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催征赋税是帝制时期乡村基层管理的主要内容,从具体负责家至户到地向人户催征的基层催税单位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它的规模与实际可操性,将各种重要制度要素前后通贯起来作观察,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催征赋税是帝制时期乡村基层管理的主要内容,从具体负责家至户到地向人户催征的基层催税单位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它的规模与实际可操性,将各种重要制度要素前后通贯起来作观察,可以发现从宋初的乡管制到熙丰年间开始形成的乡都制,是帝制国家重组乡村基层社会的一大环节.在乡都制之下,宋廷一直试图将催税乡役的负担均摊到一般民户,从而形成了以二三十人户的结甲制,与百余户的户长/大保长催税制,但均因有其不足而陷入两难困境.经元代的承续,到明初再次重组乡村社会,形成结合两种制度要素的里甲制,终于对自唐末以来基层催税制度的演变做出总结,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逻辑.
其他文献
双层股权结构是契约主义在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中的体现.为了匹配契约主义实现各方主体利益均衡的权力配置目标,双层股权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其适用的公司类别和条件,完善监管,设置表决权复苏和司法审查申请权保留规则、规定超级表决权不可转让及双层股权结构的转化条件、设置"日落条款"和"燕尾条款",确保在"同股不同权"的结构下,企业活力得以激发,投资者利益得到保护.
在大众文化发展趋势下,从图像到影像的虚拟转向中,"后记忆"成为战争叙述研究的新视角,以再现"银幕上的祖代"生成身份认同,呈现被重构记忆引发迭代创伤,战争史观指涉实现未来政治认同.当遮离战后阴影的新一代个体通过银幕上富有感染力的历史创伤碎片来重新认识战争,并将从影像中继承的战争"后记忆"传承下去,对战争及其历史的想象也由此定型,记忆再塑形成"入戏真实",并将这种真实演化为技术时代的"政治正确".
数字化发展既是21世纪全球重大社会变化,又是重大的理论研究方向.但是,目前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数字服务化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所形成的生产、传
卡尔·考茨基是较早系统运用唯物史观重构早期基督教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原初基督教会是穷人教会,其成员的财富共有理想在特定的意义上具有“共产主义”属性.尽管原初
国内外学界以往对萨伊的企业家理论研究不足.萨伊的突出贡献可概括为三个"首次":首次定性企业家是组织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创造、并在财富生产中发挥先导性和支配性作用的"生产性劳动";首次提出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肯定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首次从生产要素职能、而不是社会职业分工来分析企业家,创新了企业家理论研究范式.萨伊在企业家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与他的实践经历、尤重"事物的本质和事实"有内在联系.他揭示了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剥离、又与纯粹体力劳动区分,确立了与熊彼特现代企业家理论对
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面对这个世界性难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开辟了一条摆脱贫困的中国式道路,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千年梦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消除贫困方面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步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奋斗;另一方面要及时总结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不断增强中国特色
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1]573-574面对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挑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思维的聚合力量,以超常规的思维举
“记”是文体中很重要的一种,本来主要用以庆贺庙宇、书斋、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落成,或纪念作者生命中的某一件事.但在苏轼手中,“记”成了他思考的工具,包括自我认同、作者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成功夺取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依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生产作为连续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