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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盼着雨季到来。下雨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赤脚踩水，可以用水瓢舀着桶里的雨水泼来泼去打水仗，还可以在涨水的河里捞到丝瓜、葫芦，甚至一两条翻着白眼还没有腐烂的鱼。我们把这些鱼丢给野猫，野猫就会争抢打架，怒目圆睁，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喉咙里发出可怕的低吼，这让我们十分开心。
还有，雨季也会让天气凉爽下来，全家都可以回屋子睡进蚊帐，而不必为了享受一点儿可怜的风而铺张草席睡在走廊上，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我特别心疼我的小弟弟，他那张小脸上布满了被蚊虫叮咬的红包，看上去像长了一脸红麻疹。而且，小孩子痒的时候不懂得抓，只晓得哭，哭到声嘶力竭气都喘不上来，真叫人崩溃。
结果在那个夏天，雨季没有盼来，先来了响彻大地的防空警报和大轰炸。
华西坝上离战争最近也是最惨痛的一段日子开始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防空警报响起时，我们都以为是例行演习，谁都没有在意。当时正在上课，数学老师在讲一道“鸡兔同笼”的应用题，范舒文趴在桌上偷偷画美人儿，我关心的是窗外槐树上的一只肥大的蝉，盘算什么时候能够避开老师的眼睛爬上树把它抓到手，又担心没等下课它就先飞走了，害我空欢喜一场。
警报声拖着呜呜的长音突然传来。声音很远，但是天热，教室窗户是开着的，因此听得十分真切。我们班里一个屁股尖的男生第一个站起来叫：“先生，是防空警报！”
数学老师正讲到兴头上，呵斥他：“防什么空？你坐下！”
男生苦着脸坐下，却又坐立不安，看看左边的窗外，再看看右边的窗外，脸上似乎还有一点点期盼的意思。
老师恨他扰乱课堂秩序，捡一截粉笔头，用劲砸向他： “再看，飞机来了头一个炸你！”
粉笔头在他脑袋上“啪”的一响，弹到地上。全教室的人哈哈大笑。
自从我们来到华西坝上，还没有遭遇过飞机轰炸。而之前逃难路上的情景，早已经被我们忘到了脑后。小孩子总是记吃不记打的，所以那天我们嘻嘻哈哈，一点儿没有意识到地狱之祸将要降临。
老师接着再讲笼子里还有几只鸡，还用竹条敲着讲桌，让我们集中注意力听讲。这时候警报声第二次响起，比刚才的那一次来得更加凄厉和尖锐，在空气中呜呜地打着旋儿，搅出令人心惊的回荡。老师似乎察觉到不妙，停了课，側耳听外面的动静。
此时校园里已经炸锅，老师学生纷纷从各自的教室冲向操场，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转。身穿青色长衫的老校长把衣角攥在手里，一边声嘶力竭地在走廊里跑着喊着，一边挨个儿拍教室的门：“孩子们跑啊，散开啊，赶快离开教室！”
哗啦一下子，我们总算醒过神儿来了，跳起来就往外跑，把桌椅板凳带得东倒西歪。人多拥挤，一些男生干脆从窗口跳了出去。我本来也想跳，一回头看见范舒文拽着裙边手足无措的模样，便赶快折返，抓住她的胳膊，拖着她往走廊里奔。
天干物燥，奔跑的师生在操场上卷起大片的尘土。警报声一波又一波在身后追逐，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追着大群兔子。范舒文的一只皮鞋跑掉了，她蹲身要捡，我坚决地把她拽起来走。没了一只鞋，她走得一瘸一拐。可是那时候真是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越过操场，三三两两躲进树林，大口地喘气。范舒文看着操场上她那只孤零零的鞋子，还不甘心，想返身回去捡。恰在此时，爆炸声震耳欲聋又排山倒海般地扑了过来，我们忙不迭地趴下，抱头，捂耳朵，害怕得心咚咚直跳。
