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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国际著名钢琴家。1982年生于辽宁沈阳。被数家美国权威媒体称作“当今这个时代最天才、最闪亮的偶像明星”，是受聘于世界顶级的柏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第一位中国钢琴家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天赋的吧。”电话那头身处美国的郎朗在与《留学生》记者的交谈中，不乏自信。
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洛林·马泽尔称赞说：“郎朗的技巧和音乐都令我十分震惊，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人。”著名钢琴家、傅雷之子傅聪对于郎朗这样的后生小子也没有掩饰褒美之意：“中国100年才出现这样一个天才。”
1991年，郎朗进入中央音乐学院。6年后赴美进入美国费城著名的科蒂斯音乐学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获得全额奖学金并跟随该院院长格拉夫曼学习。从第一次听到郎朗的演奏开始，格拉夫曼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年轻人。他把郎朗视作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谈中国文化，送他去普通学校学语言，这一切都让他们的感情亲密无间。郎朗说：“格拉夫曼先生是我见到的最和善的人中的一位。”
1999年，在8月份的拉维尼亚音乐节（Ravinia Festival）上，为了替代音乐家安德列瓦茨（Andre Watts）的表演，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找到了郎朗。原本郎朗弹给艾森巴赫听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但后来他要求郎朗弹奏了各种不同的作品，从海顿、勃拉姆斯到肖邦、拉赫马尼诺夫和贝多芬……差不多弹了3个小时，就像一次个人独奏会，即便是“久经沙场”的艾森巴赫，面对这个年轻人，也大为惊讶，暗暗问自己：“一个17岁的中国少年，怎么可以抛弃他的中国身份，将海顿和勃拉姆斯弹奏得如此纯正？”
艾森巴赫对《留学生》记者这样评价他的爱徒：“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之后我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不论是身高还是艺术修养方面，他都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整个过程也是比较平稳、比较安全的，没有什么危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家，至今还没有对他来说比较负面的冲击。郎朗正在成长为一个非常慷慨的艺术家。大家都知道，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爱心大使，也为边远地区的儿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人性的这一面也是渐渐成长起来的。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应该和整个世界隔绝。在这一点上，郎朗做得是非常好的。”
2007年，郎朗获得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评选的“2007—2008年度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殊荣，全世界一共五位，郎朗位居其一。而且，他还成了卡内基音乐厅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也是在2007年，全球著名的钢琴制造商斯坦威推出“郎朗牌钢琴”，这是斯坦威150年的生产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位钢琴家的名字来命名钢琴品牌，即使钟情于斯坦威的鲁宾斯坦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当《留学生》记者试图让艾森巴赫将郎朗和霍洛维茨、鲁宾斯坦这两位钢琴大师做一番比较看看差距时，他的回答却几乎完全是赞扬：“在钢琴家之间进行评价是困难的。但事实上，他和这两位大师也是可以平起平坐的。郎朗的演奏非常好，不同于任何人，和我们乐团的法国风味也配合得非常默契。我和他合作一向很有成果，也非常开心。”
学会在音乐面前的谦卑
留学生：在拉威亚的独奏厅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被《芝加哥日报》称为“音乐史上的奇迹”，你是时隔两年多未弹后用1小时10分钟背谱完成的？
郎朗：这是基本功。当时必须这样，不然当场就给淘汰了。因为从小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很多技巧性的东西不容易忘。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学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但是我没有经常弹这首曲子。作品有1小时20分钟长，从前弹的时候我曾经能够不看谱，但如今我还能全部背下来吗？我有些怀疑。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梅塔先生和大师的意图。他们想要突显这一个夜晚的历史意义。安德烈·瓦兹16岁的时候曾为格伦·古尔德做替补，而古尔德标志性的曲目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如今他们想要将古尔德、瓦兹和我连成一脉。
留学生：喜欢格伦·古尔德版本的《哥德堡变奏曲》吗？
郎朗：我特别喜欢。虽然他弹得很慢，但是他的韵律把握得特别好，弹巴赫的钢琴家多如牛毛，但是古尔德独树一帜。
留学生：在追随格拉夫曼学习的过程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郎朗：格拉夫曼先生是我们如梦一般的新生活的设计师。他和他的妻子内奥米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是他劝我不要参加太多的比赛，静下心来练琴，更深地理解音乐的内涵。我能师从于他，是我的幸运。
