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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抚州红色区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战役战斗，对中央苏区的兴衰存亡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抚州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巩固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抚州红色区域 中央苏区 作用及影响
［作者简介］蒋建农，男，求是杂志社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杨忠民，男，中共抚州市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副主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在中央苏区所辖的２１个县中，有抚州的广昌、黎川两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达到鼎盛时期。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下辖５０多个县，其中在今天抚州区域内的有１７个县，包括除现在抚州所辖的临川、东乡以外的９个县。抚州红色区域地处中央苏区的东北部，与白区接壤，是中央苏区的天然屏障，也是连接赣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枢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开展过重要的革命活动。抚州红色区域的巩固与发展，抚州红色区域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战役，抚州人民对中央苏区的支援和贡献，都对中央苏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过息息相关的作用和影响。
一、抚州红色区域对中央苏区的重要贡献
抚州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大革命时期的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抚州即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①。不久，东乡、宜黄、南丰、南城等县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和工会、农会。至１９２７年４月，抚州域内共有一个中共特别支部、２６个党支部和６５０多名党员②。在党的领导下，抚州域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抚州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但抚州人民并未被反动气焰所吓倒。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途经抚州南下广东，并在这里进行了“临川整编”，扩编了一个师。抚州人民给予起义军以热情的欢迎和支援，李井泉等４２０多名工农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起义军随军南征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军即深入抚州域内活动，并派出干部开展工作，在乐安、宜黄、南丰３县首先建立了县委、县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在广昌、南丰等地分散进行发动群众和筹款工作，成效显著。据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字第一号训令记载：“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④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抚州域内除临川、东乡属白区和南城、金溪的部分地区属游击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红色苏维埃区域。按今天的行政区划说，抚州境内共有六个全红县。当时，抚州域内的苏区分属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和闽赣省，其中广昌、乐安、宜黄、南丰、崇仁属中央苏区江西省，黎川、金溪、资溪属中央苏区闽赣省。总面积１３７３４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余万。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先后建立了省委１个（闽赣省），中心县委７个，县委１４个，特区委４个；建立了省苏维埃政权１个（闽赣省），县苏维埃政权１４个（这些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先后有重叠）；建立了地方武装军团１个（红七军团），独立师１个，部分县先后建立了独立团和独立营、游击队和民兵等军事组织⑤。此外，还建立有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许多革命群众组织。抚州红色苏区的开辟，对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抚州红色区域内发生的重要战役战斗就有３０余次，著名的战役战斗有乐（安）宜（黄）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浒湾战斗、南城长源庙阻击战、黎川洵口遭遇战、南城硝石战斗、南城资福桥战斗、金溪八角亭战斗、宜黄大雄关战斗、黎川团村战斗、黎川三岬嶂战斗、广昌保卫战等。特别要提到的是，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这两次反“围剿”战争的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和双方牺牲之惨重，都是空前的，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在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下，抚州苏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反革命武装，与阶级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在１９３３年的扩红运动中，乐安县许多区的赤卫队、模范队整排整队地加入红军，一次就输送５００多健儿加入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国际师。宜黄县３次输送了８００余人、资溪输送了２０００余人参加红军。黎川在短短几天参加少共国际师就达１个团。南丰县的鄱阳村全村共３００余人，有１４０多人参加红军。⑥自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只有１５万人口的广昌县就有１５０００余人参加红军。⑦据不完全统计，抚州苏区先后有６万人以上参加红军。
抚州红色苏区人民积极支援革命战争。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乐安、南丰、宜黄等地苏区的地方武装不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还积极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破坏敌人交通队、救护队、洗衣队，支援战斗。乐安当时支前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比集结在当地的主力红军还多一倍，南（丰）广（昌）县有５１４３人参加支前⑧；他们还大力开展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农业生产方面，建立犁牛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组织红色割禾队、换工互助组、劳动互助社，大力开垦荒地，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和孤老代耕田地。在工业生产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小工厂，组织手工业者生产工、农业及人民生活用品，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在商业方面，组织供销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对稳定苏区物价、活跃商业、增加人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抚州红色苏区的群众还踊跃购买中央苏区发行的公债。在文化教育方面，县、区苏维埃政府中设有文化教育部，乡有文化委员，各地普遍办起了列宁小学和识字班、业余学校、训练班，还组织了歌唱队、业余俱乐部，使得广大工农子弟和群众不断增加文化知识，阶级觉悟普遍提高，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苏区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付出巨大的牺牲，有名有姓的革命英烈有９０８２名，仅广昌县的烈士就有３３７８人⑨。红军北上抗日后，抚州人民备受摧残，人口锐减。比如广昌县，人口由１５万锐减为６万{10}。
