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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南一带历来多著名藏书楼。在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之际，许多珍贵典籍毁于战火，幸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书家后人出售以赈救度难。在沦陷区的一些有民族责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见大批的文献珍宝流落他乡，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凭借个人或组织的能力和财力，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力求把那些行将流散出国的珍品买下来，在国内由子孙后代传下去。抗战初期的二年中，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郑振铎与徐森玉、张寿镛等在上海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以租界为屏障，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日本人展开角逐。在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以中央图书馆的百万元扩建费收购下相当于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善本馆藏总量的珍贵文化典籍。
一、同志会成立于危难时刻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8月13日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西撤后，上海外围地区尽入日军铁蹄蹂躏之下。由于日本尚未向英、美、法等国宣战，迫于国际条款没有进占租界，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南的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为幸存的“孤岛”孑立于日占区包围之中。欲灭一国，须灭绝其文化，日本侵略军不仅占领了我们的国家，还要毁灭我们民族的文化。许多保存着重要民族文献的江南藏书楼、图书馆都成为日本重型轰炸机俯冲投弹的目标，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常熟古里镇铁琴铜剑楼等都遭到轰炸毁于战火。一时间人心惶惶，藏有秘籍珍版的故家世族，为保性命，纷纷以低价出售，以便携款逃到后方。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都有代理机构坐镇北京，专捡世家旧族后人手里流出的古籍线装书。1938年江南各地相继沦陷之后，各地藏书汇集在上海市肆，此时的上海成了南方最大的古籍聚散市场，许多平时不易一见的秘籍频频出现在上海的古书摊肆上，汉口路、四马路一带书坊里，日本、伪满和美国各大学纷纷通过关系或派人携款抢购，驻上海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为美国抢购，敌伪华北交通公司为伪满收购，汉奸梁鸿志、陈群等亦在争相收购，北平的书贾亦南下收购，不仅是善本，连普通本也在网罗之列。不少珍贵图籍流往海外，宝典秘籍将再次遭劫。
最早注意日伪等大肆劫掠我国古籍的是酷爱藏书的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郑振铎发现，敌伪机关华北交通公司大量收购的是府县志等地方文献和有关史料文献，显而易见，这是帮助他们调查物资资源，研究地理形势和行军路线，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而欧美等国收购我国珍籍更是居心叵测，据当时的报纸载，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口出狂言，“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若任由古籍大批流入异域，将来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对此，郑振铎义愤填膺，不忍让国宝流失，便竭尽个人所能，遇到好书倾囊收购，遇索价过高凑不出钱来时，便拿自己的藏书作抵借款将书买下。以个人之力拯救国宝流失，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精卫填海，不少珍本文献如《四库全书》部分底本、沈氏粹芳阁的精华、常熟翁氏和徐乃昌的珍藏均被北平书商席卷而去，其中大部分又被转卖给了日伪和美国。郑振铎感到抢救大批古籍文献，个人能量有限，必须依靠教育部和国家的力量。