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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在校期间，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很多同学如姚依林、蒋南翔等后来都成了声名显赫的人物。以赵俪生的资历和对革命的热情，他本可以在穿越斗争的惊涛骇浪之后，踏上政治的红地毯。然而，他因坚守自由主义立场，一次又一次错失或放弃升官良机。
“一二·九”后期，蔣南翔曾去赵俪生的宿舍，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显然，蒋南翔话中有话，启发赵俪生申请入党。思考了一段时间，赵俪生去找蒋南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读列宁的《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判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里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赵俪生不轻信不盲从，坚持独立思考。思考赋予了赵俪生深刻，也给了他选择的勇气。
和所有革命青年一样，赵俪生也曾把延安当成“圣地”，并且吃尽辛苦徒步奔赴延安。然而，在延安，他只呆了一段时间，就决定离开此地。因为，他从康生领导的刚刚开始的“抢救运动”“肃托”中看到了一丝不祥。他对妻子说：
“我们不宜于在延安长期待下去。你知道，我基本上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不富于勇敢气质的人。碰见斗争，我不是凑上去，而是躲在一边。虽然我对政治不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但最终还应当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什么政治家。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但我们不一定在这么集中的场合里搞，我们可以到松散一点的场合去搞。并且，我是一个先天地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分配，等等。像我这样的人，在延安待下去，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不能不佩服赵俪生的敏锐。事实上，如果他当初没有及时离开延安，那么，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中，他不死也得脱层皮。事后诸葛亮不稀奇，而在事前能有如此准确的判断，堪称“火眼金睛”。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会具备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金睛”。
所谓“火眼金睛”，就是在问题刚呈现“星星之火”之际，就能预测其后来的“燎原”之势。
赵俪生在鲁山中学教学时，同事们经常在一起唱歌，第一首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东方红》，赵俪生嘴跟着唱，脑子却在“开小差”。“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赵俪生不喜欢，他想：《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而下面几句，更是让赵俪生浮想联翩，忧心忡忡：
三山低，五岳高。
毛主席治国有功劳，
边区办得呱呱叫，
老百姓，颂唐尧。
赵俪生对这样的歌词有如下思考：
“‘唐尧’二字，制歌词者还是斟酌了的，没有用‘秦皇’、‘汉武’，用的是大部落联盟酋长。但显然，这已是个人崇拜的滥觞了。发展到后来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等等一系列出台。我是说，假如我是被歌颂者本人，那么，我将以个人的威望予以抑制，予以减挫。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苏联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也增加了一章，说无产阶级革命也要歌颂自己的领袖。斯大林也说：‘彼得大帝只是一滴水，而列宁是海洋。’可见这是共产国际一致的趋向，个别群众是扭不转的。”
失去了思考，就会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最终沦为丧失自我的工具；坚持思考，才能拥有清醒的大脑，总能在第一时间看出问题的症结，总能在头绪纷繁时认清自己的路。
如果从升官发财这种世俗的角度来看，不愿被组织约束自由身，是迂阔而不合时宜的；然而，热爱自由的人，恐怕宁愿失去世俗的名利也想保留内心深处的一方净土。名利能让我们过上养尊处优甚至趾高气扬的生活，但名缰利锁也会粉碎只有身心自由才能品尝到的愉悦。
为了抗日，年轻的赵俪生曾加入游击队，负责宣传工作。他业务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但一直未能走上领导岗位，原因何在？直到晚年，曾经的游击队组织部长才一语道破天机。他对赵俪生说：“老赵啊，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部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
赵俪生回答：“老孙，你说错了。不是我吃亏，是党吃亏。这类事实，替入党做官论打造下坚实的基础，这跟‘不正之风’和‘党干部腐化’有密切的关系。顺便我讲个笑话。我几十年来从来不是哪一级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位好事者到省委书记那里去质问，回答说，每次增选名单都提上他去了，可每次党委审查会上都通不过，大家的理由是‘这个人谁也掌握不住’。这个话的逆定理是，只有党能掌握住的才能当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那么，我宁愿一辈子不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仍能愉快地生活，丝毫没有吃亏感。”
赵俪生说自己“丝毫没有吃亏感”，但话语背后还是有一丝不平之气的。毕竟，信仰本不该与升官发财挂上钩的。