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我耐心、慈爱、学识渊博的向导，他从来不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我身上，不会对我说一定要这么来，一定要那么来，没有。像以前老师要你怎么弹你就得怎么弹，不听他的就像犯法，他不会。不要以为美国、欧洲就不会这样教育，事实上也都有这样死板的老师，主要还是看人。
另外一点，格拉夫曼是个实战家。他本身就是著名的钢琴大师，他曾是霍洛维兹的学生，是世界上优秀的钢琴老师。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师和一个只会教学生的老师是两码事，他会教会你许多其他老师无法教给你的东西。
留学生：在你心目中，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区别何在？
郎朗：我对鲁宾斯坦特别崇拜，霍洛维兹是穿透性的，而鲁宾斯坦是渗透性的，他的温暖、他的音色能把你的心弹出来。他不会用那种强势让你激动，而是用音色来温暖你的心灵。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也正是像鲁宾斯坦这样一位钢琴大师所表现出的真正的音乐才华。
留学生：你几乎与同时代的所有指挥大师都有过合作，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爵士、著名指挥家巴伦勃伊姆等人甚至都把与你合作看成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你是怎么和这些大师交流的？巴伦勃伊姆会经常跟你谈艺术和哲学？
郎朗：我跟他们联系都很密切。现在活跃在乐坛上的指挥大师，很多我们都私交甚笃。我和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同台演出由西蒙·拉特尔爵士指挥；还有费城交响乐团沃尔夫冈·萨瓦利什，在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亚洲巡演中，我有幸和他同台演出。 我从巴伦勃伊姆那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他这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喜欢艺术和哲学，也喜欢政治，属于非常开放性的人。艺术处理方面，作为一位指挥大师，他可能更多地从指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态度非常认真，对年轻人来说，他树立了一种楷模，他像一面镜子，他让你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让你学会在音乐面前的谦卑，让你知道学无止境。
在很多层次上，我都对巴伦勃伊姆大师有认同感。首先，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受推崇的童星。在他的脚还碰不到踏板的时候，他就开始举行钢琴独奏会了。他的钢琴技巧是无与伦比的，他演奏的曲目侧重德国流派的作曲家。作为指挥家，他的保留曲目多得让人震惊，古典音乐几乎每一首重要曲目他都有细致的了解。
巴伦勃伊姆大师还因为善于运用音乐调和政治冲突而闻名。他是一位出生在二战时期、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让他出名的是和两大杰出乐团的合作：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他曾经以和平与理解的名义和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展开一系列合作，受到外界赞扬。
巴伦勃伊姆大师精心地指导我学习西欧音乐经典作品，这是我得以拓宽我的保留曲目的关键。
一开始不喜欢贝多芬
留学生：在你心目中，艾森巴赫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郎朗：第一次见到艾森巴赫先生是在1999年，拉维尼亚举行“世纪明星音乐会”，音乐总监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和执行总监扎林·梅塔负责组织，然后，我得了一个机会去拉维尼亚音乐节所在地和艾森巴赫先生见面，到了那里，我看到一个留着彻底的光头，双手交叉在胸前的、很有威严的人，他就是艾森巴赫先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在国外合作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很有默契。他总是能对我的演奏提出善意的建议，敦促我在弹奏每一首曲子时注意表达自己的音乐个性。他给我信心，也总是在保护着我，他的支持一直坚定不移。
留学生：在你17岁时，你们就合作过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后来也合作过贝多芬的第一、第五钢琴协奏曲等，你是不是很早就开始弹奏贝多芬的曲目了？
郎朗：这是艾森巴赫选择的曲目。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是一部非常有画面感、色彩感和意象非常丰富的作品，艾森巴赫觉得这正是我擅长的，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曲目。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但当时我对贝多芬曲目的理解还比较浅。
留学生：那时还不太能理解贝多芬？
郎朗：贝多芬的曲目太大，不太适合小孩弹的，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古板，他太强，所以一开始我并不太喜欢弹。后来巴伦勃伊姆（他是贝多芬专家）教我的时候，他觉得我长大了，可以学这个曲目，我才逐渐领会到贝多芬曲目的美好，我不再害怕，才可以去弹它。
现在如果不擅长是不会去弹它的，我每年都在学习弹贝多芬的曲目，我有幸师从许多贝多芬专家来学习弹奏贝多芬曲目的技巧，理解他的内涵。贝多芬不是个很感性的音乐家，他很理性，你不能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你都得依照一定的规矩。