1938年5月，他在书贾手里发现了索价甚巨但文物价值不亚于甲骨文、敦煌藏经洞的珍贵古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于是通过友人多方奔走，成功争取到教育部的专项资金进行收购。这对他是一个鼓舞，说明教育部的负责人陈立夫、朱家骅还是懂得古文献的价值的，他想，如果联系一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政府，也许能争取到专项拨款用来抢救大批古籍，与书商和国外机构在国宝收购方面进行争夺。忧心忡忡的郑振铎便去找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一起商量。张元济、张寿镛和何炳松也是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对于珍本古籍的大量流失，这几位老先生深感痛心，听到郑振铎的建议，都表示这“抢救”工作必须立即去做。于是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张元济等人联名给在重庆的政府当局、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英国部分退还的庚子赔款)董事会等处写了信，发了电报，恳切地陈述了江南珍贵文献面临洗劫的紧急状况，强烈要求拨出经费用于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10日，何炳松在暨南大学收到朱家骅和陈立夫联名签署的电报：“诸先生关心文献，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到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伫候明教。”表明政府支持赞同他们的计划但是拿不出钱，希望他们依靠民间筹募自己解决。然而在战乱年代由民间筹集巨款绝无可能，他们商量后，又给重庆打了回电，说明由他们筹款的困难，再三希望政府竭尽全力。朱家骅想到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百余万元法币的扩建费，未及开工而战争爆发，中央图书馆因乱迁移，这笔钱没有动。1938年后，币值不断下跌，而战争不知打到何年月，等到战争结束回南京建馆，货币贬值几十倍，这笔钱将所值无几，不如先把这笔钱用于收购图书，既保存了国粹，又避免了贬值，是为两全之策。陈立夫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重庆当局于是成立了购书“筹备处”，任命蒋复璁为主任，并计划在香港、上海两地设立专门机构。然后派蒋复璁秘密前往香港、上海与叶恭绰(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张寿镛等人分别联系，研究落实抢救工作。设立在香港的机构委托叶恭绰组织，负责华南地区的搜购，安排沪、港与内地的运输联络，并把在沪租界内的法宝馆提供作秘密搜购的工作场地。蒋复璁与叶恭绰商定购书经费首次以40万元为限，以后陆续增加，三分之二款给上海，三分之一给香港，同时采购。其实，后来收购珍本图书的钱，主要都是用在上海，因为上海流散的古籍最多。
1月14日蒋复璁由港至沪与何炳松、张寿镛会晤，商定由何、张负责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京、沪、平、津一带散出的书，购书款项由中英庚款会汇付。19日，在张元济家中，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人开会，宣告正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众人先是推举张元济主持收购文献事，因张元济表示年老多病而力辞，遂转推张寿镛主持。郑振铎受托起草了管理严格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共七条：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三人组织之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
二、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
三、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须先行开单知照办事处查核登记，以避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各委员征求同意。
四、办事处应每二星期将所购各项图书开列清单及价格送交各委员存查。
五、重要之宋元板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应分别延请或送请各委员鉴定。
六、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时，办事处应放详细登簿后送去，收回时并应即行销号。