回顾自己的人生，赵俪生痛感自己吃尽了“左”的苦头，在回忆录中，他对“左”的反思随处可见。
对东欧和苏联的解体，赵俪生有这样的看法：
“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垮了呢？我认为，东欧原本是苏联一手捏出来的，带有某种附属国气味，苏联垮了东欧自然也跟着垮。那么苏联呢？我认为，它垮在一个‘左’字上。 ‘左’，本来是指人们看问题的一种倾向。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它却形成了一种政治痼疾。论它的根源说，它来自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唯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这种政治的心理状态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便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左’。虽然某一时期、某一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出来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们一旦反起右來则是全心全意的，不断扩大化的。”
反左是皮相的；反右则是全心全意的。赵俪生是在饱受打击，历尽风霜，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得出这样一针见血而又欲哭无泪的结论的。
赵俪生年轻时曾在山西柳林区参加过革命工作，负责办农民训练班，组织农民救国会，监督执行减租减息。当地有个地主叫康克仁，他不满“农民救国会”这一组织，另外成立了“富农救国会”。当时，丁玲、吴奚如领导的文工团刚从陕北来，思想激进，行为左倾。他们直接派民兵，把康克仁捆绑到镇上看押起来。不久，丁玲和她的文工团又一阵风似的走了，把遗留的问题留给赵俪生。赵俪生经过思考，认为，在当时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下，康克仁不应该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革命者争取的对象。而且，不管怎么说，把人捆起来总是不对的。于是，赵俪生经上级批准，释放了康。康后来的态度发生大转变，愉快地参加了农民救国会。其他地主富农也纷纷仿效康的行为。问题迎刃而解。
丁玲、吴奚如不过是文工团的一个领导，他们的“左”，赵俪生有能力纠偏。而一旦是某个大人物，在一个大的范围推行“左”，赵俪生恐怕就只能“噤若寒蝉”了，能做到明哲保身就不错了。
觉察出左，要敏锐；非议或抗争左，则需要勇气。赵俪生不乏这种勇气，但也为此饱受磨难和打击。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赵俪生在华北大学工作。当时，北京解放在即，中央给华北大学的任务是，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
一天，学校讨论进城后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及登记问题。有人主张，凡教师，不管年龄大小一律要亲自报到登记；也有人说，特殊教师，如陈寅恪眼睛不好，身体衰弱，就可托家人或朋友代为报到。副校长成仿吾听到这一观点，很不以为然，他高声说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这是个态度问题。”
赵俪生觉得他的话很刺耳，就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说：
“我读过列宁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可列宁怎么样？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去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不抓他，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工作。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说完这番话，会场上鸦雀无声，没人附和，也无人驳斥。不过，三天后，赵俪生突然接到一个通知，通知上说，山东已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北大学支援，赵俪生是山东人，理应援助桑梓。你看，刚顶撞了一下校长，立马就得走人。
赵俪生在河南的沁阳参加过土改。其间，他在沁阳城门的两边看到一幅标语：“地主就是罪恶，农民就是真理。”
“地主就是罪恶”，赵俪生基本能接受；但对“农民就是真理”，赵俪生却怎么也想不通。对这句话，他有这样的看法：
“马克思说过，农民有其趋向革命的一面，也有其小私有者的一面，所以他还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农的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己去闹革命就必然走向大皇帝，刘邦、朱元璋就是例证。所以我认为，‘农民就是真理’这句标语是错误的。从具体措施看，假如承认了农民手里已经掌握了真理，那么，平均主义、报复主义……都会表现出来，土改岂不乱套了吗？！有人说：‘在群众运动初期，就是要它乱一乱。不乱，群众起不来。到中后期，我们再来落实嘛。’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是旧知识分子‘一纵一收’的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插入；在思想上，这是阶级异己思想占领了阵地。”
赵俪生把自己的这一思考写进日记，也写进自己的书《从中原到华北》。他把这本书邮寄到大连印刷。不久，书店打电话告诉他，船在渤海遭蒋匪炮击沉入海底，书稿也毁了。然而，在文革中，有人给赵俪生写大字报，标题即为《赵俪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污蔑农民手中没有真理》。赵俪生因此住进“牛棚”，这才从也被批倒的支部书记那里获悉：所谓蒋匪击沉船只，纯属谎话，他的那部手稿已被放入档案，所以成了革命群众批判他的重要罪证。
反左“罪证”进入档案，一辈子就如影随形。那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
