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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良的简历异常干净而简洁。只有8行118个字，记载了他1987年从部队转业至检察院后的八个升迁点。最后一行是“2005年1月任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反贪局长”。
跟踪、守夜、恐吓……这些电视剧一样的情节，江志良每每说“太普通了”。
因为他的作风，妻子给他起了一个“铁蛋”的昵称，因为觉得自己丈夫像铁人一样，从不休假，甚至断了肋骨还要带伤坐镇讯问。
大连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一名处长评价：“志良很可能是全国基层院里唯一独立办过涉案金额超亿元的案子的局长。”内容所指向的，是辽宁省大连港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永刚（正处级）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和侵占公司财产案。话题，于是从这个案子开始。
“感觉出”了个亿元大案
《方圆》：这个案子的线索是怎么来的？有人举报吗？
江志良：这个案子是感觉出来的，没有举报。当时我们正在大连港下属的其他企业查案，发现了一笔很小的、涉及挪用八百万的一条线索。
《方圆》：八百万还算小？
江志良：相对于整个案件涉及的过亿资金，八百万自然不大。
《方圆》：那这八百万是怎么回事？
江志良：周永刚和他下属的财务总监，私自将单位资金八百万借给王慧杰用于其个人注册公司验资使用。尽管只外借了三天，但毕竟涉及了挪用公款罪。
拘留周永刚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家企业一个亿的注册资本中，周永刚个人就占了49%，即4900万。那么，他的股份钱从哪里来？再加上，大连港地产公司本身就是改制企业，改制企业容易出现贪腐问题，于是，我就按照他历次入股的钱的来源去查，结果一下子就查出来了数笔上千万的资金都有问题。这样性质就严重了，那就是贪污。
我讲起来简单，但这个案子的难度啊，一言难尽。
《方圆》：您给讲讲，到底难在哪里了？
江志良：压力。这个企业属于大连市的老牌国有企业，周永刚从1997年开始就在这个企业当董事长，社会关系复杂，说情人实在太多。案子最开始由我们局的一个科长领办，但没多长时间，他就跑来说：“局长，这个案子实在是太难办了，压力顶不住了。”
我一听，就决定亲自上阵。有人说挪用公款数额再多，也只有三天，顶多是个缓刑别办了。我就拿案子说话。最后有关领导一听，案值都已经过千万了，而且不只挪用一项，谁也不再说什么了，压力才小下来。
证据，差一点也不行
《方圆》：那侦查上的难点呢？
江志良：是查账。你想上亿的资金，这个财务总监洗钱的水平也很高，在不同的银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时间跨度前后十几年，查起来十分繁琐。
查案的时候，赶上过年，大冬天的，银行配合查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检察院，几个月下来银行方面都烦了。我就说：“这个案子可大啊，查出来你们也是要立功的。”最后，光是有用的账册就堆了一人多高。可以说，这个案子最后能够判下来，完全靠的是证据。
《方圆》：周永刚是个什么样的人？口供最后也没拿下来？
江志良：用大连话讲，周永刚就是“滚刀肉”（意为胡搅蛮缠），可不好对付了，开始时，周永刚不敢承认啊，数额实在太大了，怕死。我们一问他买股份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就乱说，一会儿是朋友借，一会儿别人给的，到了最后就干脆不说话。但我就认准一条，不管你说得天花乱坠，指向了谁，我们都去查，反正钱最后一定是进了你口袋。
后来，我把账本放在他面前，他说“我不跟你谈了。你看着弄吧。”所以，到最后也是零口供定案，还是得依靠扎实的证据，差一点也不行。
《方圆》：一共查了有多长时间？
江志良：六个月吧。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是在查账，到最后，所有法定期限都用尽了，一些十几万的小问题，到最后都没有空去查了。我就跟一块儿查案的兄弟说，咱就盯准那几笔上千万的吧。
《方圆》：这么大的案值，造成的经济损失怎么追回？
江志良：这个案子查下来，其实最值得骄傲的是，这一个多亿的国家经济损失都被挽回了。
主要有两个措施，一个是周永刚转移资金都是通过浦发银行的一个离岸账号，相当于存在境外。刚案发，我就给冻结了，现在账上还有2500多万。另一个则是把他的股份给撤出来。
《方圆》：这个案子就是您办过涉案金额最高的了吧？