七、购买之重要图书经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员装箱封存寄藏于慎密保管库房中，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细则拟好后送张元济、张寿镛等人征求意见，经大家同意后须署名。张元济表示不参与主事而未署名，其他人无异议后将细则刻写蜡纸，用红色油墨印出，密存备案。他们还商定：为了安全，对外严格保密，只以他们私人或所供职的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名义购书，不用同志会名称。采购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有好书，必须为国家收购到，绝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失海外。他们还明确了初步的分工：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版本鉴定；张寿镛保管取款的图章；何炳松主管现金的存取。虽然一开始有过上述分工，但事实上整个抢救工作，后来是以郑振铎为中心进行的。因张凤举不久去了内地，未参与其事，采访工作由郑振铎一人负责。而且作为著名版本学家，和何炳松、张寿镛一起参与图书鉴定也是无法推辞的。张元济年事最高，大家照顾他，主要是当顾问，关键的时候才请他出马。重庆方面原定由蒋复璁代表当局负责与同志会接洽，后因蒋复璁进入敌伪黑名单，处境危险，当局遂改派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秘密潜沪支持搜购工作。徐森玉负责往返于沪、港、内地，亲自押运最珍贵书籍。所以文献保存同志会最终是由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徐森玉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落实了章程和分工，郑振铎立即提出，玉海堂、群碧楼两家的文献，亟需早日收下。北来书商觊觎已久，只恐书商们捷足先登。郑振铎还极力主张，收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所藏为限，凡市上零星所见之书，只要是善本、孤本，有保存价值的，都要尽力收购。
二、艰险的文献收购活动
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后，成员们竭尽全力搜集珍本古书，不仅在上海，还通过书店及友人到平津等地收购。在文献保存同志会里，郑振铎担负着繁重的工作，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文献工作中。他负责采访，常常奔波于藏书家与书店之间，或鉴定版本，或寻觅好书。在与书商及意欲售书的藏书家打交道时，他不仅仅与他们商谈价格，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育他们要有爱国心，凡有好书，千万不可卖给外国人和汉奸，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铁琴铜剑楼的瞿氏、适园的张氏、嘉业堂的刘氏等著名藏书家，他都一一登门拜访，或前往阅书，多次接触。上海的古旧书商，如中国书店、树人书店、来青阁、传新书店等的老板遇有好书，必先送给他。连远在北平的赵万里、孙殿起、陈济川等人感于他的爱国热情，也纷纷携书南下。虽然负责贮藏图书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但他总是亲自参与点查、登记、编目、装箱、运送。为了预防万一，凡重要的孤本珍本，他还要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书商送来的版本图籍，更是一一亲自过目，仔细鉴定，圈选一本又一本书目，讨价还价拟定收购方案。何炳松和郑振铎几乎每天都要写信、通电话或面谈、商量书的版本、售价。虽然同志会获准重庆所拨专款，但由于战局的影响，屡屡发生重庆汇款在时间上“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情况。何炳松就多次由暨南大学垫款应急，收购玉海堂藏书就是何炳松垫的款。
玉海堂主安徽贵池刘世珩出身世家，三代人均喜收藏，藏品山堆海积。其家藏两部《玉海》，一部为宋版，一部为元版，玉海堂即由此得名。抗战中刘家为避战火移家苏州，不久苏州又沦陷，鬼子打进城来，烧杀劫掠，太平巷内一片狼藉，刘家被抢去文物文献不知其数，后辗转流落到书商手中。1940年1月21日，郑振铎迫不及待地请他的朋友潘博山介绍到书商孙伯渊家里看玉海堂藏书，总量不多，但珍品不少，包括玉海堂的镇堂之宝元刊本《玉海》一部200册。为慎重起见，他又请了70多岁的张元济再次前往反复察看。经共同鉴定，确认玉海堂藏多部宋元刻本都是真品善本。孙伯渊开价2万5千元，郑振铎托潘博山出面与孙伯渊进行了几次磋商谈判。至2月初，终与孙伯渊商定，将价减让到1万7千元，并付3000元的定金。当时重庆拨款未到，何炳松力主先由暨大借款以解郑振铎等抢购工作的燃眉之急，全款付清取书。