一个人，倘自命“自由主义”，必定是崇尚宽容的。因为，他深知，没有他人的宽容，自己也无从享受到自由；即使作为基本的回报，自己也应宽容别人。实际的情形正如那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容忍是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赵俪生就是一个具备宽容精神的人，在我看来，宽容之于赵俪生，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赵俪生曾专门撰文，为“一二·九”运动中的所谓“投降派”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
“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和北平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徐芸书、黄刊以及蒋福华等发表了一些对学运的不同意见。我与王芸生素昧平生，他当年为何写那些文章，我一概不知不晓，故在此不予置喙。但与徐芸书、王永兴、蒋福华三人则不仅是一般泛泛的同学，而且是过从尚好、尚密的朋友。其中除王兄仍健在人间，并且担任着北大‘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的导师之外，徐、蒋等人早已‘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了，我认为不应该再给这些活的和死的人头上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加一百倍说，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上在半路小站上下了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是聪明绝顶，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开‘大局’的一偏之见，这在今天显然是允许的，在当年也不过是一种‘不同政见’而已，远远够不上什么‘投降主义’。理由是他们的意见在当年远远够不成为一条‘路线’（如王明）。既然未构成一条‘路线’，哪还称得上是什么‘主义’呢？” 然而，这篇打抱不平、说公道话的文章却被报纸主编“枪毙”了。这说明，宽容在中国还是稀缺元素，同时也表明，纠“左”绝非易事。
赵俪生和童书业是同事也是好友。肃反运动中，有人捕风捉影检举童书业“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结果他被打成反革命。童书业原本就很胆小，这下更是恐惧异常如惊弓之鸟。或许是出于“戴罪立功”心理，他杜撰了一份无中生有的材料，大意是，在中国大陆，隐藏着一个反革命集团，受美国情报局指挥，打着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的幌子，干着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勾当，其最高首领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我（指童书业）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材料名为《童书业供状》。
等运动过去之后，童书业胆小，不敢直接去要回材料。跪着求赵俪生夫妇去讨回材料。赵俪生去组织部要回材料，当着童书业的面，将材料烧了。有人认为，不该将这份供状烧了，因为它是童书业陷害老师和好友的铁证，但赵俪生不以为然，他说：
“任何人，任何人的性格、品质，都是跟他的环境条件分不开的。在‘左’的路线下，一次次运动的架势，真是吓得死人。前文表述过，童是个‘怕’字当头的人，旧社会怕失业，曾怕到精神失常，这是被扭曲的头一回；解放后不怕失业了，可又怕运动，试想，一千条性命的‘血债’，不够他发疯的吗？这是被扭曲的第二回。当然，我从来没有说过，童写那样的《供状》是好的、应该的。童在平时经常对我谈，一个变态心理的人制造的谎言和假相，往往是最精致的。可是，他究竟还是在长达数万言的《供状》中并未遗漏下连他自己也是其中成员之一的‘坦白’。存心害人的人，是光害别人，绝对不害自己。他既害别人，也没有忘记了害自己，这是他‘精神病’‘变态心理’的铁证。法律不是规定，有精神病的人，杀了人也是不判死罪的吗？根据这一点，我对童采取的是谅解态度。”
可见，赵俪生原谅童书业，不是什么以德报怨，而是基于对童的恐惧心理的感同身受和洞烛幽微。可见，理解是宽容的基石。
赵俪生爱憎分明，为人刚正。遇到“左”人“左”事，往往会奋起抗争。
解放前夕，赵俪生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当时，他在“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任职，因为不是党员，只能任副组长，正组长叫陶钝。陶钝在单位自办的《会刊》中发表了一篇《会场巡礼》。其中，写到工人和农民，就是器宇轩昂，正气凛然；写到资产阶级代表时，就用“肥头大耳”“脑满肠肥”等侮辱性字眼。赵俪生看后，当面对他说，这文章不能用。陶钝大怒，质问为什么不能用？两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宣传部，领导一锤定音：这文章不用。陶钝这才败下阵来。
赵俪生这辈子，与“左”抗争，像这次的凯旋，罕见。更多的时候，总是碰得鼻青脸肿，不得不以“撤退”的方式来捍卫可怜的尊严。
1949年11月，赵俪生从山东调入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任编译。当时，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和郭沫若近距离接触几次后，赵俪生发现，郭沫若火气大，教训下属时往往横眉怒目。赵俪生对此很有看法，就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自己对郭的意见。没想到，《人民日报》很快回信给他一记闷棍，其中一句是：“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
接到信，赵俪生火气更大了。就对编译局局长竹筒倒豆子，把对郭的意见一吐为快。没想到，隔墙有耳，赵俪生这边刚说完，那边党组书记就喊他说话了。党组书记说：“以后有什么事到我这里来说，好不好？办公室里人杂，传来传去，会产生影响。”