抚州红色苏区的开辟和建设，对于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对于革命战争的支援，对于打破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封锁和“围剿”，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兴衰存亡的见证地
抚州红色区域的西南部紧连着中央苏区的赣州和吉安，东北部与赣东北苏区接壤，东部与福建的邵武、建宁、泰宁毗邻，西北部的大部分是白色区域，小部分则是游击区域。可以说，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的前沿阵地，是中央苏区连接赣东北苏区的枢纽，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战役战斗，直接关系着中央苏区的兴衰存亡。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指挥下，英勇的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在抚州地区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谱写了红军和中央苏区不断兴旺发达的壮丽诗篇。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１９３１年６月４日至２２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先后在南丰县康都圩召开３次会议，史称“康都会议”。这次会议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即将发动的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而召开的。４日，总前委召开第七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林彪、郭化若、罗荣桓等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红军的分兵区域问题。１０日晚，总前委召开第八次会议，就政治形势的估量、前委分工、筹款运输、政治通讯等问题进行了研究。２０至２２日，总前委召开第一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和第九次总前委会议，研究时局和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敌人未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前，继续在北线抓紧筹款，解决给养；根据敌我态势，确定于都北部和宁都、瑞金间为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立即派部队到赣南开展工作，准备战场，并抓紧时间在闽西北的将乐、顺昌、沙县、归化、永安、清流、汀州等县筹集资财；为加强对赣南工作的领导，在中共赣南特委和红三军军委之上，成立中共南路工作委员会，陈毅任书记；同时，在福建长汀县成立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周以栗任书记，领导长汀、连城、石城、瑞金等县和红十二军的工作；成立红军第四、五、六独立师，隶属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将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独立第三师。这次会议，为中央苏区赢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扩大苏区和调动敌人，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于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７日和２０日，连克抚州的乐安和宜黄两座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５０００余人。这次战役可以说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前哨战，根据战役后战场态势的变化，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11}这样，就将抚州的一些区域确定为第四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调集４０多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关于这次战役的重要性，周恩来和朱德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３日给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电报中指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亦苏维埃中国胜负所系。”{12}随后，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采用“运动战”和“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在宜黄、乐安一带山区进行了黄陂战役和东陂战役，共歼敌两个半师，击毙敌旅长５人，俘敌师长２人（其中１人重伤毙命）及以下官兵２４０００余人，缴枪２３０００余支，{13}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和陈诚都非常伤心，也非常恼怒。战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唯此次损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则于手谕后尾写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14}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大片，红军发展到１０万人。１９３３年６月，闽赣省革委会发出“创建红七军团”的训令，号召闽赣省人民踊跃加入红七军团。７月，红七军团正式组建。红七军团的成立，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为保卫、扩展和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之后，特别是他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遭到错误地批判与否定之后，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指挥下，尽管有了更充足的人力、物力，尽管有了更广阔的回旋空间，但是在国民党军新的“围剿”面前，英勇的红军却在一次次战役中严重受挫，苏区面积日益萎缩。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发生地，抚州人民和红军将士们一起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１９３３年５月，红一方面军在乐安县大湖坪进行了整编，史称“大湖坪整编”。在整编中，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军新的编制，把小军小师改为大师大团，将原来的小团改编为营，改变了适合山地作战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否定敌强我弱的现实，不切实际地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所谓“正规”战；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并决定组成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开赴福建作战，致使红军主力分散，在敌人即将开始的新的“围剿”中无法集中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大湖坪整编是当时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的结果，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埋下了祸根。结果，先是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黎川的失守。