江志良：的确。因为涉案金额太高，所以移送到大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当时我去市检察院检委会汇报，他们一听，说你怎么弄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很可能都是辽宁省涉案数额最大的贪污案了。
《方圆》：我发现您讲案子的时候，有个口头语，就是“差一点也不行”。 为什么这么重视证据？
江志良：现在司法实践中，对贪腐案件的证据要求比较高，公诉时证据差一点都不起诉，法院则是差一点都不判决。所以，就对我们一线办案人员提出了很高要求，既要保证办案安全，又要保证办案质量。
常年下来，我就养成了个习惯，不管什么案子，不管是谁主办的案子，每次取证回来我都要看。害怕办案人员该问的不问，该履行的程序不做，如果二次取证就会很麻烦。
二十年，酸甜苦辣
《方圆》：这么重视证据，也跟您的反贪经历有关吧？
江志良：1987年我从军队转业，因为之前配合检察院查过军队内部的贪腐案子，所以就坚决要求去了检察院，先是做财务，九零年前后调到了经济侦查大队。
但查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栽了跟头。当时是一个建筑企业的总工程师，收受所得手续费。那时候也没有经过什么培训，也没什么经验，取证时没区分开“手续费”和“回扣”，后来就因为证据不够扎实，被撤案了。从那以后，我明白了证据的重要性。
《方圆》：什么时候能独立办案了呢？
江志良：第二年，我办了大连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受贿案，两个人的数额都只有十来万，但当时已经不算小了，社会影响很大。我还因此，第一次立了个二等功。
《方圆》：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反贪这个岗位？
江志良：是，这一晃就是二十年了。二十年间我办过多少案子，抓过多少贪官，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仅仅最近三年，办理过的处级以上干部就有二十个人。
《方圆》：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一些职业习惯？
江志良：有时候朋友和领导也说，你这会不会是职业病？看谁都像贪官。其实办案子都是从零开始，一直到二审，很多环节，没有证据不可能判下来，也不可能起诉，所以办案子我总想一定要办成。但反过来说，也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没事弄出事。
《方圆》：上了案子是什么状态，会特别兴奋吗？
江志良：的确有那么点，特别是上了大要案。现在，我办的案子，几百万都算数额小的。
我总想，一个人一生总得干点什么，虽然在一线办案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但就是甘之如饴，很有成就感。
蹲守半个月，只为一人
《方圆》：这么多年从事反贪工作，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江志良：2005年，当时也是一家国企的人员跟银行人员、社会人员勾结起来，设立了账外资金（即我们俗称的小金库），进行贪污。当时，这家企业的财务科长跑了，涉案的那名社会人员也跑了。一共六个人，就跑了两个，证据链条就容易断，不容易定罪。
财务科长跑了有钱花，就开始想办法通过公安上技术手段，很快抓了回来。但这个社会人员不好抓，没有固定单位和场所，没老婆没孩子，手机号码也没有。
于是，我领着几个人去他老家鞍山，在他家门口“蹲坑”，一等就是十几天。东北的冬天，特别冷，又从没见过真人，只有一张户籍上的照片。所以，经常跟踪错，还被别人当过坏人。
《方圆》：那到底是怎么抓到的呢？
江志良：有一天，我们接到消息，说这个人有可能去市场买东西。可是我们也不认识，干脆喊一声名字，就一个人回头了。于是确定就是他。这个人后来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方圆》：贪腐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都特别不好对付？
江志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年，我们接手办理一个公安民警受贿的案件。行贿人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传唤的时候，他就不太配合，讯问中发现，他的肩膀总脱臼，一碰就掉下来，不碰也掉下来。没办法，只好带他去看病，可是医生也看不好，装上去就又脱臼。
我就发现，这个嫌疑人有个小女朋友，两人感情特别好。我就跟他聊天，嫌疑人提出能不能见见女朋友，我说见面不行，打电话可以。事实上，这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对方的工作。电话里，他女朋友就说检察院的人挺好的，你得配合，争取好态度才能不分手。电话一挂，他就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肩膀掉了能装上去。”原来，他是习惯性脱臼，根本没事。然后，就什么都交代了。