赵俪生本来就性情刚烈，再加上当时又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就写了辞职报告。后在艾思奇的关心下，赵俪生在东北师大谋得一个教师职位。抗争的结果是从“中心”退宿至“边缘”。
由于华岗的爱才，赵俪生在东北工作了几年，又回到家乡山东大学任教。1957年鸣放期间，他在这里又呆不下去了。
当时，大学的一些领导为响应上面的指示，动员大家大鸣大放。群众多数不敢鸣放。于是领导动员党团员带头鸣放。党团员服从组织，就去鸣放了。等后来上面收网时，这些服从命令的党团员就成了右派。赵俪生认为，这样做，完全是领导出卖下属。他看不惯，不能接受。于是提出调离。结果只能“戍边”去了当时条件极为艰苦的兰州大学。
为了反左，为了抗争，赵俪生从大城市退到小城市，又从内陆迁徙到边城。这就是变相的被贬。然而，这种逃避并没能让他捍卫尊严，也没有使他的人生得以完整。他还是被打成右派，受尽歧视和侮辱，被剥夺了教书和科研的权力，一度被发配至环境恶劣的农场，进行惩罚性劳动。差点命丧黄泉。正如赵俪生的妻子说的那样，他想通过不断离开的方式来捍卫尊严，是多么幼稚啊！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掉被批斗的厄运。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赵俪生对个人的遭遇只作蜻蜓点水的提及，未做追根溯源式的分析，这可能归因于他的大度与超脱。或许，在赵俪生看来，一个胸襟开阔的人，不应该纠缠于个人的恩怨。然而，如果不对个人的遭遇作刨根问底式的追问，就无法逼出时代或社会的病根。
比较而言，赵俪生的妻子高昭一对丈夫遭遇的反思却显得入木三分。
赵俪生工作非常认真，不管在什么领域，他都是业务尖子，可他并未因此而获得表彰，反而因此被妒忌，挨批斗，遭打击。高昭一告诉我们，这恰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宿命所在：
“天哪！什么叫革命？谁革命？谁反革命？某些人自诩为革命，实质上是坑害人的家伙，尽是些无才、无德、无能之辈，他们时刻不忘算计和作践这些可怜的、无任何招架之力的知识分子。他们适逢其欲，手中有权，想屠宰谁就屠宰谁。俪生是个被屠宰惯了的对象，真是在劫难逃。”
才德兼备者，饱受打击；无才无德者，青云直上。这样的社会，何来进步！
本来，作为知识分子，就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然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赵俪生却总是不合时宜，对这一现象，高昭一也有深刻的揭示： “他（赵俪生）一心扑到读书上、科研上、学生身上，从不查访外界的活动。我看，当今当世，死读书、死卖劲，不是工作的有效办法。当今老一代的人，尤其是念书人，缺乏机智和应变能力。用时下的话说是‘不懂得政治’，不会耍手腕、玩花招、结党拉派谋私，因此就这样三转两去，命运总是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关键时刻，使你动弹不得。”
如果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人生将会多么凄惨！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命运只能是任人宰割！
赵俪生自命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所以，在正宗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眼中，赵俪生可能恰恰是个激进的左派。
杨联陞是赵俪生清华大学的学长（高一年级），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可赵俪生访美时，杨联陞却在电话里把他骂了一顿。当时，赵俪生对杨说，自己来美国，不习惯吃西餐，也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所以困在旅馆，杨听后，立即说：“你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赵俪生听了，如同五雷轰顶，冷静了一会，他在电话里作了回敬，他说：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您先出了口的，那么底下，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您哪，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日军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
挂了电话，赵俪生陷入沉思，他觉得自己和杨联陞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分道扬镳，是因为各自的理想不同。赵俪生看不惯贫富不均，终生拥有均平富的社会大同理想；而杨联陞追求的是个人高薪水，安逸逍遥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所以，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除了社会大同理想，赵俪生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不同还在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既然对祖国有与生俱来的炽烈的感情，谈起中国，谈起中国文化，自然会胳膊肘往里弯。在美国期间，一个美国汉学家舒尔茨问他对美国的看法，赵俪生说：
“美国自然有美国的优越之处，我们中国办不到。但假如就文化积累而言，那么，我说，美国薄，中国厚。积累中当然有坏的东西（也就是‘糟粕’），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中的坏东西都很多，但我们用抽象的谈法，试把中美文化中的坏东西割掉，那么剩下来的好东西（也就是‘精华’），也还是中国的厚、美国的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显得浅薄的道理所在。”
社会大同的理想，民族主义的立场，冲淡了赵俪生身上的自由主义色彩。这样一来，赵俪生的身份就显得颇有几分尴尬了。在左派眼中，他拒絕加入组织，谁都把握不住；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他又是个激进分子。我想，美国汉学家舒尔茨对他的评价，虽不好听，但并非毫无道理：