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１９３３年５月，面积约２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余万，区域范围包括现属福建、江西两省的三明、南平、抚州、上饶、鹰潭５个地市２１个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黎川县湖坊（后迁至县城）{15}。闽赣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北门户，是中央苏区连接赣东北苏区的枢纽和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苏区中央局曾指示：“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16}在第五次反“围剿”前期，１９３３年９月，国民党军周浑元部３个师向闽赣省会所在地黎川进攻，企图完成东北面的堡垒线，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闽赣军区主力调福建作战，黎川城内只有省军区司令部的一支７０多人的教导队和部分游击队。为免遭敌人包围，肖劲光率部撤出县城，敌占领黎川城。博古、李德为保护黎川这个“国门”，夺回黎川城，先令红三军团从泰宁北上抗击敌人，取得洵口遭遇战歼敌第六师２个团及第五师一部、生俘敌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的胜利{17}。后又强令红三、五、七军团及闽赣省军区武装去进攻黎川与南城间的硝石、黎川的资福桥和金溪的浒湾等据点，企图牵制和吸引敌人，夺回黎川城，结果使红军主力钻进敌有重兵扼守的堡垒群中，损失惨重，既没有夺回黎川城，又使红军完全失去机动余地。黎川城失守后，黎川县区域逐渐被敌占领，使中央根据地东北部大门洞开，直接暴露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央根据地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被切断，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转移至福建的建宁。
接踵而来的是广昌的失守。
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旬，国民党军以１１个师的兵力从盱江南岸向广昌进攻。中革军委急调在福建建宁地区的红一、三军团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龙岗地区的第二十三师，协同原在广昌的红九军团共９个师的兵力，组织保卫广昌的战役，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打法，在敌人优势兵力和飞机大炮的轰击下，红军虽经苦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遭受严重损失，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撤出广昌。广昌失守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洞开，敌人气焰更加嚣张，遂分兵六路向广昌以南的中央苏区腹地宁都、石城推进。为阻滞敌人进占瑞金的进程，红军利用广昌至石城之间的大寨脑、高虎脑、驿前、万年亭的特殊地形，浴血奋战，虽完成了阻击任务，为主力红军、临时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但最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致使中央苏区被敌占领，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
三、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领导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抚州红色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是中央苏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自然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关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在抚州红色区域内有过重要活动，对抚州红色区域以至对中央苏区的开辟、巩固和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曾八次到抚州开展革命斗争活动，为赣东的革命斗争历史普写了光辉篇章。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经永丰到乐安招携，在此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接见当地共产党员，播下革命火种。３月２日，又由宁都到达广昌苦竹，在此召开贫苦农民座谈会、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在广昌县城，毛泽东指挥红军查抄了国民党县政府的资财，释放了在监“人犯”，并教育部队严格执行红军纪律和政策，教育群众不要烧毁豪绅房屋。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１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二纵队从福建宁化到广昌塘坊住宿，次日向广昌县城进发。时值严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但红军战士仍精神抖擞，勇往直前。毛泽东触景生情，在马背上吟成《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首：“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６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宁都到广昌苦竹，召开方面军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第四仗——广昌战斗。次日，指挥红军攻克广昌县城，当晚，住城北沙子岭邱家祠堂。２８日，在广昌县城召开总前委第三次会议，对攻打建宁作出了具体部署。６月３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建宁到南丰康都，在此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七、八、九次会议，部署了军事和地方工作。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到乐安招携，亲自组织和指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辉煌战果，仅攻克乐安县城就全歼守敌一个旅，俘敌３０００余人，缴枪２０００多支，击落敌机一架{18}。