成功收购玉海堂后，同志会把目光移向群碧楼。群碧楼所藏更胜玉海堂一筹，主人邓邦述收藏有宋临安书棚本《群玉诗集》、《碧云集》两种唐人集子，以上面有明清两朝著名文人、藏书家文征明、徐乾学、金俊明、季振宜、黄丕烈等人的藏书印记而尤显珍贵难得，遂名其书楼为“群碧楼”，所藏以宋元古本和明代嘉靖刊本为两大特色。邓邦述晚年困窘，鬻书以还债，去世后家属欲将部分遗留藏书出售给书肆。1940年2月，北方的书商听说群碧楼藏书要出售，纷纷聚集苏州。上海书商孙伯渊也赶去，与他们合谋共同出资买下藏书，再以高价转售谋利。郑振铎闻讯，立即找到孙伯渊反复与他商议，要他们以民族大义为根本，绝对不可将藏书分散各取所需。并要来了书目进行圈选，亲自抄写拟购书目交同志会诸人传阅。书商原开价10万，最后以3．15万元成交将群碧楼藏书悉数购下，计得1100余部1．6万册左右，其中善本约300部。
当时由于国内外各机构争购活动激烈，同志会在收购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人通过书肆贾人横加干扰，要么哄抬书价，要么就抢先购下，再以高价与同志会讲条件。为防止珍善图书流落异邦，保存会不得不以高价忍痛购下。以后，为减少书商居间谋利，郑振铎等决定改变策略，直接与藏书质量高的大藏书家洽谈。动以大义，劝以私交，让藏书家欲售书时，首先与文献保存会联系。而藏书家一方面出于清末“皕宋楼”归日之耻，一方面出于将藏书售与图书馆，归于公藏可避免因出卖先祖遗产而获得败家的恶名，愿意配合同志会的工作，使文献保存同志会得以在气势、心理上压倒书商或国外的收购者，抢购工作获得成功。
继玉海堂、群碧楼之后，他们又连续购下了顺德邓实风雨楼、南浔张珩韫辉斋、武进陶氏涉园藏书、刘氏嘉业堂、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等等著名藏书楼流出的旧藏。1941年，文献保存会先后购得湖州南浔刘承干“嘉业堂”和张钧衡“适园”藏书，达到文献搜购工作的最高潮。尤其是嘉业堂藏书数量极大，精品也很多，有12400余部，16万册，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明刊本1900多部，形成丰富完整的明代史料专藏。民国初年，刘氏将这部分书籍携至上海，1940年5月，刘氏传言欲以80万元出售。日本方面即委托书商上门洽购，先后出价40万、60万元，恃侵略淫威，势在必得。郑振铎等人闻讯，欲抢救这批珍贵文化遗产，但又经费不足，而且要顾及刘氏本人安全，遂与刘承干商谈两全之计，即对刘氏藏书进行挑选，上品售与文献保存会，下品应付日本人，中品待保存会有经费后续购。同年末，刘氏将出售书目印出，各方争购益烈，美国方面也插手进来。1941年4月，郑振铎等人果断决定，弃宋元本不顾，以25万元代价购得明刊本1200余部，抄校本36种，使嘉业堂这部分独步古今，以善本为主的明代史料精华终于避免流落海外。1941年底，南浔张氏适园的藏书，亦几经商洽全部收购下来。适园藏书，经张钧衡、张乃熊父子多年集藏，形成以善本为主的特色收藏。这一批书精品极多，主人张钧衡曾大批搜藏诸如朱学勤结一庐、张蓉镜小琅环福地、吴容拜经楼、顾沅艺海楼等著名藏书家的旧藏抄本、杨守敬在日本传抄的流传海外的孤本等，其中经黄丕烈校跋本101部尤为人所重视。1941年8月，适园藏书求售时，书目列出普通古籍600种，善本书却有1200种，其中宋本88部，元本74部，明本407部，著名的黄丕烈跋本101部也在其中，一时轰动沪上，传至海外，又掀起争购狂潮。张氏出价从起初的30万上升至75万，北平书商传言转手可售至100万，张乃熊的弟弟张乃骥也一度计划代美方购运出国。郑振铎等一方面与张氏反复协商，一面与坐镇重庆的蒋复璁多次联系，最后决定以70万元收购。在款未汇到之前，朱家骅致电张氏劝勉，上海方面则签下合约，付以10万元定金，以防变卦。至1941年12月初，书款两讫，收购成功。仅几日后的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猝然爆发，上海“孤岛”即日沉没。郑振铎等人秘密抢救文献的活动也被迫停止，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成功收购张氏藏书而降下帷幕。
三、抢救下一座北平图书馆
从1940年1月10日起，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止，同志会共征集珍贵文献4864部，其中善本古籍3800余种，宋元刊本300余种。当时北平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编有馆藏图书善本目录四册，记录馆藏善本书目仅载有3900种。而郑振铎等爱国志士所抢救征得的善本图书差不多就相当于北平图书馆原藏善本的总数，足见其功之伟。上海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为安全计，何炳松通过英人马爵士的关系，将部分善本寄存于汇丰银行。郑振铎决定把典籍分藏重庆、香港、上海三地。典籍中最珍贵的82种502册由徐森玉于1940年7月从上海利用美国大使馆名义，作为外交文件，装箱运出，经香港，辗转桂林，于当年9月10日送到中央图书馆所在地重庆江津，历时40天。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召开了一次展览会，轰动了整个山城。