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嘲》诗中有“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句子。回顾鲁迅的一生，自从18岁离开绍兴，被迫“走异路，逃异地”之后，鲁迅就和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由于城市文明，造就了鲁迅，也成就了鲁迅。可以说，鲁迅一生中的最大的成就都是在城市中特别是在“闹市”中取得的。鲁迅对于城市，有着特殊的感受。

对城市生活的渴望

　　鲁迅心志远大，性情孤傲，很少低声下气地求人，但是，为了早日离开乡下，鲁迅也多次向老朋友求援。这在1910年8月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属教天物之学，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靡可骋力，姑足厇于是尔。
　　一个令人瞩目的日本留学生，沦落到在老家绍兴府中学堂担任收入微薄的博物和生理卫生教员，鲁迅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向老朋友提出“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又进一步明确说：“他处有可容足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
　　后来，鲁迅的境遇改善了一些，开始担任学堂的监学，但这并没有打消他的去意，时隔3个月之后，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再次诉苦，并表明：“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
　　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去处，但鲁迅已做好了破釜沉舟、一去不返的准备。在百无聊赖之际，鲁迅想到了译书、结社、印书等。总之，虽然看不到希望，但鲁迅并没有沉沦，更没有堕落，而是一心想着做事，想成就一番作为。这些工作，也是他最终进入教育部的前期准备和积淀。

京城里的辉煌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经过许寿裳的举荐，1912年2月，鲁迅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教职，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当年5月，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京官生活。
　　在这14年里，鲁迅除了在教育部任职，主要精力是从事文化教育、文学创作活动。他广交朋友，博览群书，抄古碑，校古籍，留下了大量的石刻、古籍手稿，完成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嵇康集》《寰宇贞石图》等高质量的作品，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尽管忙碌、辛苦、劳累，但鲁迅乐在其中，他的多方面的成就都是在北京这座都市中取得的，他也习惯了都市的生活。尽管在这个时间段里，鲁迅也遭遇了兄弟失和，经历了罢官免职，上了军阀的黑名单不得不躲入德国医院避难，但是，北京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怀有回到北京定居的愿望。
　　但是，他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却随着来到厦门大学而中断。

孤岛上的沉寂

　　1926年9月，鲁迅受聘厦门大学担任文学教授和国学院研究教授。本来，鲁迅受聘厦门大学是满怀信心的，在那里不仅受到了很高的礼遇，有着优厚的待遇，而且，也有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等老朋友为伴，应该说不会寂寞。但是，鲁迅很快感到，厦门大学实在不是久留之地。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主要是和许广平恋爱不断发展，难以抑制相思之苦。但真正的原因是鲁迅无法忍受厦门的闭塞以及与北京生活的巨大反差。
　　1926年9月4日，鲁迅在到达厦门的当天，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介绍了自己对厦门的印象：“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但“四面几无人家，离市面约有十里”，“普通的东西，亦不易买。听差懒极，不会做事也不肯做事，邮政也懒极，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都不办事。”
　　厦门不仅交通不便，鲁迅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鲁迅生于绍兴，有喝茶的习惯，但到了厦门，竟无开水可以泡茶，尽管强作达观，但其苦恼可想而知。不仅不能泡茶，连吃药都成问题。9月22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因为此地得开水颇难，所以不能吃散拿吐瑾。”更有甚者，连小解都不方便，厕所需要走上160步才能到，因此，“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9月25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在荒地中开学校，无器具，无房屋给教员住，实在可笑。”次日的信中又说：“我仍然觉得无聊。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须有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
　　沉寂的环境消磨了鲁迅的斗志，使他失去了往日的热情。未名社同人不断来信催稿，他也只好置之不理。寂寞、郁闷、歉疚、无奈时时笼罩着鲁迅。
　　如果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甚至语言不通，鲁迅都勉强可以忍受，最为痛苦的，是在厦门大学没有可以谈谈的朋友。林语堂整日忙于杂务、琐事，与鲁迅来往并不多;孙伏园到处奔波，见面的机会不多;老朋友沈兼士本来想长期待下去，但“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似箭’了”。因此，鲁迅认为“兼士之去，固无足怪”。
　　10月29日，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这里就是不愁薪水不发。别的呢，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上海信的往来也需两星期，书是无论新旧，无处可买。我到此未及两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
　　鲁迅虽然去意已定，但并没有马上离开，一则是由于薪水优厚，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二则是由于鲁迅来厦门是林语堂的举荐，如果贸然离开，林语堂会受到校方的责备，陷入被动，因此也只能暂时“熬着”。同时，鲁迅也有些犹豫，如果离开厦门大学，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鲁迅并没有考虑成熟。
　　直到1926年11月28日，鲁迅终于下定决心，“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鲁迅还没等到期末，就在1926年12月31日辞去了厦门大学的一切职务。1927年1月16日，鲁迅乘苏州轮离开厦门，奔赴广州。

投身闹市，迎接新的挑战

　　广州开埠甚早，又是革命的策源地，得风气之先，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势力、文化势力角逐的舞台，其影响力自不待言，这对鲁迅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其實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
　　如果说这些都是从大方面而言，鲁迅已经做好了投身新生活的准备，具体而言，是北京的一些人散布的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流言激怒了鲁迅，也激发了鲁迅的斗志，使他义无反顾地决心迎接挑战。1926年12月29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来厦门，本意是休息几时，及有些豫备，而有些人以为我放下兵刃了，不再有发表言论的便利，即翻脸攻击，自逞英雄;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说长虹之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2月10日，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中山大学的热闹和厦门大学的寂静有天壤之别。鲁迅来到广州之后，几乎被人包围。发表演讲、接待客人、会见学生、应付记者，终日不得安闲。而且，事务性的工作也使得鲁迅应接不暇。
　　鲁迅事后感到：“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啊。”但那时的鲁迅“却并无怨尤”，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这种紧张、忙碌的生活与厦门的冷寂、孤独相比，要有趣味得多，它能够使人像生人一样地活着，想到“捣乱”、做事。从此，身处闹市的鲁迅，重新融入了火热的生活，开始了他生命中更为辉煌的旅程。
　　（摘自《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