“‘一二·九’时候热爱民主的那个赵俪生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作为破落地主的赵俪生又复活了。”
“一二·九”后期，蔣南翔曾去赵俪生的宿舍，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显然，蒋南翔话中有话，启发赵俪生申请入党。思考了一段时间，赵俪生去找蒋南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读列宁的《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判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里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赵俪生不轻信不盲从，坚持独立思考。思考赋予了赵俪生深刻，也给了他选择的勇气。
和所有革命青年一样，赵俪生也曾把延安当成“圣地”，并且吃尽辛苦徒步奔赴延安。然而，在延安，他只呆了一段时间，就决定离开此地。因为，他从康生领导的刚刚开始的“抢救运动”“肃托”中看到了一丝不祥。他对妻子说：
“我们不宜于在延安长期待下去。你知道，我基本上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不富于勇敢气质的人。碰见斗争，我不是凑上去，而是躲在一边。虽然我对政治不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但最终还应当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什么政治家。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但我们不一定在这么集中的场合里搞，我们可以到松散一点的场合去搞。并且，我是一个先天地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分配，等等。像我这样的人，在延安待下去，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不能不佩服赵俪生的敏锐。事实上，如果他当初没有及时离开延安，那么，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中，他不死也得脱层皮。事后诸葛亮不稀奇，而在事前能有如此准确的判断，堪称“火眼金睛”。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会具备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金睛”。
所谓“火眼金睛”，就是在问题刚呈现“星星之火”之际，就能预测其后来的“燎原”之势。
赵俪生在鲁山中学教学时，同事们经常在一起唱歌，第一首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东方红》，赵俪生嘴跟着唱，脑子却在“开小差”。“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赵俪生不喜欢，他想：《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而下面几句，更是让赵俪生浮想联翩，忧心忡忡：
三山低，五岳高。
毛主席治国有功劳，
边区办得呱呱叫，
老百姓，颂唐尧。
赵俪生对这样的歌词有如下思考：
“‘唐尧’二字，制歌词者还是斟酌了的，没有用‘秦皇’、‘汉武’，用的是大部落联盟酋长。但显然，这已是个人崇拜的滥觞了。发展到后来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等等一系列出台。我是说，假如我是被歌颂者本人，那么，我将以个人的威望予以抑制，予以减挫。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苏联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也增加了一章，说无产阶级革命也要歌颂自己的领袖。斯大林也说：‘彼得大帝只是一滴水，而列宁是海洋。’可见这是共产国际一致的趋向，个别群众是扭不转的。”
失去了思考，就会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最终沦为丧失自我的工具；坚持思考，才能拥有清醒的大脑，总能在第一时间看出问题的症结，总能在头绪纷繁时认清自己的路。
如果从升官发财这种世俗的角度来看，不愿被组织约束自由身，是迂阔而不合时宜的；然而，热爱自由的人，恐怕宁愿失去世俗的名利也想保留内心深处的一方净土。名利能让我们过上养尊处优甚至趾高气扬的生活，但名缰利锁也会粉碎只有身心自由才能品尝到的愉悦。
为了抗日，年轻的赵俪生曾加入游击队，负责宣传工作。他业务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但一直未能走上领导岗位，原因何在？直到晚年，曾经的游击队组织部长才一语道破天机。他对赵俪生说：“老赵啊，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部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
赵俪生回答：“老孙，你说错了。不是我吃亏，是党吃亏。这类事实，替入党做官论打造下坚实的基础，这跟‘不正之风’和‘党干部腐化’有密切的关系。顺便我讲个笑话。我几十年来从来不是哪一级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位好事者到省委书记那里去质问，回答说，每次增选名单都提上他去了，可每次党委审查会上都通不过，大家的理由是‘这个人谁也掌握不住’。这个话的逆定理是，只有党能掌握住的才能当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那么，我宁愿一辈子不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仍能愉快地生活，丝毫没有吃亏感。”
赵俪生说自己“丝毫没有吃亏感”，但话语背后还是有一丝不平之气的。毕竟，信仰本不该与升官发财挂上钩的。
回顾自己的人生，赵俪生痛感自己吃尽了“左”的苦头，在回忆录中，他对“左”的反思随处可见。
对东欧和苏联的解体，赵俪生有这样的看法：
