟在工地上没的比。
人闲是非多，我睡不着觉，家里的糟烂事电影一样在脑袋里涌现。我的父亲42岁，母亲41岁。从我懂事起，他俩一直在吵架。吵到沸点是动粗，母亲的哭叫和父亲的怒吼，让我家单薄的墙壁直掉土渣。我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妻子的躁烦不耐，也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的。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兼顾8岁的弟弟。
我初二就辍学了，但一点儿也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子，到了初一初二基本都不念书了。他们跟着三姑二大爷去了大城市，春节回来时，顶着染得焦黄的头发，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有人还戴了耳钉，使用的手机有五花八门的外壳。他们在一个乡村少年眼中，就是一张张“成熟与长大的脸”。我羡慕极了，总嫌时间太慢，度日如年似的，终于熬到了初二之年，看着镜中已经长了痘痘的自己，义无反顾向北京进发了。
卖糖葫芦收入不稳定，扯着嗓子吆喝带来的累可以忽略不计，但蚂蚁缠身般的不自在，却是实打实的问题。15岁的身体像雨后浑浊的泥河，一片慌张。那试图张开的嘴巴里，就像塞满碎玻璃片，每喊出一声，都是一阵疼痛、一丝哀鸣。想想河北大哥，人家喊的是那么的职业化，像唱歌，更像呼唤，充满了情调，自带美感。我的局促是因为以此为耻，出发点就不对，只是机械地喊、机械地卖。就这么着，在旺季，只要贪点儿晚都能售罄。
俩姨俩表姐忙活一天，巴巴地等着舅舅、姨父和我，拿着零碎毛票回到平房。推开门，是她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像铁杵利剑，能把五脏六腑捣烂，让我瞬间没了胃口。有时卖得不好，我索性不吃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让我不仅不喜欢糖葫芦，还有北京这座城市。
唉，说到北京，曾经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可眼下，却成了我在电话里跟发小们说的“远没想的那么好”。我的肤色渐渐变得像老年人般暗淡，清晨轰然醒来，分不清哪边是梦境，哪边是现实，像在半空中俯瞰，而床铺上的人——我的舅舅和姨父则冷汗湿潮，如冰冻的尸体拉出来在解冻。
这样的日子熬了一年零3个月，我逃了，去深圳投奔一个初中同学。他把我接到所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一个房间8个人，全是同龄人。他们一听我在北京朝阳门卖过糖葫芦，非常好奇，问这问那的，有一位居然问看没看升国旗。我相当不以为然，淡淡地说：“谁起大早去看啊，电视里天天都有，还没看够呀！”
有熟人引荐，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很容易找到工作。我的岗位是典型的机械运动，工位上不堆货，不出现坏品，就算完成了任务。挣的是计件工资，明码标价，干多少活儿拿多少钱，累是累，但心里简单。领工资时，胸口翻涌着甜暖酥麻的热流。吃饭无须看别人的脸，一日三餐全在食堂，每天花费15元。
我的手机是国货，600元。在北京，我学会了抽烟，连带着把抽烟男人如何点烟和骂粗口也都学会了。深圳潮湿起来挺够呛的，我会不停地咳嗽，持续了大半年，到了春天，整个人变成了驼背的小老头。
可我非常喜欢这里。两三千人的工厂，人与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同事关系，而是老乡、亲戚、同学、熟人的复合体。晚上，厂区外的主要小路上，都有网吧、台球和小餐馆。我们这些同龄小青年，总是聚集在一起。我们崇尚《古惑仔》里的义气，以有自己的“江湖”自居。躺在宿舍的床上，我们用聊女人来打发时间——聊她们的小腿弧线，狐媚眼睛，裙底风光，还聊她们的性感指数。
我们无须按月给家里寄钱，也不用为房子费心，每个人的老家，父母都盖起了楼房。我们知道父母的血泪奋斗史，也知道盖楼要花掉他们一生打工攒下的钱。我们在这里总觉得是临时行为，其实在哪儿都没归宿感，而重返老家是铁定的后路。有后路的前行，多少会感到不太孤单、不太忐忑吧？
工友的年龄界限在16至40岁之间，18至25岁的最受欢迎。我入厂时17岁，老同学帮我借的身份证，工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工厂还有附加条件：无文身，矫正视力正常，能吃苦耐劳。如果达标，工厂公布许诺——周一至周五12元/小时，周六周日15元/小时，月平均工资可达2700～3200元以上；5天8小时工作制，中央空调车间，宿舍虽然8个人，但有独立冲凉房和洗手间，全天供应热水，每月扣15元水电费。三餐在食堂，丰俭由人，可用现金支付或订饭卡，每月20日准时发上月度工资，新员工也享受相关技能的培训……
家人，当然包括还在北京卖糖葫芦的俩姨俩表姐和舅舅、姨父，听到我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都羡慕嫉妒傻了。父母破天荒休战，轮流在电话里说别惦记家，好好工作，报答老板。我用攒了两个月的收入，给父亲买了一款国产手机，给弟弟买了双肩背包和全套文具。对了，我还给河北大哥发了照片。他的双亲已经离世，他又出来打工了，只是不在北京，而是在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