我觉得贝多芬是个非常复杂的作曲家，在年少时，我虽然也弹奏贝多芬的曲目，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贝多芬的理解也更深入了。贝多芬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很严肃，他音乐中激昂的旋律、热情奔放的曲调、丰富的想象力，都曾让我沉醉其中。
欧洲音乐学院也很保守
留学生：你每年演出约140场，而其中25场左右为慈善义演，你同时还担任联合国亲善大使，这些是否会加重你的负担，影响到你练琴的时间？
郎朗：不会。其实，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练习的机会，它能让你高度集中，将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其中。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难得的经验，让你体会与不同的音乐家、指挥大师的合作是怎么样的状态，对于音乐会有怎样新的领会。这都是一个音乐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家就像作家一样，长期呆在家里就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如果那样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话，那每个人在家就可以了。
我希望能以音乐为起点，帮助儿童实现他们的梦想。音乐是真正的桥梁，音乐的世界是一个真正没有国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慈善义演和联合国亲善大使的工作对我来说都非常有意义。
留学生：据说你希望成为一位音乐教育家，是这样的吗？
郎朗：我希望成为钢琴表演艺术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我有很多梦想，我希望我能全面一些。现在我已是多家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当然我现在还暂时不会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方面，但这会是我努力和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个音乐家不能教育学生，也是很遗憾的事。我昨天还在上大师课，这是给音乐学院的博士生上的。我现在时间还有限，以后呢，可以在大学里多上一些课。
就国内的音乐教育而言，基础教育很扎实，我觉得并不比西方差，但是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可能没有西方来得深入。而且中国的音乐教育常常为比赛所左右，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地去喜欢音乐，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名次。
留学生：虽然这两年国内的音乐人才辈出，但是似乎问题也不少，你对国内的音乐教育有什么看法？
郎朗：国内的教育有些地方太死板了（当然这不是一概而论的）。应试不能成为音乐教育的首要问题，美国的音乐教育强调的是个性，更宽容一些，也更能让我理解音乐的内涵。
当然，也不是说西方的就完全好，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这些年为什么没有太大的亮点？有些欧洲的音乐学院也比较保守，守着教条，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天赋的吧。”电话那头身处美国的郎朗在与《留学生》记者的交谈中，不乏自信。
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洛林·马泽尔称赞说：“郎朗的技巧和音乐都令我十分震惊，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人。”著名钢琴家、傅雷之子傅聪对于郎朗这样的后生小子也没有掩饰褒美之意：“中国100年才出现这样一个天才。”
1991年，郎朗进入中央音乐学院。6年后赴美进入美国费城著名的科蒂斯音乐学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获得全额奖学金并跟随该院院长格拉夫曼学习。从第一次听到郎朗的演奏开始，格拉夫曼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年轻人。他把郎朗视作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谈中国文化，送他去普通学校学语言，这一切都让他们的感情亲密无间。郎朗说：“格拉夫曼先生是我见到的最和善的人中的一位。”
1999年，在8月份的拉维尼亚音乐节（Ravinia Festival）上，为了替代音乐家安德列瓦茨（Andre Watts）的表演，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找到了郎朗。原本郎朗弹给艾森巴赫听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但后来他要求郎朗弹奏了各种不同的作品，从海顿、勃拉姆斯到肖邦、拉赫马尼诺夫和贝多芬……差不多弹了3个小时，就像一次个人独奏会，即便是“久经沙场”的艾森巴赫，面对这个年轻人，也大为惊讶，暗暗问自己：“一个17岁的中国少年，怎么可以抛弃他的中国身份，将海顿和勃拉姆斯弹奏得如此纯正？”
艾森巴赫对《留学生》记者这样评价他的爱徒：“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之后我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不论是身高还是艺术修养方面，他都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整个过程也是比较平稳、比较安全的，没有什么危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家，至今还没有对他来说比较负面的冲击。郎朗正在成长为一个非常慷慨的艺术家。大家都知道，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爱心大使，也为边远地区的儿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人性的这一面也是渐渐成长起来的。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应该和整个世界隔绝。在这一点上，郎朗做得是非常好的。”