周恩来在抚州红色区域内也有过许多革命活动。早在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朱德就率起义部队途经抚州的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南下广东，并在临川、广昌整训部队。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周恩来随毛泽东、朱德一道率红一方面军到乐安招携，亲自组织和指挥了“乐（安）、宜（黄）战役”，并对加强乐安、南丰工作作出指示。１０月１４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广昌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朱德签发了《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黎川。１１至１２月，又两次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黎川县城篁竹街。在此期间，他随红一军团亲临前线指挥了金资战役；与朱德一道签署了进攻金溪黄狮渡（今南城）、资溪嵩市，占领金溪的命令；出席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黎川县城举行的阅兵宣誓典礼并发表讲话。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周恩来、朱德等在黎川联名签发“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加紧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次日，周恩来和朱德从黎川出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鼓励指战员英勇杀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金溪战役的胜利。１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多次电令周恩来等，坚持攻打敌防守坚固的南丰，周恩来一面陈述自己的正确意见，一面在攻城受挫的情况下，果断地将强攻改为佯攻，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至宁都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２１日，周恩来、朱德等抓住战机，采用山地运动战的打法，组织指挥了黄陂战役和东陂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４月２６日，周恩来在乐安谷岗村“袁氏花祠堂”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６月７日，和朱德等在乐安大湖坪领导红一方面军整编。７月１日，参加以红三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在乐安大湖坪举行的东征誓师大会。此后，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准备阶段，周恩来和博古、李德、朱德等一同来到广昌县城，会见了红三军团领导，视察了城防工事，在大坝上检阅部队并进行了战斗动员。
朱德作为红四军军长、中革军委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在抚州红色区域的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和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周恩来一道参与的。从率南昌起义军途经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到率红四军来乐安、广昌开展革命活动；从参与各次重要活动、出席各项重要会议，到组织指挥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朱德都是和毛泽东、周恩来一道运筹帷幄、组织指挥、共同战斗的。所不同的是，朱德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担负着更多的具体组织和指挥的责任，在许多重要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指挥，鼓舞指战员英勇杀敌。此外，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朱德还参加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黎川县城举行的盛大阅兵典礼并讲了话。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９日，朱德率红三军团至东乡县城，缴获了国民党县政府档案，释放了被囚禁的革命群众，并于３月２日在贵溪上清宫与赣东北周建屏率领的红十军会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１９３４年４月，朱德作为中革军委野战司令部成员，亲临广昌部署和指挥广昌保卫战，出席各军团主要领导人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至５月初自广昌返回瑞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抚州红色区域内有过重要活动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王稼祥、谭震林、宋任穷、顾作霖、刘伯承、罗瑞卿、黄克诚、杨成武、杨得志、杨勇、肖克、肖华、肖劲光、汪东兴、苏振华、张震等，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在广昌头陂召开紧急会议时因突发心脏病殉职。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参谋长赵博生在南城长源庙阻击战中、红一师师长罗炳南在宜黄五都战斗中、红三师师长彭鳌在围攻南丰县城的战斗中、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在黎川团村战斗中、红三十五师师长王树亚在宜黄黄陂战役中、红二师政委胡阿林在宜黄大雄关战斗中、红五师政委陈阿金在广昌万年亭战斗中、红十军赤色警卫师师长祝应龙在东乡遭遇战中壮烈牺牲。他们在抚州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至今，抚州域内还保存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和闽赣省苏维埃政府、康都会议及红一方面军总部、南丰县苏维埃政府等旧址，设立了宜黄东、黄陂战役、广昌高虎脑战役、金溪战役、南城黄狮渡战斗等标志性建筑物，为革命烈士和重要的战役战斗建立陵园、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雕像１８处，{19}不少地方还留有当年红军作战的工事，红军标语更是随处可见，标示着革命先驱的艰苦历程和丰功伟绩。
抚州红色苏区相对中央苏区来说，虽然开辟的时间较晚，规模也较小，但它对中央苏区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的革命活动，红军在这里的浴血奋战，抚州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众多的革命遗址胜迹，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也为抚州乃至全国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江西省抚州地区党史大事记》１９９０年内部出版；
②③{19}《中共抚州地方史略》１９９６年内部出版；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２０６—２０７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一版；
⑤《江西省现代革命史辞典》１９９３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⑥⑧《抚州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史》１９６１年内部出版；
⑦{10}《长征前夕的激战》１９８６年内部出版；
⑨《赣东英烈》１９９２年黄山出版社出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２９４页；
{12}《周恩来军事文集》第一卷第２３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3}{14}{17}江西党史资料《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１９９１年内部出版；
