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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加以应对。有人担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会导致国进民退,带来民主的退潮吗?面对这一问题,我想起不久前与老师和学友一起翻译的已故美国政治学巨擘查尔斯·蒂利的晚期作品——《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六五○——二○○○)》(以下简称《欧洲》)。虽然蒂利是研究抗争政治的领军人物,但是在《欧洲》一书中,“抗争政治”不再是仅仅作为被解释的对象,而是用来解释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化问题。
蒂利在书中使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说明人们对于民主化问题的偏见:“民主不像一座油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能形成。民主也不像一片花园,一名巧夺天工的园丁,可以在几乎任何环境下,在一两个季节内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它焕发生机。民主更像是一个湖泊。一个湖泊是一个庞大的内陆水体,以数量有限的几种差异很大的方式形成……但是一旦形成就与其他湖泊共享很多特性:潮起潮落、固定落差和平面水流,温度和生物的井层分布,水波冲击成沙,等等。”(《欧洲》,32页)
通过第一个比喻,蒂利向以林茨(Juan Linz)和斯蒂潘(Alfred Stepan)为代表的次序论(sequence)民主理论家发起了挑战。蒂利通过对欧洲主要民主国家的历史形成轨迹进行分析,发现民主并不是必然经过了发展、去威权化、转型与巩固这些阶段后必然形成的。欧洲民主的形成过程主要是国家和社会抗争之间的连续互动,最后达成的一个均衡机制。这就是一种受保护的协商机制(protected consultation)。
受保护的协商是蒂利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称的是政府与挑战者的一种互动机制,是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这意味着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但是它不是单独为某个力量所掌握的,而是为维护整个政治体系的运作秩序而服务。一般认为,在民主化过程中,政府充当着非常保守的因素,是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而蒂利则认为,这要视历史情境而定,在有些时期,政府反而是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比如在对外战争中,政府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虽然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提取,但是却采取更多的措施提高了民众对公共政治的参与,这就为一些政体迈向民主化提供了契机。
通过第二个比喻,蒂利向以瑞彻斯迈耶(Rueschemeyer)为代表的必要条件论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变量论的民主化理论发起挑战,认为民主并不是几个必要条件和变量所能促成的必然结果。并且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民主化通常是作为斗争的结果出现的,在这些斗争期间(如在十九世纪的英法),即便有,也很少参与者是自觉地去努力创造民主制度。以往我们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形成有着过于诗意的印象,似乎西方的精英或被动员的大众在现代民主政体出现之前就形成了对其的完整认识,然后经过不懈斗争,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民主政体模式。蒂利则指出,政体演进的轨迹是沿着斗争中各种行动者(国家、精英、中产阶级、宗教组织、平民社团等等)的力量对比和复杂的博弈机制而展开的,因此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去民主化。
以法国和英国为例,一般认为二者代表了欧洲民主政体的经典类型,然而蒂利通过对法国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从一六五○到二○○○年的大部分时期里,法国政体都是非民主的。即便是其中最为民主的政体时期,也不是因为某些主张民主方案的力量掌控了权力,而是以斗争的方式获得了受保护协商的增加。英国与法国相似,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走了一条相对强国家的路径。即便是在作者对其称之为“反例”的瑞士案例的分析中,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民主乃是在州和联邦层面为了夺取主导权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的意外后果。”蒂利在勾画了欧洲主要政治体的民主化轨迹之后认为,斗争很少是简单明了地朝着民主政体迈进的,民主是斗争中各参与者的自我考虑和理性选择碰撞之后耦合而成的。
那么,蒂利是如何看待“民主化”本身的?蒂利的回答是:“民主化意味着增强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所管辖人口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增强政府所管辖人口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保护人口(特别是少数人口)免遭政府代表人独裁行动的侵害。”(《欧洲》,13页)蒂利认为民主化是一系列结果开放的活动,而不是一个政体通过努力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的过程。换句话说,同样是民主化,却可以产生形形色色的政体。
蒂利在本书的结尾提到了世界上其他正在民主化的政治体,他认为,这些以西欧为民主化模板的政权,只是零散地摘取民主政体中的某些枝节,是无法真正实现民主转型的——“选举、志愿性社团和制度形式并不构成民主本身”。对西欧民主化进程过于诗意的认识误导了许多后发国家的民主化政策,当然,可能有些国家是有意为之。民主也不意味着要一味地削弱政府的力量而增加其反对者的力量,迈向广泛的、平等的、受保护的、有约束力的协商机制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政府的能力(注意不是权力)与受保护的协商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化可行性的二维空间,同时,公民身份的建立和打破特殊主义的庇护网络也尤为重要。
油田和花园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复杂多线的,民主化不是一系列简单的历史次序,也不是一簇条件简单相加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而是力量互动中形成的某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蒂利似乎还通过这一比喻告诉我们,对于民主我们要有更为客观中立的认识,民主并不必然是花园和油田这样美好的东西,而是一座湖泊,湖泊有着造福人类的巨大潜能,但并不必然向人类显露出来。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六五○——二○○○)》,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格致出版社二○○八年版,32.00元)