2007年，郎朗获得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评选的“2007—2008年度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殊荣，全世界一共五位，郎朗位居其一。而且，他还成了卡内基音乐厅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也是在2007年，全球著名的钢琴制造商斯坦威推出“郎朗牌钢琴”，这是斯坦威150年的生产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位钢琴家的名字来命名钢琴品牌，即使钟情于斯坦威的鲁宾斯坦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当《留学生》记者试图让艾森巴赫将郎朗和霍洛维茨、鲁宾斯坦这两位钢琴大师做一番比较看看差距时，他的回答却几乎完全是赞扬：“在钢琴家之间进行评价是困难的。但事实上，他和这两位大师也是可以平起平坐的。郎朗的演奏非常好，不同于任何人，和我们乐团的法国风味也配合得非常默契。我和他合作一向很有成果，也非常开心。”
学会在音乐面前的谦卑
留学生：在拉威亚的独奏厅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被《芝加哥日报》称为“音乐史上的奇迹”，你是时隔两年多未弹后用1小时10分钟背谱完成的？
郎朗：这是基本功。当时必须这样，不然当场就给淘汰了。因为从小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很多技巧性的东西不容易忘。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学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但是我没有经常弹这首曲子。作品有1小时20分钟长，从前弹的时候我曾经能够不看谱，但如今我还能全部背下来吗？我有些怀疑。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梅塔先生和大师的意图。他们想要突显这一个夜晚的历史意义。安德烈·瓦兹16岁的时候曾为格伦·古尔德做替补，而古尔德标志性的曲目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如今他们想要将古尔德、瓦兹和我连成一脉。
留学生：喜欢格伦·古尔德版本的《哥德堡变奏曲》吗？
郎朗：我特别喜欢。虽然他弹得很慢，但是他的韵律把握得特别好，弹巴赫的钢琴家多如牛毛，但是古尔德独树一帜。
留学生：在追随格拉夫曼学习的过程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郎朗：格拉夫曼先生是我们如梦一般的新生活的设计师。他和他的妻子内奥米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是他劝我不要参加太多的比赛，静下心来练琴，更深地理解音乐的内涵。我能师从于他，是我的幸运。
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我耐心、慈爱、学识渊博的向导，他从来不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我身上，不会对我说一定要这么来，一定要那么来，没有。像以前老师要你怎么弹你就得怎么弹，不听他的就像犯法，他不会。不要以为美国、欧洲就不会这样教育，事实上也都有这样死板的老师，主要还是看人。
另外一点，格拉夫曼是个实战家。他本身就是著名的钢琴大师，他曾是霍洛维兹的学生，是世界上优秀的钢琴老师。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师和一个只会教学生的老师是两码事，他会教会你许多其他老师无法教给你的东西。
留学生：在你心目中，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区别何在？
郎朗：我对鲁宾斯坦特别崇拜，霍洛维兹是穿透性的，而鲁宾斯坦是渗透性的，他的温暖、他的音色能把你的心弹出来。他不会用那种强势让你激动，而是用音色来温暖你的心灵。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也正是像鲁宾斯坦这样一位钢琴大师所表现出的真正的音乐才华。
留学生：你几乎与同时代的所有指挥大师都有过合作，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爵士、著名指挥家巴伦勃伊姆等人甚至都把与你合作看成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你是怎么和这些大师交流的？巴伦勃伊姆会经常跟你谈艺术和哲学？
郎朗：我跟他们联系都很密切。现在活跃在乐坛上的指挥大师，很多我们都私交甚笃。我和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同台演出由西蒙·拉特尔爵士指挥；还有费城交响乐团沃尔夫冈·萨瓦利什，在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亚洲巡演中，我有幸和他同台演出。 我从巴伦勃伊姆那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他这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喜欢艺术和哲学，也喜欢政治，属于非常开放性的人。艺术处理方面，作为一位指挥大师，他可能更多地从指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态度非常认真，对年轻人来说，他树立了一种楷模，他像一面镜子，他让你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让你学会在音乐面前的谦卑，让你知道学无止境。
在很多层次上，我都对巴伦勃伊姆大师有认同感。首先，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受推崇的童星。在他的脚还碰不到踏板的时候，他就开始举行钢琴独奏会了。他的钢琴技巧是无与伦比的，他演奏的曲目侧重德国流派的作曲家。作为指挥家，他的保留曲目多得让人震惊，古典音乐几乎每一首重要曲目他都有细致的了解。