{15}{16}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中央苏区闽赣省》１９９０年内部出版；
{18}《中央领导在抚州》１９９４年内部出版。
责任编辑张荣辉
［关键词］抚州红色区域 中央苏区 作用及影响
［作者简介］蒋建农，男，求是杂志社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杨忠民，男，中共抚州市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副主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在中央苏区所辖的２１个县中，有抚州的广昌、黎川两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达到鼎盛时期。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下辖５０多个县，其中在今天抚州区域内的有１７个县，包括除现在抚州所辖的临川、东乡以外的９个县。抚州红色区域地处中央苏区的东北部，与白区接壤，是中央苏区的天然屏障，也是连接赣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枢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开展过重要的革命活动。抚州红色区域的巩固与发展，抚州红色区域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战役，抚州人民对中央苏区的支援和贡献，都对中央苏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过息息相关的作用和影响。
一、抚州红色区域对中央苏区的重要贡献
抚州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大革命时期的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抚州即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①。不久，东乡、宜黄、南丰、南城等县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和工会、农会。至１９２７年４月，抚州域内共有一个中共特别支部、２６个党支部和６５０多名党员②。在党的领导下，抚州域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抚州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但抚州人民并未被反动气焰所吓倒。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途经抚州南下广东，并在这里进行了“临川整编”，扩编了一个师。抚州人民给予起义军以热情的欢迎和支援，李井泉等４２０多名工农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起义军随军南征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军即深入抚州域内活动，并派出干部开展工作，在乐安、宜黄、南丰３县首先建立了县委、县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在广昌、南丰等地分散进行发动群众和筹款工作，成效显著。据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字第一号训令记载：“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④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抚州域内除临川、东乡属白区和南城、金溪的部分地区属游击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红色苏维埃区域。按今天的行政区划说，抚州境内共有六个全红县。当时，抚州域内的苏区分属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和闽赣省，其中广昌、乐安、宜黄、南丰、崇仁属中央苏区江西省，黎川、金溪、资溪属中央苏区闽赣省。总面积１３７３４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余万。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先后建立了省委１个（闽赣省），中心县委７个，县委１４个，特区委４个；建立了省苏维埃政权１个（闽赣省），县苏维埃政权１４个（这些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先后有重叠）；建立了地方武装军团１个（红七军团），独立师１个，部分县先后建立了独立团和独立营、游击队和民兵等军事组织⑤。此外，还建立有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许多革命群众组织。抚州红色苏区的开辟，对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抚州红色区域内发生的重要战役战斗就有３０余次，著名的战役战斗有乐（安）宜（黄）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浒湾战斗、南城长源庙阻击战、黎川洵口遭遇战、南城硝石战斗、南城资福桥战斗、金溪八角亭战斗、宜黄大雄关战斗、黎川团村战斗、黎川三岬嶂战斗、广昌保卫战等。特别要提到的是，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这两次反“围剿”战争的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和双方牺牲之惨重，都是空前的，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在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下，抚州苏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反革命武装，与阶级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在１９３３年的扩红运动中，乐安县许多区的赤卫队、模范队整排整队地加入红军，一次就输送５００多健儿加入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国际师。宜黄县３次输送了８００余人、资溪输送了２０００余人参加红军。黎川在短短几天参加少共国际师就达１个团。南丰县的鄱阳村全村共３００余人，有１４０多人参加红军。⑥自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只有１５万人口的广昌县就有１５０００余人参加红军。⑦据不完全统计，抚州苏区先后有６万人以上参加红军。
抚州红色苏区人民积极支援革命战争。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乐安、南丰、宜黄等地苏区的地方武装不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还积极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破坏敌人交通队、救护队、洗衣队，支援战斗。乐安当时支前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比集结在当地的主力红军还多一倍，南（丰）广（昌）县有５１４３人参加支前⑧；他们还大力开展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农业生产方面，建立犁牛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组织红色割禾队、换工互助组、劳动互助社，大力开垦荒地，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和孤老代耕田地。在工业生产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小工厂，组织手工业者生产工、农业及人民生活用品，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在商业方面，组织供销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对稳定苏区物价、活跃商业、增加人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抚州红色苏区的群众还踊跃购买中央苏区发行的公债。在文化教育方面，县、区苏维埃政府中设有文化教育部，乡有文化委员，各地普遍办起了列宁小学和识字班、业余学校、训练班，还组织了歌唱队、业余俱乐部，使得广大工农子弟和群众不断增加文化知识，阶级觉悟普遍提高，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苏区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付出巨大的牺牲，有名有姓的革命英烈有９０８２名，仅广昌县的烈士就有３３７８人⑨。红军北上抗日后，抚州人民备受摧残，人口锐减。比如广昌县，人口由１５万锐减为６万{10}。