五年前的线索成就十人窝案
《方圆》：听说您还办过一个大连进出口纺织品公司的案件，社会影响也很大。
江志良：这个案子说起来也有很多曲折。
2005年，根据辽宁省反贪局长异地交流的要求，我从大连市沙河口区调到中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刚刚上任，就接到一封举报信，反映大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在改制过程中，把国有企业的一笔股票给私分了。
我们初查之后发现，这笔股票的确有问题，钱是回到改制后的企业了，但并没有进个人腰包。我就犯愁了，改制后的企业已经属于民营企业，罪名怎么定？定私分国有资产罪吧，福利又不是几个人分享了。翻遍了法条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界定。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规定把公款转移到改制后的企业，也可以认定为贪污。看到以后，我说太好了。2011年春节过后就开始着手这件案子的侦查。后来，该公司的领导班子7个人都被抓起来了，都是处级干部，再加上几个下属，就是一个10人窝案。
《方圆》：发现您办理的案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处级干部多；一个是国有企业多。为什么呢？
江志良：我当局长以后就要求，一定要抓紧大要案。我们院这些年也办理过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公务人员的案件，一般都是受贿居多，数额不会像国有企业那样，动辄上千万，引起社会关注。
而且，大连这个地方的国有企业改制一般都是发生在2005年前后，经过几年的犯罪潜伏期，现在也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爆发期。我日常查案时，也就会特别注意一些改制企业有没有问题、
《方圆》：这些国有企业腐败案的共同点是什么？
江志良：都与账外资金有关系，而且大都是领导和财务协同作案。
《方圆》：您给总结一下查办这类案件成功的经验吧。
江志良：第一是顶住压力，不管谁来说情，都不行。
第二是查案要专业。有些案子的洗钱手法相当高明，好在我做过财务工作，所以对付犯罪嫌疑人也很有一套。特别是跟财务谈话，不懂的人容易被糊弄，必须用行话才能说服对方。
第三还是证据要扎实，差一点也不行。
跟踪、守夜、恐吓……这些电视剧一样的情节，江志良每每说“太普通了”。
因为他的作风，妻子给他起了一个“铁蛋”的昵称，因为觉得自己丈夫像铁人一样，从不休假，甚至断了肋骨还要带伤坐镇讯问。
大连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一名处长评价：“志良很可能是全国基层院里唯一独立办过涉案金额超亿元的案子的局长。”内容所指向的，是辽宁省大连港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永刚（正处级）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和侵占公司财产案。话题，于是从这个案子开始。
“感觉出”了个亿元大案
《方圆》：这个案子的线索是怎么来的？有人举报吗？
江志良：这个案子是感觉出来的，没有举报。当时我们正在大连港下属的其他企业查案，发现了一笔很小的、涉及挪用八百万的一条线索。
《方圆》：八百万还算小？
江志良：相对于整个案件涉及的过亿资金，八百万自然不大。
《方圆》：那这八百万是怎么回事？
江志良：周永刚和他下属的财务总监，私自将单位资金八百万借给王慧杰用于其个人注册公司验资使用。尽管只外借了三天，但毕竟涉及了挪用公款罪。
拘留周永刚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家企业一个亿的注册资本中，周永刚个人就占了49%，即4900万。那么，他的股份钱从哪里来？再加上，大连港地产公司本身就是改制企业，改制企业容易出现贪腐问题，于是，我就按照他历次入股的钱的来源去查，结果一下子就查出来了数笔上千万的资金都有问题。这样性质就严重了，那就是贪污。
我讲起来简单，但这个案子的难度啊，一言难尽。
《方圆》：您给讲讲，到底难在哪里了？
江志良：压力。这个企业属于大连市的老牌国有企业，周永刚从1997年开始就在这个企业当董事长，社会关系复杂，说情人实在太多。案子最开始由我们局的一个科长领办，但没多长时间，他就跑来说：“局长，这个案子实在是太难办了，压力顶不住了。”
我一听，就决定亲自上阵。有人说挪用公款数额再多，也只有三天，顶多是个缓刑别办了。我就拿案子说话。最后有关领导一听，案值都已经过千万了，而且不只挪用一项，谁也不再说什么了，压力才小下来。