“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垮了呢？我认为，东欧原本是苏联一手捏出来的，带有某种附属国气味，苏联垮了东欧自然也跟着垮。那么苏联呢？我认为，它垮在一个‘左’字上。 ‘左’，本来是指人们看问题的一种倾向。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它却形成了一种政治痼疾。论它的根源说，它来自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唯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这种政治的心理状态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便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左’。虽然某一时期、某一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出来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们一旦反起右來则是全心全意的，不断扩大化的。”
反左是皮相的；反右则是全心全意的。赵俪生是在饱受打击，历尽风霜，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得出这样一针见血而又欲哭无泪的结论的。
赵俪生年轻时曾在山西柳林区参加过革命工作，负责办农民训练班，组织农民救国会，监督执行减租减息。当地有个地主叫康克仁，他不满“农民救国会”这一组织，另外成立了“富农救国会”。当时，丁玲、吴奚如领导的文工团刚从陕北来，思想激进，行为左倾。他们直接派民兵，把康克仁捆绑到镇上看押起来。不久，丁玲和她的文工团又一阵风似的走了，把遗留的问题留给赵俪生。赵俪生经过思考，认为，在当时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下，康克仁不应该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革命者争取的对象。而且，不管怎么说，把人捆起来总是不对的。于是，赵俪生经上级批准，释放了康。康后来的态度发生大转变，愉快地参加了农民救国会。其他地主富农也纷纷仿效康的行为。问题迎刃而解。
丁玲、吴奚如不过是文工团的一个领导，他们的“左”，赵俪生有能力纠偏。而一旦是某个大人物，在一个大的范围推行“左”，赵俪生恐怕就只能“噤若寒蝉”了，能做到明哲保身就不错了。
觉察出左，要敏锐；非议或抗争左，则需要勇气。赵俪生不乏这种勇气，但也为此饱受磨难和打击。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赵俪生在华北大学工作。当时，北京解放在即，中央给华北大学的任务是，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
一天，学校讨论进城后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及登记问题。有人主张，凡教师，不管年龄大小一律要亲自报到登记；也有人说，特殊教师，如陈寅恪眼睛不好，身体衰弱，就可托家人或朋友代为报到。副校长成仿吾听到这一观点，很不以为然，他高声说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这是个态度问题。”
赵俪生觉得他的话很刺耳，就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说：
“我读过列宁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可列宁怎么样？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去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不抓他，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工作。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说完这番话，会场上鸦雀无声，没人附和，也无人驳斥。不过，三天后，赵俪生突然接到一个通知，通知上说，山东已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北大学支援，赵俪生是山东人，理应援助桑梓。你看，刚顶撞了一下校长，立马就得走人。
赵俪生在河南的沁阳参加过土改。其间，他在沁阳城门的两边看到一幅标语：“地主就是罪恶，农民就是真理。”
“地主就是罪恶”，赵俪生基本能接受；但对“农民就是真理”，赵俪生却怎么也想不通。对这句话，他有这样的看法：
“马克思说过，农民有其趋向革命的一面，也有其小私有者的一面，所以他还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农的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己去闹革命就必然走向大皇帝，刘邦、朱元璋就是例证。所以我认为，‘农民就是真理’这句标语是错误的。从具体措施看，假如承认了农民手里已经掌握了真理，那么，平均主义、报复主义……都会表现出来，土改岂不乱套了吗？！有人说：‘在群众运动初期，就是要它乱一乱。不乱，群众起不来。到中后期，我们再来落实嘛。’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是旧知识分子‘一纵一收’的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插入；在思想上，这是阶级异己思想占领了阵地。”
赵俪生把自己的这一思考写进日记，也写进自己的书《从中原到华北》。他把这本书邮寄到大连印刷。不久，书店打电话告诉他，船在渤海遭蒋匪炮击沉入海底，书稿也毁了。然而，在文革中，有人给赵俪生写大字报，标题即为《赵俪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污蔑农民手中没有真理》。赵俪生因此住进“牛棚”，这才从也被批倒的支部书记那里获悉：所谓蒋匪击沉船只，纯属谎话，他的那部手稿已被放入档案，所以成了革命群众批判他的重要罪证。
反左“罪证”进入档案，一辈子就如影随形。那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