抚州红色苏区的开辟和建设，对于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对于革命战争的支援，对于打破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封锁和“围剿”，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兴衰存亡的见证地
抚州红色区域的西南部紧连着中央苏区的赣州和吉安，东北部与赣东北苏区接壤，东部与福建的邵武、建宁、泰宁毗邻，西北部的大部分是白色区域，小部分则是游击区域。可以说，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的前沿阵地，是中央苏区连接赣东北苏区的枢纽，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战役战斗，直接关系着中央苏区的兴衰存亡。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指挥下，英勇的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在抚州地区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谱写了红军和中央苏区不断兴旺发达的壮丽诗篇。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１９３１年６月４日至２２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先后在南丰县康都圩召开３次会议，史称“康都会议”。这次会议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即将发动的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而召开的。４日，总前委召开第七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林彪、郭化若、罗荣桓等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红军的分兵区域问题。１０日晚，总前委召开第八次会议，就政治形势的估量、前委分工、筹款运输、政治通讯等问题进行了研究。２０至２２日，总前委召开第一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和第九次总前委会议，研究时局和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敌人未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前，继续在北线抓紧筹款，解决给养；根据敌我态势，确定于都北部和宁都、瑞金间为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立即派部队到赣南开展工作，准备战场，并抓紧时间在闽西北的将乐、顺昌、沙县、归化、永安、清流、汀州等县筹集资财；为加强对赣南工作的领导，在中共赣南特委和红三军军委之上，成立中共南路工作委员会，陈毅任书记；同时，在福建长汀县成立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周以栗任书记，领导长汀、连城、石城、瑞金等县和红十二军的工作；成立红军第四、五、六独立师，隶属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将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独立第三师。这次会议，为中央苏区赢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扩大苏区和调动敌人，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于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７日和２０日，连克抚州的乐安和宜黄两座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５０００余人。这次战役可以说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前哨战，根据战役后战场态势的变化，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11}这样，就将抚州的一些区域确定为第四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调集４０多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关于这次战役的重要性，周恩来和朱德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３日给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电报中指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亦苏维埃中国胜负所系。”{12}随后，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采用“运动战”和“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在宜黄、乐安一带山区进行了黄陂战役和东陂战役，共歼敌两个半师，击毙敌旅长５人，俘敌师长２人（其中１人重伤毙命）及以下官兵２４０００余人，缴枪２３０００余支，{13}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和陈诚都非常伤心，也非常恼怒。战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唯此次损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则于手谕后尾写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14}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大片，红军发展到１０万人。１９３３年６月，闽赣省革委会发出“创建红七军团”的训令，号召闽赣省人民踊跃加入红七军团。７月，红七军团正式组建。红七军团的成立，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为保卫、扩展和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之后，特别是他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遭到错误地批判与否定之后，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指挥下，尽管有了更充足的人力、物力，尽管有了更广阔的回旋空间，但是在国民党军新的“围剿”面前，英勇的红军却在一次次战役中严重受挫，苏区面积日益萎缩。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发生地，抚州人民和红军将士们一起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１９３３年５月，红一方面军在乐安县大湖坪进行了整编，史称“大湖坪整编”。在整编中，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军新的编制，把小军小师改为大师大团，将原来的小团改编为营，改变了适合山地作战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否定敌强我弱的现实，不切实际地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所谓“正规”战；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并决定组成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开赴福建作战，致使红军主力分散，在敌人即将开始的新的“围剿”中无法集中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大湖坪整编是当时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的结果，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埋下了祸根。结果，先是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黎川的失守。