证据，差一点也不行
《方圆》：那侦查上的难点呢？
江志良：是查账。你想上亿的资金，这个财务总监洗钱的水平也很高，在不同的银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时间跨度前后十几年，查起来十分繁琐。
查案的时候，赶上过年，大冬天的，银行配合查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检察院，几个月下来银行方面都烦了。我就说：“这个案子可大啊，查出来你们也是要立功的。”最后，光是有用的账册就堆了一人多高。可以说，这个案子最后能够判下来，完全靠的是证据。
《方圆》：周永刚是个什么样的人？口供最后也没拿下来？
江志良：用大连话讲，周永刚就是“滚刀肉”（意为胡搅蛮缠），可不好对付了，开始时，周永刚不敢承认啊，数额实在太大了，怕死。我们一问他买股份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就乱说，一会儿是朋友借，一会儿别人给的，到了最后就干脆不说话。但我就认准一条，不管你说得天花乱坠，指向了谁，我们都去查，反正钱最后一定是进了你口袋。
后来，我把账本放在他面前，他说“我不跟你谈了。你看着弄吧。”所以，到最后也是零口供定案，还是得依靠扎实的证据，差一点也不行。
《方圆》：一共查了有多长时间？
江志良：六个月吧。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是在查账，到最后，所有法定期限都用尽了，一些十几万的小问题，到最后都没有空去查了。我就跟一块儿查案的兄弟说，咱就盯准那几笔上千万的吧。
《方圆》：这么大的案值，造成的经济损失怎么追回？
江志良：这个案子查下来，其实最值得骄傲的是，这一个多亿的国家经济损失都被挽回了。
主要有两个措施，一个是周永刚转移资金都是通过浦发银行的一个离岸账号，相当于存在境外。刚案发，我就给冻结了，现在账上还有2500多万。另一个则是把他的股份给撤出来。
《方圆》：这个案子就是您办过涉案金额最高的了吧？
江志良：的确。因为涉案金额太高，所以移送到大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当时我去市检察院检委会汇报，他们一听，说你怎么弄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很可能都是辽宁省涉案数额最大的贪污案了。
《方圆》：我发现您讲案子的时候，有个口头语，就是“差一点也不行”。 为什么这么重视证据？
江志良：现在司法实践中，对贪腐案件的证据要求比较高，公诉时证据差一点都不起诉，法院则是差一点都不判决。所以，就对我们一线办案人员提出了很高要求，既要保证办案安全，又要保证办案质量。
常年下来，我就养成了个习惯，不管什么案子，不管是谁主办的案子，每次取证回来我都要看。害怕办案人员该问的不问，该履行的程序不做，如果二次取证就会很麻烦。
二十年，酸甜苦辣
《方圆》：这么重视证据，也跟您的反贪经历有关吧？
江志良：1987年我从军队转业，因为之前配合检察院查过军队内部的贪腐案子，所以就坚决要求去了检察院，先是做财务，九零年前后调到了经济侦查大队。
但查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栽了跟头。当时是一个建筑企业的总工程师，收受所得手续费。那时候也没有经过什么培训，也没什么经验，取证时没区分开“手续费”和“回扣”，后来就因为证据不够扎实，被撤案了。从那以后，我明白了证据的重要性。
《方圆》：什么时候能独立办案了呢？
江志良：第二年，我办了大连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受贿案，两个人的数额都只有十来万，但当时已经不算小了，社会影响很大。我还因此，第一次立了个二等功。
《方圆》：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反贪这个岗位？
江志良：是，这一晃就是二十年了。二十年间我办过多少案子，抓过多少贪官，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仅仅最近三年，办理过的处级以上干部就有二十个人。
《方圆》：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一些职业习惯？
江志良：有时候朋友和领导也说，你这会不会是职业病？看谁都像贪官。其实办案子都是从零开始，一直到二审，很多环节，没有证据不可能判下来，也不可能起诉，所以办案子我总想一定要办成。但反过来说，也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没事弄出事。
《方圆》：上了案子是什么状态，会特别兴奋吗？
江志良：的确有那么点，特别是上了大要案。现在，我办的案子，几百万都算数额小的。
我总想，一个人一生总得干点什么，虽然在一线办案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但就是甘之如饴，很有成就感。