第二部分甲类善本3200多部2万余册，邮寄至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由叶恭绰、许地山等保管、整理，原拟运往美国由胡适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书被日军劫至东京帝国图书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被掠书籍，而日本政府以下落不明推托。由于这些书籍均盖有“中央图书馆藏”印记，经驻日军事代表团顾问顾毓琇苦苦追录，终于在日本东京帝国国图书馆发现，全部运回南京，共计107箱，1948年又运台湾。张氏适园藏书等则留在上海，太平洋战争期间，一直匿藏于佛教场所觉园的法宝馆内，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以见天日。这些书后来成为台湾中央图书馆主要善本库藏和大陆国家图书馆的部分珍藏。
一、同志会成立于危难时刻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8月13日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西撤后，上海外围地区尽入日军铁蹄蹂躏之下。由于日本尚未向英、美、法等国宣战，迫于国际条款没有进占租界，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南的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为幸存的“孤岛”孑立于日占区包围之中。欲灭一国，须灭绝其文化，日本侵略军不仅占领了我们的国家，还要毁灭我们民族的文化。许多保存着重要民族文献的江南藏书楼、图书馆都成为日本重型轰炸机俯冲投弹的目标，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常熟古里镇铁琴铜剑楼等都遭到轰炸毁于战火。一时间人心惶惶，藏有秘籍珍版的故家世族，为保性命，纷纷以低价出售，以便携款逃到后方。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都有代理机构坐镇北京，专捡世家旧族后人手里流出的古籍线装书。1938年江南各地相继沦陷之后，各地藏书汇集在上海市肆，此时的上海成了南方最大的古籍聚散市场，许多平时不易一见的秘籍频频出现在上海的古书摊肆上，汉口路、四马路一带书坊里，日本、伪满和美国各大学纷纷通过关系或派人携款抢购，驻上海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为美国抢购，敌伪华北交通公司为伪满收购，汉奸梁鸿志、陈群等亦在争相收购，北平的书贾亦南下收购，不仅是善本，连普通本也在网罗之列。不少珍贵图籍流往海外，宝典秘籍将再次遭劫。
最早注意日伪等大肆劫掠我国古籍的是酷爱藏书的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郑振铎发现，敌伪机关华北交通公司大量收购的是府县志等地方文献和有关史料文献，显而易见，这是帮助他们调查物资资源，研究地理形势和行军路线，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而欧美等国收购我国珍籍更是居心叵测，据当时的报纸载，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口出狂言，“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若任由古籍大批流入异域，将来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对此，郑振铎义愤填膺，不忍让国宝流失，便竭尽个人所能，遇到好书倾囊收购，遇索价过高凑不出钱来时，便拿自己的藏书作抵借款将书买下。以个人之力拯救国宝流失，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精卫填海，不少珍本文献如《四库全书》部分底本、沈氏粹芳阁的精华、常熟翁氏和徐乃昌的珍藏均被北平书商席卷而去，其中大部分又被转卖给了日伪和美国。郑振铎感到抢救大批古籍文献，个人能量有限，必须依靠教育部和国家的力量。1938年5月，他在书贾手里发现了索价甚巨但文物价值不亚于甲骨文、敦煌藏经洞的珍贵古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于是通过友人多方奔走，成功争取到教育部的专项资金进行收购。这对他是一个鼓舞，说明教育部的负责人陈立夫、朱家骅还是懂得古文献的价值的，他想，如果联系一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政府，也许能争取到专项拨款用来抢救大批古籍，与书商和国外机构在国宝收购方面进行争夺。忧心忡忡的郑振铎便去找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一起商量。张元济、张寿镛和何炳松也是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对于珍本古籍的大量流失，这几位老先生深感痛心，听到郑振铎的建议，都表示这“抢救”工作必须立即去做。