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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惩恶扬善”的撰述旨趣，塔西佗深知揭示事实真相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塔西佗强调史料的广采博收与严格的批判考信，从而旨在厘定“善恶之实”。塔西佗的史料处理有丰富的方法论内涵和深厚的史学思想，包括史事设疑和倾向性解释，史料甄别过程中的考证，以及历史的比较分析等。塔西佗的史学方法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和渐进性，某些早先已较为成熟的叙事策略继续获得应用并贯穿于其整个著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