蹲守半个月，只为一人
《方圆》：这么多年从事反贪工作，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江志良：2005年，当时也是一家国企的人员跟银行人员、社会人员勾结起来，设立了账外资金（即我们俗称的小金库），进行贪污。当时，这家企业的财务科长跑了，涉案的那名社会人员也跑了。一共六个人，就跑了两个，证据链条就容易断，不容易定罪。
财务科长跑了有钱花，就开始想办法通过公安上技术手段，很快抓了回来。但这个社会人员不好抓，没有固定单位和场所，没老婆没孩子，手机号码也没有。
于是，我领着几个人去他老家鞍山，在他家门口“蹲坑”，一等就是十几天。东北的冬天，特别冷，又从没见过真人，只有一张户籍上的照片。所以，经常跟踪错，还被别人当过坏人。
《方圆》：那到底是怎么抓到的呢？
江志良：有一天，我们接到消息，说这个人有可能去市场买东西。可是我们也不认识，干脆喊一声名字，就一个人回头了。于是确定就是他。这个人后来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方圆》：贪腐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都特别不好对付？
江志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年，我们接手办理一个公安民警受贿的案件。行贿人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传唤的时候，他就不太配合，讯问中发现，他的肩膀总脱臼，一碰就掉下来，不碰也掉下来。没办法，只好带他去看病，可是医生也看不好，装上去就又脱臼。
我就发现，这个嫌疑人有个小女朋友，两人感情特别好。我就跟他聊天，嫌疑人提出能不能见见女朋友，我说见面不行，打电话可以。事实上，这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对方的工作。电话里，他女朋友就说检察院的人挺好的，你得配合，争取好态度才能不分手。电话一挂，他就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肩膀掉了能装上去。”原来，他是习惯性脱臼，根本没事。然后，就什么都交代了。
五年前的线索成就十人窝案
《方圆》：听说您还办过一个大连进出口纺织品公司的案件，社会影响也很大。
江志良：这个案子说起来也有很多曲折。
2005年，根据辽宁省反贪局长异地交流的要求，我从大连市沙河口区调到中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刚刚上任，就接到一封举报信，反映大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在改制过程中，把国有企业的一笔股票给私分了。
我们初查之后发现，这笔股票的确有问题，钱是回到改制后的企业了，但并没有进个人腰包。我就犯愁了，改制后的企业已经属于民营企业，罪名怎么定？定私分国有资产罪吧，福利又不是几个人分享了。翻遍了法条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界定。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规定把公款转移到改制后的企业，也可以认定为贪污。看到以后，我说太好了。2011年春节过后就开始着手这件案子的侦查。后来，该公司的领导班子7个人都被抓起来了，都是处级干部，再加上几个下属，就是一个10人窝案。
《方圆》：发现您办理的案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处级干部多；一个是国有企业多。为什么呢？
江志良：我当局长以后就要求，一定要抓紧大要案。我们院这些年也办理过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公务人员的案件，一般都是受贿居多，数额不会像国有企业那样，动辄上千万，引起社会关注。
而且，大连这个地方的国有企业改制一般都是发生在2005年前后，经过几年的犯罪潜伏期，现在也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爆发期。我日常查案时，也就会特别注意一些改制企业有没有问题、
《方圆》：这些国有企业腐败案的共同点是什么？
江志良：都与账外资金有关系，而且大都是领导和财务协同作案。
《方圆》：您给总结一下查办这类案件成功的经验吧。
江志良：第一是顶住压力，不管谁来说情，都不行。
第二是查案要专业。有些案子的洗钱手法相当高明，好在我做过财务工作，所以对付犯罪嫌疑人也很有一套。特别是跟财务谈话，不懂的人容易被糊弄，必须用行话才能说服对方。
第三还是证据要扎实，差一点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