于是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张元济等人联名给在重庆的政府当局、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英国部分退还的庚子赔款)董事会等处写了信，发了电报，恳切地陈述了江南珍贵文献面临洗劫的紧急状况，强烈要求拨出经费用于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10日，何炳松在暨南大学收到朱家骅和陈立夫联名签署的电报：“诸先生关心文献，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到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伫候明教。”表明政府支持赞同他们的计划但是拿不出钱，希望他们依靠民间筹募自己解决。然而在战乱年代由民间筹集巨款绝无可能，他们商量后，又给重庆打了回电，说明由他们筹款的困难，再三希望政府竭尽全力。朱家骅想到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百余万元法币的扩建费，未及开工而战争爆发，中央图书馆因乱迁移，这笔钱没有动。1938年后，币值不断下跌，而战争不知打到何年月，等到战争结束回南京建馆，货币贬值几十倍，这笔钱将所值无几，不如先把这笔钱用于收购图书，既保存了国粹，又避免了贬值，是为两全之策。陈立夫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重庆当局于是成立了购书“筹备处”，任命蒋复璁为主任，并计划在香港、上海两地设立专门机构。然后派蒋复璁秘密前往香港、上海与叶恭绰(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张寿镛等人分别联系，研究落实抢救工作。设立在香港的机构委托叶恭绰组织，负责华南地区的搜购，安排沪、港与内地的运输联络，并把在沪租界内的法宝馆提供作秘密搜购的工作场地。蒋复璁与叶恭绰商定购书经费首次以40万元为限，以后陆续增加，三分之二款给上海，三分之一给香港，同时采购。其实，后来收购珍本图书的钱，主要都是用在上海，因为上海流散的古籍最多。
1月14日蒋复璁由港至沪与何炳松、张寿镛会晤，商定由何、张负责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京、沪、平、津一带散出的书，购书款项由中英庚款会汇付。19日，在张元济家中，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人开会，宣告正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众人先是推举张元济主持收购文献事，因张元济表示年老多病而力辞，遂转推张寿镛主持。郑振铎受托起草了管理严格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共七条：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三人组织之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
二、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
三、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须先行开单知照办事处查核登记，以避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各委员征求同意。
四、办事处应每二星期将所购各项图书开列清单及价格送交各委员存查。
五、重要之宋元板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应分别延请或送请各委员鉴定。
六、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时，办事处应放详细登簿后送去，收回时并应即行销号。
七、购买之重要图书经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员装箱封存寄藏于慎密保管库房中，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细则拟好后送张元济、张寿镛等人征求意见，经大家同意后须署名。张元济表示不参与主事而未署名，其他人无异议后将细则刻写蜡纸，用红色油墨印出，密存备案。他们还商定：为了安全，对外严格保密，只以他们私人或所供职的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名义购书，不用同志会名称。采购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有好书，必须为国家收购到，绝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失海外。他们还明确了初步的分工：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版本鉴定；张寿镛保管取款的图章；何炳松主管现金的存取。