一个人，倘自命“自由主义”，必定是崇尚宽容的。因为，他深知，没有他人的宽容，自己也无从享受到自由；即使作为基本的回报，自己也应宽容别人。实际的情形正如那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容忍是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赵俪生就是一个具备宽容精神的人，在我看来，宽容之于赵俪生，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赵俪生曾专门撰文，为“一二·九”运动中的所谓“投降派”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
“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和北平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徐芸书、黄刊以及蒋福华等发表了一些对学运的不同意见。我与王芸生素昧平生，他当年为何写那些文章，我一概不知不晓，故在此不予置喙。但与徐芸书、王永兴、蒋福华三人则不仅是一般泛泛的同学，而且是过从尚好、尚密的朋友。其中除王兄仍健在人间，并且担任着北大‘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的导师之外，徐、蒋等人早已‘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了，我认为不应该再给这些活的和死的人头上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加一百倍说，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上在半路小站上下了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是聪明绝顶，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开‘大局’的一偏之见，这在今天显然是允许的，在当年也不过是一种‘不同政见’而已，远远够不上什么‘投降主义’。理由是他们的意见在当年远远够不成为一条‘路线’（如王明）。既然未构成一条‘路线’，哪还称得上是什么‘主义’呢？” 然而，这篇打抱不平、说公道话的文章却被报纸主编“枪毙”了。这说明，宽容在中国还是稀缺元素，同时也表明，纠“左”绝非易事。
赵俪生和童书业是同事也是好友。肃反运动中，有人捕风捉影检举童书业“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结果他被打成反革命。童书业原本就很胆小，这下更是恐惧异常如惊弓之鸟。或许是出于“戴罪立功”心理，他杜撰了一份无中生有的材料，大意是，在中国大陆，隐藏着一个反革命集团，受美国情报局指挥，打着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的幌子，干着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勾当，其最高首领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我（指童书业）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材料名为《童书业供状》。
等运动过去之后，童书业胆小，不敢直接去要回材料。跪着求赵俪生夫妇去讨回材料。赵俪生去组织部要回材料，当着童书业的面，将材料烧了。有人认为，不该将这份供状烧了，因为它是童书业陷害老师和好友的铁证，但赵俪生不以为然，他说：
“任何人，任何人的性格、品质，都是跟他的环境条件分不开的。在‘左’的路线下，一次次运动的架势，真是吓得死人。前文表述过，童是个‘怕’字当头的人，旧社会怕失业，曾怕到精神失常，这是被扭曲的头一回；解放后不怕失业了，可又怕运动，试想，一千条性命的‘血债’，不够他发疯的吗？这是被扭曲的第二回。当然，我从来没有说过，童写那样的《供状》是好的、应该的。童在平时经常对我谈，一个变态心理的人制造的谎言和假相，往往是最精致的。可是，他究竟还是在长达数万言的《供状》中并未遗漏下连他自己也是其中成员之一的‘坦白’。存心害人的人，是光害别人，绝对不害自己。他既害别人，也没有忘记了害自己，这是他‘精神病’‘变态心理’的铁证。法律不是规定，有精神病的人，杀了人也是不判死罪的吗？根据这一点，我对童采取的是谅解态度。”
可见，赵俪生原谅童书业，不是什么以德报怨，而是基于对童的恐惧心理的感同身受和洞烛幽微。可见，理解是宽容的基石。
赵俪生爱憎分明，为人刚正。遇到“左”人“左”事，往往会奋起抗争。
解放前夕，赵俪生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当时，他在“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任职，因为不是党员，只能任副组长，正组长叫陶钝。陶钝在单位自办的《会刊》中发表了一篇《会场巡礼》。其中，写到工人和农民，就是器宇轩昂，正气凛然；写到资产阶级代表时，就用“肥头大耳”“脑满肠肥”等侮辱性字眼。赵俪生看后，当面对他说，这文章不能用。陶钝大怒，质问为什么不能用？两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宣传部，领导一锤定音：这文章不用。陶钝这才败下阵来。
赵俪生这辈子，与“左”抗争，像这次的凯旋，罕见。更多的时候，总是碰得鼻青脸肿，不得不以“撤退”的方式来捍卫可怜的尊严。
1949年11月，赵俪生从山东调入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任编译。当时，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和郭沫若近距离接触几次后，赵俪生发现，郭沫若火气大，教训下属时往往横眉怒目。赵俪生对此很有看法，就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自己对郭的意见。没想到，《人民日报》很快回信给他一记闷棍，其中一句是：“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
接到信，赵俪生火气更大了。就对编译局局长竹筒倒豆子，把对郭的意见一吐为快。没想到，隔墙有耳，赵俪生这边刚说完，那边党组书记就喊他说话了。党组书记说：“以后有什么事到我这里来说，好不好？办公室里人杂，传来传去，会产生影响。”
赵俪生本来就性情刚烈，再加上当时又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就写了辞职报告。后在艾思奇的关心下，赵俪生在东北师大谋得一个教师职位。抗争的结果是从“中心”退宿至“边缘”。
由于华岗的爱才，赵俪生在东北工作了几年，又回到家乡山东大学任教。1957年鸣放期间，他在这里又呆不下去了。
