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正是依靠国家利益和民族品牌的巨大道德优势，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一路走到今天
　　
　　宗庆后还拿出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他在一份给达能公司的传真里郑重宣布，“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恫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慨。双方的合作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合作，你再用这种态度跟我们说话，我就跟你终止合作。”
　　宗甚至拟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可以另打个牌子，因为娃哈哈商标所有权是我们的。你39家企业控股，我们让你去管理，如果管理亏损，我们可以终止合作，商标又回来了。十年来你们没有参与管理，参与经营，所以也没有能力来接手管理。我们还有忠诚的员工队伍，忠诚的经销商队伍。”
　　这应该是一种从头再来的激情。
　　宗庆后遍及全国的支持者们更是群情激愤，他们已经在用实际行动抵制达能产品，遇到有人质疑宗庆后，这些激昂的人们会立即给他们戴上汉奸的大帽子。
　　
　　　谁更有底气
　　
　　仔细分析宗庆后的激情，我们认为他由此找到了四种有利地形：一是普遍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成为宗庆后的强大后盾；二是娃哈哈多年形成的联销体是一个看起来稳健的集体，这个集体暂时一边倒地支持宗庆后；三是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合同的某些瑕疵上，让人们误以为有瑕疵的合同是可以废除的；四是多年来已经形成的民族企业家形象和民族品牌形象再一次放大，他用过去巨大的贡献唤起了人们的普遍同情。
　　但有一些可能更加本质的要素被宗庆后的激情有意识遮蔽了，这就是商业文明时代必须遵守的契约精神，以及面对经济纠纷必须坚守的理性思维和适度的妥协姿态。
　　达能显然一直在这方面持续发力，他们只强调合同，以及在遵守合同的前提下，试图带进来一种必要的理性思路。
　　但是，宗庆后和他的支持者们似乎不能理解达能的姿态。众人似乎看不到宗庆后的事实逻辑和法律逻辑，只看到他无法掩饰的愤怒和一些宏大的话语体系。比如中国文化、中国市场环境，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产业，还比如天理，等等，就是看不到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层面做出一些必要的解释。多年来，宗庆后的话语系统正是如此。
　　而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多年来宗庆后没有设立副总，也没有助理，只设立了一些中层做具体的事情，比如财务部长管财务，后勤部长管后勤。“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的逆音会少一些。”宗庆后曾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这样说。
　　而娃哈哈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企业管理模式，公司所有的财务进出、人事任免、供应销售、质量管理，都集中在杭州。公司的所有运作程序也都由他来评判。“在中国的文化里还是要一个权威的。世界也是一样的。多中心一定会乱。”宗说。
　　多年以来，宗庆后正是依靠国家利益和民族品牌的巨大道德优势，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用一种领袖的一呼百应气势，一路走到了今天。达能的切入，尤其是达能成为娃哈哈的控股股东，在股权结构上改变了宗的偶像地位。
　　达能这些年对宗庆后的种种限制，是基于一种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与宗庆后的集权管理形成冲突，让他体会到屈辱，体会到一种“刀一直架在脖子上”的痛苦感。这是一种中国传统观念与现代企业制度冲突的结果，是一种必然。
　　他在合资公司之外，再搭建一个娃哈哈非合资体系，也是一种“中国式的企业战略”，而达能眼见着宗庆后借助娃哈哈品牌另起炉灶，隐而不发，不在开始就加以阻止，可能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放长线钓大鱼”，或者是一种“水至清则无鱼”的潜规则心理。这是一场长达11年的持久战！
　　达能的底气不是别的，乃是被市场经济社会普遍接受的契约制度，是一套已经法制化、全球化的普适性规则。
　　而宗庆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少在情感的层面，他是值得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