虽然一开始有过上述分工，但事实上整个抢救工作，后来是以郑振铎为中心进行的。因张凤举不久去了内地，未参与其事，采访工作由郑振铎一人负责。而且作为著名版本学家，和何炳松、张寿镛一起参与图书鉴定也是无法推辞的。张元济年事最高，大家照顾他，主要是当顾问，关键的时候才请他出马。重庆方面原定由蒋复璁代表当局负责与同志会接洽，后因蒋复璁进入敌伪黑名单，处境危险，当局遂改派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秘密潜沪支持搜购工作。徐森玉负责往返于沪、港、内地，亲自押运最珍贵书籍。所以文献保存同志会最终是由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徐森玉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落实了章程和分工，郑振铎立即提出，玉海堂、群碧楼两家的文献，亟需早日收下。北来书商觊觎已久，只恐书商们捷足先登。郑振铎还极力主张，收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所藏为限，凡市上零星所见之书，只要是善本、孤本，有保存价值的，都要尽力收购。
二、艰险的文献收购活动
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后，成员们竭尽全力搜集珍本古书，不仅在上海，还通过书店及友人到平津等地收购。在文献保存同志会里，郑振铎担负着繁重的工作，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文献工作中。他负责采访，常常奔波于藏书家与书店之间，或鉴定版本，或寻觅好书。在与书商及意欲售书的藏书家打交道时，他不仅仅与他们商谈价格，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育他们要有爱国心，凡有好书，千万不可卖给外国人和汉奸，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铁琴铜剑楼的瞿氏、适园的张氏、嘉业堂的刘氏等著名藏书家，他都一一登门拜访，或前往阅书，多次接触。上海的古旧书商，如中国书店、树人书店、来青阁、传新书店等的老板遇有好书，必先送给他。连远在北平的赵万里、孙殿起、陈济川等人感于他的爱国热情，也纷纷携书南下。虽然负责贮藏图书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但他总是亲自参与点查、登记、编目、装箱、运送。为了预防万一，凡重要的孤本珍本，他还要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书商送来的版本图籍，更是一一亲自过目，仔细鉴定，圈选一本又一本书目，讨价还价拟定收购方案。何炳松和郑振铎几乎每天都要写信、通电话或面谈、商量书的版本、售价。虽然同志会获准重庆所拨专款，但由于战局的影响，屡屡发生重庆汇款在时间上“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情况。何炳松就多次由暨南大学垫款应急，收购玉海堂藏书就是何炳松垫的款。
玉海堂主安徽贵池刘世珩出身世家，三代人均喜收藏，藏品山堆海积。其家藏两部《玉海》，一部为宋版，一部为元版，玉海堂即由此得名。抗战中刘家为避战火移家苏州，不久苏州又沦陷，鬼子打进城来，烧杀劫掠，太平巷内一片狼藉，刘家被抢去文物文献不知其数，后辗转流落到书商手中。1940年1月21日，郑振铎迫不及待地请他的朋友潘博山介绍到书商孙伯渊家里看玉海堂藏书，总量不多，但珍品不少，包括玉海堂的镇堂之宝元刊本《玉海》一部200册。为慎重起见，他又请了70多岁的张元济再次前往反复察看。经共同鉴定，确认玉海堂藏多部宋元刻本都是真品善本。孙伯渊开价2万5千元，郑振铎托潘博山出面与孙伯渊进行了几次磋商谈判。至2月初，终与孙伯渊商定，将价减让到1万7千元，并付3000元的定金。当时重庆拨款未到，何炳松力主先由暨大借款以解郑振铎等抢购工作的燃眉之急，全款付清取书。
成功收购玉海堂后，同志会把目光移向群碧楼。群碧楼所藏更胜玉海堂一筹，主人邓邦述收藏有宋临安书棚本《群玉诗集》、《碧云集》两种唐人集子，以上面有明清两朝著名文人、藏书家文征明、徐乾学、金俊明、季振宜、黄丕烈等人的藏书印记而尤显珍贵难得，遂名其书楼为“群碧楼”，所藏以宋元古本和明代嘉靖刊本为两大特色。邓邦述晚年困窘，鬻书以还债，去世后家属欲将部分遗留藏书出售给书肆。1940年2月，北方的书商听说群碧楼藏书要出售，纷纷聚集苏州。上海书商孙伯渊也赶去，与他们合谋共同出资买下藏书，再以高价转售谋利。郑振铎闻讯，立即找到孙伯渊反复与他商议，要他们以民族大义为根本，绝对不可将藏书分散各取所需。并要来了书目进行圈选，亲自抄写拟购书目交同志会诸人传阅。书商原开价10万，最后以3．15万元成交将群碧楼藏书悉数购下，计得1100余部1．6万册左右，其中善本约300部。