巴伦勃伊姆大师还因为善于运用音乐调和政治冲突而闻名。他是一位出生在二战时期、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让他出名的是和两大杰出乐团的合作：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他曾经以和平与理解的名义和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展开一系列合作，受到外界赞扬。
巴伦勃伊姆大师精心地指导我学习西欧音乐经典作品，这是我得以拓宽我的保留曲目的关键。
一开始不喜欢贝多芬
留学生：在你心目中，艾森巴赫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郎朗：第一次见到艾森巴赫先生是在1999年，拉维尼亚举行“世纪明星音乐会”，音乐总监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和执行总监扎林·梅塔负责组织，然后，我得了一个机会去拉维尼亚音乐节所在地和艾森巴赫先生见面，到了那里，我看到一个留着彻底的光头，双手交叉在胸前的、很有威严的人，他就是艾森巴赫先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在国外合作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很有默契。他总是能对我的演奏提出善意的建议，敦促我在弹奏每一首曲子时注意表达自己的音乐个性。他给我信心，也总是在保护着我，他的支持一直坚定不移。
留学生：在你17岁时，你们就合作过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后来也合作过贝多芬的第一、第五钢琴协奏曲等，你是不是很早就开始弹奏贝多芬的曲目了？
郎朗：这是艾森巴赫选择的曲目。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是一部非常有画面感、色彩感和意象非常丰富的作品，艾森巴赫觉得这正是我擅长的，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曲目。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但当时我对贝多芬曲目的理解还比较浅。
留学生：那时还不太能理解贝多芬？
郎朗：贝多芬的曲目太大，不太适合小孩弹的，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古板，他太强，所以一开始我并不太喜欢弹。后来巴伦勃伊姆（他是贝多芬专家）教我的时候，他觉得我长大了，可以学这个曲目，我才逐渐领会到贝多芬曲目的美好，我不再害怕，才可以去弹它。
现在如果不擅长是不会去弹它的，我每年都在学习弹贝多芬的曲目，我有幸师从许多贝多芬专家来学习弹奏贝多芬曲目的技巧，理解他的内涵。贝多芬不是个很感性的音乐家，他很理性，你不能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你都得依照一定的规矩。
我觉得贝多芬是个非常复杂的作曲家，在年少时，我虽然也弹奏贝多芬的曲目，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贝多芬的理解也更深入了。贝多芬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很严肃，他音乐中激昂的旋律、热情奔放的曲调、丰富的想象力，都曾让我沉醉其中。
欧洲音乐学院也很保守
留学生：你每年演出约140场，而其中25场左右为慈善义演，你同时还担任联合国亲善大使，这些是否会加重你的负担，影响到你练琴的时间？
郎朗：不会。其实，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练习的机会，它能让你高度集中，将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其中。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难得的经验，让你体会与不同的音乐家、指挥大师的合作是怎么样的状态，对于音乐会有怎样新的领会。这都是一个音乐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家就像作家一样，长期呆在家里就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如果那样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话，那每个人在家就可以了。
我希望能以音乐为起点，帮助儿童实现他们的梦想。音乐是真正的桥梁，音乐的世界是一个真正没有国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慈善义演和联合国亲善大使的工作对我来说都非常有意义。
留学生：据说你希望成为一位音乐教育家，是这样的吗？
郎朗：我希望成为钢琴表演艺术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我有很多梦想，我希望我能全面一些。现在我已是多家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当然我现在还暂时不会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方面，但这会是我努力和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个音乐家不能教育学生，也是很遗憾的事。我昨天还在上大师课，这是给音乐学院的博士生上的。我现在时间还有限，以后呢，可以在大学里多上一些课。
就国内的音乐教育而言，基础教育很扎实，我觉得并不比西方差，但是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可能没有西方来得深入。而且中国的音乐教育常常为比赛所左右，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地去喜欢音乐，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名次。
留学生：虽然这两年国内的音乐人才辈出，但是似乎问题也不少，你对国内的音乐教育有什么看法？
郎朗：国内的教育有些地方太死板了（当然这不是一概而论的）。应试不能成为音乐教育的首要问题，美国的音乐教育强调的是个性，更宽容一些，也更能让我理解音乐的内涵。
当然，也不是说西方的就完全好，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这些年为什么没有太大的亮点？有些欧洲的音乐学院也比较保守，守着教条，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