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１９３３年５月，面积约２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余万，区域范围包括现属福建、江西两省的三明、南平、抚州、上饶、鹰潭５个地市２１个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黎川县湖坊（后迁至县城）{15}。闽赣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北门户，是中央苏区连接赣东北苏区的枢纽和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苏区中央局曾指示：“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16}在第五次反“围剿”前期，１９３３年９月，国民党军周浑元部３个师向闽赣省会所在地黎川进攻，企图完成东北面的堡垒线，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闽赣军区主力调福建作战，黎川城内只有省军区司令部的一支７０多人的教导队和部分游击队。为免遭敌人包围，肖劲光率部撤出县城，敌占领黎川城。博古、李德为保护黎川这个“国门”，夺回黎川城，先令红三军团从泰宁北上抗击敌人，取得洵口遭遇战歼敌第六师２个团及第五师一部、生俘敌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的胜利{17}。后又强令红三、五、七军团及闽赣省军区武装去进攻黎川与南城间的硝石、黎川的资福桥和金溪的浒湾等据点，企图牵制和吸引敌人，夺回黎川城，结果使红军主力钻进敌有重兵扼守的堡垒群中，损失惨重，既没有夺回黎川城，又使红军完全失去机动余地。黎川城失守后，黎川县区域逐渐被敌占领，使中央根据地东北部大门洞开，直接暴露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央根据地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被切断，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转移至福建的建宁。
接踵而来的是广昌的失守。
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旬，国民党军以１１个师的兵力从盱江南岸向广昌进攻。中革军委急调在福建建宁地区的红一、三军团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龙岗地区的第二十三师，协同原在广昌的红九军团共９个师的兵力，组织保卫广昌的战役，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打法，在敌人优势兵力和飞机大炮的轰击下，红军虽经苦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遭受严重损失，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撤出广昌。广昌失守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洞开，敌人气焰更加嚣张，遂分兵六路向广昌以南的中央苏区腹地宁都、石城推进。为阻滞敌人进占瑞金的进程，红军利用广昌至石城之间的大寨脑、高虎脑、驿前、万年亭的特殊地形，浴血奋战，虽完成了阻击任务，为主力红军、临时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但最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致使中央苏区被敌占领，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
三、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领导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抚州红色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是中央苏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自然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关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在抚州红色区域内有过重要活动，对抚州红色区域以至对中央苏区的开辟、巩固和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曾八次到抚州开展革命斗争活动，为赣东的革命斗争历史普写了光辉篇章。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经永丰到乐安招携，在此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接见当地共产党员，播下革命火种。３月２日，又由宁都到达广昌苦竹，在此召开贫苦农民座谈会、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在广昌县城，毛泽东指挥红军查抄了国民党县政府的资财，释放了在监“人犯”，并教育部队严格执行红军纪律和政策，教育群众不要烧毁豪绅房屋。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１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二纵队从福建宁化到广昌塘坊住宿，次日向广昌县城进发。时值严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但红军战士仍精神抖擞，勇往直前。毛泽东触景生情，在马背上吟成《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首：“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６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宁都到广昌苦竹，召开方面军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第四仗——广昌战斗。次日，指挥红军攻克广昌县城，当晚，住城北沙子岭邱家祠堂。２８日，在广昌县城召开总前委第三次会议，对攻打建宁作出了具体部署。６月３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建宁到南丰康都，在此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七、八、九次会议，部署了军事和地方工作。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到乐安招携，亲自组织和指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辉煌战果，仅攻克乐安县城就全歼守敌一个旅，俘敌３０００余人，缴枪２０００多支，击落敌机一架{18}。