当时由于国内外各机构争购活动激烈，同志会在收购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人通过书肆贾人横加干扰，要么哄抬书价，要么就抢先购下，再以高价与同志会讲条件。为防止珍善图书流落异邦，保存会不得不以高价忍痛购下。以后，为减少书商居间谋利，郑振铎等决定改变策略，直接与藏书质量高的大藏书家洽谈。动以大义，劝以私交，让藏书家欲售书时，首先与文献保存会联系。而藏书家一方面出于清末“皕宋楼”归日之耻，一方面出于将藏书售与图书馆，归于公藏可避免因出卖先祖遗产而获得败家的恶名，愿意配合同志会的工作，使文献保存同志会得以在气势、心理上压倒书商或国外的收购者，抢购工作获得成功。
继玉海堂、群碧楼之后，他们又连续购下了顺德邓实风雨楼、南浔张珩韫辉斋、武进陶氏涉园藏书、刘氏嘉业堂、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等等著名藏书楼流出的旧藏。1941年，文献保存会先后购得湖州南浔刘承干“嘉业堂”和张钧衡“适园”藏书，达到文献搜购工作的最高潮。尤其是嘉业堂藏书数量极大，精品也很多，有12400余部，16万册，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明刊本1900多部，形成丰富完整的明代史料专藏。民国初年，刘氏将这部分书籍携至上海，1940年5月，刘氏传言欲以80万元出售。日本方面即委托书商上门洽购，先后出价40万、60万元，恃侵略淫威，势在必得。郑振铎等人闻讯，欲抢救这批珍贵文化遗产，但又经费不足，而且要顾及刘氏本人安全，遂与刘承干商谈两全之计，即对刘氏藏书进行挑选，上品售与文献保存会，下品应付日本人，中品待保存会有经费后续购。同年末，刘氏将出售书目印出，各方争购益烈，美国方面也插手进来。1941年4月，郑振铎等人果断决定，弃宋元本不顾，以25万元代价购得明刊本1200余部，抄校本36种，使嘉业堂这部分独步古今，以善本为主的明代史料精华终于避免流落海外。1941年底，南浔张氏适园的藏书，亦几经商洽全部收购下来。适园藏书，经张钧衡、张乃熊父子多年集藏，形成以善本为主的特色收藏。这一批书精品极多，主人张钧衡曾大批搜藏诸如朱学勤结一庐、张蓉镜小琅环福地、吴容拜经楼、顾沅艺海楼等著名藏书家的旧藏抄本、杨守敬在日本传抄的流传海外的孤本等，其中经黄丕烈校跋本101部尤为人所重视。1941年8月，适园藏书求售时，书目列出普通古籍600种，善本书却有1200种，其中宋本88部，元本74部，明本407部，著名的黄丕烈跋本101部也在其中，一时轰动沪上，传至海外，又掀起争购狂潮。张氏出价从起初的30万上升至75万，北平书商传言转手可售至100万，张乃熊的弟弟张乃骥也一度计划代美方购运出国。郑振铎等一方面与张氏反复协商，一面与坐镇重庆的蒋复璁多次联系，最后决定以70万元收购。在款未汇到之前，朱家骅致电张氏劝勉，上海方面则签下合约，付以10万元定金，以防变卦。至1941年12月初，书款两讫，收购成功。仅几日后的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猝然爆发，上海“孤岛”即日沉没。郑振铎等人秘密抢救文献的活动也被迫停止，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成功收购张氏藏书而降下帷幕。
三、抢救下一座北平图书馆
从1940年1月10日起，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止，同志会共征集珍贵文献4864部，其中善本古籍3800余种，宋元刊本300余种。当时北平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编有馆藏图书善本目录四册，记录馆藏善本书目仅载有3900种。而郑振铎等爱国志士所抢救征得的善本图书差不多就相当于北平图书馆原藏善本的总数，足见其功之伟。上海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为安全计，何炳松通过英人马爵士的关系，将部分善本寄存于汇丰银行。郑振铎决定把典籍分藏重庆、香港、上海三地。典籍中最珍贵的82种502册由徐森玉于1940年7月从上海利用美国大使馆名义，作为外交文件，装箱运出，经香港，辗转桂林，于当年9月10日送到中央图书馆所在地重庆江津，历时40天。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召开了一次展览会，轰动了整个山城。第二部分甲类善本3200多部2万余册，邮寄至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由叶恭绰、许地山等保管、整理，原拟运往美国由胡适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书被日军劫至东京帝国图书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要求返还被掠书籍，而日本政府以下落不明推托。由于这些书籍均盖有“中央图书馆藏”印记，经驻日军事代表团顾问顾毓琇苦苦追录，终于在日本东京帝国国图书馆发现，全部运回南京，共计107箱，1948年又运台湾。张氏适园藏书等则留在上海，太平洋战争期间，一直匿藏于佛教场所觉园的法宝馆内，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以见天日。这些书后来成为台湾中央图书馆主要善本库藏和大陆国家图书馆的部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