当时，大学的一些领导为响应上面的指示，动员大家大鸣大放。群众多数不敢鸣放。于是领导动员党团员带头鸣放。党团员服从组织，就去鸣放了。等后来上面收网时，这些服从命令的党团员就成了右派。赵俪生认为，这样做，完全是领导出卖下属。他看不惯，不能接受。于是提出调离。结果只能“戍边”去了当时条件极为艰苦的兰州大学。
为了反左，为了抗争，赵俪生从大城市退到小城市，又从内陆迁徙到边城。这就是变相的被贬。然而，这种逃避并没能让他捍卫尊严，也没有使他的人生得以完整。他还是被打成右派，受尽歧视和侮辱，被剥夺了教书和科研的权力，一度被发配至环境恶劣的农场，进行惩罚性劳动。差点命丧黄泉。正如赵俪生的妻子说的那样，他想通过不断离开的方式来捍卫尊严，是多么幼稚啊！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掉被批斗的厄运。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赵俪生对个人的遭遇只作蜻蜓点水的提及，未做追根溯源式的分析，这可能归因于他的大度与超脱。或许，在赵俪生看来，一个胸襟开阔的人，不应该纠缠于个人的恩怨。然而，如果不对个人的遭遇作刨根问底式的追问，就无法逼出时代或社会的病根。
比较而言，赵俪生的妻子高昭一对丈夫遭遇的反思却显得入木三分。
赵俪生工作非常认真，不管在什么领域，他都是业务尖子，可他并未因此而获得表彰，反而因此被妒忌，挨批斗，遭打击。高昭一告诉我们，这恰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宿命所在：
“天哪！什么叫革命？谁革命？谁反革命？某些人自诩为革命，实质上是坑害人的家伙，尽是些无才、无德、无能之辈，他们时刻不忘算计和作践这些可怜的、无任何招架之力的知识分子。他们适逢其欲，手中有权，想屠宰谁就屠宰谁。俪生是个被屠宰惯了的对象，真是在劫难逃。”
才德兼备者，饱受打击；无才无德者，青云直上。这样的社会，何来进步！
本来，作为知识分子，就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然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赵俪生却总是不合时宜，对这一现象，高昭一也有深刻的揭示： “他（赵俪生）一心扑到读书上、科研上、学生身上，从不查访外界的活动。我看，当今当世，死读书、死卖劲，不是工作的有效办法。当今老一代的人，尤其是念书人，缺乏机智和应变能力。用时下的话说是‘不懂得政治’，不会耍手腕、玩花招、结党拉派谋私，因此就这样三转两去，命运总是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关键时刻，使你动弹不得。”
如果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人生将会多么凄惨！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命运只能是任人宰割！
赵俪生自命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所以，在正宗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眼中，赵俪生可能恰恰是个激进的左派。
杨联陞是赵俪生清华大学的学长（高一年级），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可赵俪生访美时，杨联陞却在电话里把他骂了一顿。当时，赵俪生对杨说，自己来美国，不习惯吃西餐，也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所以困在旅馆，杨听后，立即说：“你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赵俪生听了，如同五雷轰顶，冷静了一会，他在电话里作了回敬，他说：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您先出了口的，那么底下，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您哪，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日军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
挂了电话，赵俪生陷入沉思，他觉得自己和杨联陞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分道扬镳，是因为各自的理想不同。赵俪生看不惯贫富不均，终生拥有均平富的社会大同理想；而杨联陞追求的是个人高薪水，安逸逍遥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所以，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除了社会大同理想，赵俪生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不同还在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既然对祖国有与生俱来的炽烈的感情，谈起中国，谈起中国文化，自然会胳膊肘往里弯。在美国期间，一个美国汉学家舒尔茨问他对美国的看法，赵俪生说：
“美国自然有美国的优越之处，我们中国办不到。但假如就文化积累而言，那么，我说，美国薄，中国厚。积累中当然有坏的东西（也就是‘糟粕’），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中的坏东西都很多，但我们用抽象的谈法，试把中美文化中的坏东西割掉，那么剩下来的好东西（也就是‘精华’），也还是中国的厚、美国的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显得浅薄的道理所在。”
社会大同的理想，民族主义的立场，冲淡了赵俪生身上的自由主义色彩。这样一来，赵俪生的身份就显得颇有几分尴尬了。在左派眼中，他拒絕加入组织，谁都把握不住；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他又是个激进分子。我想，美国汉学家舒尔茨对他的评价，虽不好听，但并非毫无道理：
“‘一二·九’时候热爱民主的那个赵俪生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作为破落地主的赵俪生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