蒂利在书中使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说明人们对于民主化问题的偏见:“民主不像一座油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能形成。民主也不像一片花园,一名巧夺天工的园丁,可以在几乎任何环境下,在一两个季节内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它焕发生机。民主更像是一个湖泊。一个湖泊是一个庞大的内陆水体,以数量有限的几种差异很大的方式形成……但是一旦形成就与其他湖泊共享很多特性:潮起潮落、固定落差和平面水流,温度和生物的井层分布,水波冲击成沙,等等。”(《欧洲》,32页)
通过第一个比喻,蒂利向以林茨(Juan Linz)和斯蒂潘(Alfred Stepan)为代表的次序论(sequence)民主理论家发起了挑战。蒂利通过对欧洲主要民主国家的历史形成轨迹进行分析,发现民主并不是必然经过了发展、去威权化、转型与巩固这些阶段后必然形成的。欧洲民主的形成过程主要是国家和社会抗争之间的连续互动,最后达成的一个均衡机制。这就是一种受保护的协商机制(protected consultation)。
受保护的协商是蒂利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称的是政府与挑战者的一种互动机制,是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这意味着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但是它不是单独为某个力量所掌握的,而是为维护整个政治体系的运作秩序而服务。一般认为,在民主化过程中,政府充当着非常保守的因素,是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而蒂利则认为,这要视历史情境而定,在有些时期,政府反而是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比如在对外战争中,政府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虽然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提取,但是却采取更多的措施提高了民众对公共政治的参与,这就为一些政体迈向民主化提供了契机。
通过第二个比喻,蒂利向以瑞彻斯迈耶(Rueschemeyer)为代表的必要条件论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变量论的民主化理论发起挑战,认为民主并不是几个必要条件和变量所能促成的必然结果。并且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民主化通常是作为斗争的结果出现的,在这些斗争期间(如在十九世纪的英法),即便有,也很少参与者是自觉地去努力创造民主制度。以往我们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形成有着过于诗意的印象,似乎西方的精英或被动员的大众在现代民主政体出现之前就形成了对其的完整认识,然后经过不懈斗争,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民主政体模式。蒂利则指出,政体演进的轨迹是沿着斗争中各种行动者(国家、精英、中产阶级、宗教组织、平民社团等等)的力量对比和复杂的博弈机制而展开的,因此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去民主化。
以法国和英国为例,一般认为二者代表了欧洲民主政体的经典类型,然而蒂利通过对法国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从一六五○到二○○○年的大部分时期里,法国政体都是非民主的。即便是其中最为民主的政体时期,也不是因为某些主张民主方案的力量掌控了权力,而是以斗争的方式获得了受保护协商的增加。英国与法国相似,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走了一条相对强国家的路径。即便是在作者对其称之为“反例”的瑞士案例的分析中,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民主乃是在州和联邦层面为了夺取主导权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的意外后果。”蒂利在勾画了欧洲主要政治体的民主化轨迹之后认为,斗争很少是简单明了地朝着民主政体迈进的,民主是斗争中各参与者的自我考虑和理性选择碰撞之后耦合而成的。
那么,蒂利是如何看待“民主化”本身的?蒂利的回答是:“民主化意味着增强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所管辖人口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增强政府所管辖人口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保护人口(特别是少数人口)免遭政府代表人独裁行动的侵害。”(《欧洲》,13页)蒂利认为民主化是一系列结果开放的活动,而不是一个政体通过努力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的过程。换句话说,同样是民主化,却可以产生形形色色的政体。
蒂利在本书的结尾提到了世界上其他正在民主化的政治体,他认为,这些以西欧为民主化模板的政权,只是零散地摘取民主政体中的某些枝节,是无法真正实现民主转型的——“选举、志愿性社团和制度形式并不构成民主本身”。对西欧民主化进程过于诗意的认识误导了许多后发国家的民主化政策,当然,可能有些国家是有意为之。民主也不意味着要一味地削弱政府的力量而增加其反对者的力量,迈向广泛的、平等的、受保护的、有约束力的协商机制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政府的能力(注意不是权力)与受保护的协商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化可行性的二维空间,同时,公民身份的建立和打破特殊主义的庇护网络也尤为重要。
油田和花园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复杂多线的,民主化不是一系列简单的历史次序,也不是一簇条件简单相加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而是力量互动中形成的某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蒂利似乎还通过这一比喻告诉我们,对于民主我们要有更为客观中立的认识,民主并不必然是花园和油田这样美好的东西,而是一座湖泊,湖泊有着造福人类的巨大潜能,但并不必然向人类显露出来。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六五○——二○○○)》,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格致出版社二○○八年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