周恩来在抚州红色区域内也有过许多革命活动。早在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朱德就率起义部队途经抚州的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南下广东，并在临川、广昌整训部队。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周恩来随毛泽东、朱德一道率红一方面军到乐安招携，亲自组织和指挥了“乐（安）、宜（黄）战役”，并对加强乐安、南丰工作作出指示。１０月１４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广昌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朱德签发了《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黎川。１１至１２月，又两次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黎川县城篁竹街。在此期间，他随红一军团亲临前线指挥了金资战役；与朱德一道签署了进攻金溪黄狮渡（今南城）、资溪嵩市，占领金溪的命令；出席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黎川县城举行的阅兵宣誓典礼并发表讲话。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周恩来、朱德等在黎川联名签发“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加紧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次日，周恩来和朱德从黎川出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鼓励指战员英勇杀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金溪战役的胜利。１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多次电令周恩来等，坚持攻打敌防守坚固的南丰，周恩来一面陈述自己的正确意见，一面在攻城受挫的情况下，果断地将强攻改为佯攻，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至宁都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２１日，周恩来、朱德等抓住战机，采用山地运动战的打法，组织指挥了黄陂战役和东陂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４月２６日，周恩来在乐安谷岗村“袁氏花祠堂”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６月７日，和朱德等在乐安大湖坪领导红一方面军整编。７月１日，参加以红三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在乐安大湖坪举行的东征誓师大会。此后，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准备阶段，周恩来和博古、李德、朱德等一同来到广昌县城，会见了红三军团领导，视察了城防工事，在大坝上检阅部队并进行了战斗动员。
朱德作为红四军军长、中革军委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在抚州红色区域的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和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周恩来一道参与的。从率南昌起义军途经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到率红四军来乐安、广昌开展革命活动；从参与各次重要活动、出席各项重要会议，到组织指挥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朱德都是和毛泽东、周恩来一道运筹帷幄、组织指挥、共同战斗的。所不同的是，朱德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担负着更多的具体组织和指挥的责任，在许多重要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指挥，鼓舞指战员英勇杀敌。此外，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朱德还参加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黎川县城举行的盛大阅兵典礼并讲了话。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９日，朱德率红三军团至东乡县城，缴获了国民党县政府档案，释放了被囚禁的革命群众，并于３月２日在贵溪上清宫与赣东北周建屏率领的红十军会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１９３４年４月，朱德作为中革军委野战司令部成员，亲临广昌部署和指挥广昌保卫战，出席各军团主要领导人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至５月初自广昌返回瑞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抚州红色区域内有过重要活动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王稼祥、谭震林、宋任穷、顾作霖、刘伯承、罗瑞卿、黄克诚、杨成武、杨得志、杨勇、肖克、肖华、肖劲光、汪东兴、苏振华、张震等，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在广昌头陂召开紧急会议时因突发心脏病殉职。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参谋长赵博生在南城长源庙阻击战中、红一师师长罗炳南在宜黄五都战斗中、红三师师长彭鳌在围攻南丰县城的战斗中、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在黎川团村战斗中、红三十五师师长王树亚在宜黄黄陂战役中、红二师政委胡阿林在宜黄大雄关战斗中、红五师政委陈阿金在广昌万年亭战斗中、红十军赤色警卫师师长祝应龙在东乡遭遇战中壮烈牺牲。他们在抚州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至今，抚州域内还保存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和闽赣省苏维埃政府、康都会议及红一方面军总部、南丰县苏维埃政府等旧址，设立了宜黄东、黄陂战役、广昌高虎脑战役、金溪战役、南城黄狮渡战斗等标志性建筑物，为革命烈士和重要的战役战斗建立陵园、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雕像１８处，{19}不少地方还留有当年红军作战的工事，红军标语更是随处可见，标示着革命先驱的艰苦历程和丰功伟绩。
抚州红色苏区相对中央苏区来说，虽然开辟的时间较晚，规模也较小，但它对中央苏区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的革命活动，红军在这里的浴血奋战，抚州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众多的革命遗址胜迹，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也为抚州乃至全国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江西省抚州地区党史大事记》１９９０年内部出版；
②③{19}《中共抚州地方史略》１９９６年内部出版；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２０６—２０７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一版；
⑤《江西省现代革命史辞典》１９９３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⑥⑧《抚州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史》１９６１年内部出版；
⑦{10}《长征前夕的激战》１９８６年内部出版；
⑨《赣东英烈》１９９２年黄山出版社出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２９４页；
{12}《周恩来军事文集》第一卷第２３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3}{14}{17}江西党史资料《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１９９１年内部出版；
{15}{16}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中央苏区闽赣省》１９９０年内部出版；
{18}《中央领导在抚州》１９９４年内部出版。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