一瞬间，日本人的飞机已经从云层里钻出，呼啸着俯冲下来。因为那时的成都上空几乎没有防空设施，所以日本人飞得肆无忌惮，机身压到很低很低，飞行员端坐在机舱里洋洋得意，而在飞机的翅膀上，那个鲜红的太阳旗标志清晰可见，令人触目惊心。
一架又一架，飞机得意地轰鸣着狞笑着，一再降低高度寻找目标，肚皮简直就要擦过我们躲藏的树林。每过去一架飞机，我就在心里默数一个数字。我得把这个仇恨记下来。可是数到二十多架时，第二波爆炸声又从另一个方向传来，听着有点儿像是我们家的方向。我马上想到娘和小素，还有小弟，担心得要命，把数数这件事忘了。
整个过程中，我们趴在干燥的树林中，一动都没有动，耳边除了爆炸声，就是我们自己咚咚的心跳声。范舒文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我慢慢地转过头，看到她脏兮兮的小脸上有眼泪流过的白色印子。我赶快用指甲在她掌心里抠一下，意思叫她别慌张，有我们大家在一起。一直到解除警报，校长吹了哨子让大家起身，她的手还是把我攥得死紧。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们才知道灯盏巷里落了两枚炸弹，听雨茶馆被炸塌了，一大堆木头冒着烟，横七竖八地散落在砖瓦堆里，茶壶茶碗茶杯什么的碎成白花花一片。榴园倒是好好的。娘和弟弟妹妹也好好的。娘说飞机过来的时候她根本没有下楼。“你爸又下乡去了，我带着两个小的，躲也躲不及，索性坐在家里，随他炸去。”
我挺佩服我娘，虽说她是家庭妇女，不识字，可是关键时刻能够沉住气。
我哥和我姐都不赞成娘的态度，认为该躲的时候还是要躲出去。我哥分析说，我们榴园是楼房，从空中看起来目标不算小，被炸弹投掷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还对娘说，下次警报再响的话，如果来不及走远，就下楼躲到院墙根，好歹能有个掩护。
隔一天，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发愿要为家里挖个防空洞。
我们华西坝是平原，附近别说是山，连个高坡地都没有， 要挖防空洞，只能往地底下挖。我哥带头，我姐、我，还有沈天路，我们三个热心参与。我们的工具，除了两把卷了刃的铁锹，就是锅铲、畚箕和一把可以当锹头使的钉锤。有几天工夫，我们一放学就跑到院墙后面的菜地里，飞快地刨出一个圆桌大小的洞口。接下来，我们轮流跳进洞里，把松软的泥土扒拉进畚箕，举过腰际。守在上面的那个人便负责接过畚箕，把泥土倒往远处。
可恨的是，防空洞挖下去不到三尺深，地下水已经渗了上来，一夜之间汪成一口很浅的水井。我哥早晨跑过来一看，气得脸都白了。 工程半途而废。我哥觉得对不起娘和小弟，转而带着我们到树林子里砍了好些树枝，抱回家来，做了三个伪装头圈，嘱咐我娘说，警报再响的话，你们三个人一定要戴上这个头圈出门，这样从飞机上就看不见你们了。我娘连声说好。可是大夏天里，空气干热，伪装圈挂在墙上，碧绿的树叶很快就枯卷掉落，只剩下一圈光秃秃的枝条，看起来像三个鸟巢。
我姐撇嘴说：“这东西太丑了，而且戴在头上好奇怪。”
我哥没有说话。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怪怪的吧。有一天生炉子找不到柴火，娘就摘了其中的一个当柴烧。树枝干得很透，烧起来噼里啪啦，还真是好使。
听雨茶馆被炸之后，空袭就成了常态。一天当中，无论我们在上课，在出操，在端着饭碗吃饭，尖厉刺耳的警报声随时都会高一声低一声地响起来，弄得满坝子的人四散扑向野外事先找好的隐蔽地点。
慢慢地大家都有了经验：什么样的天气，上午还是下午，从东边或是西边，日本飞机飞过来的概率比较大。我们还知道从防空预警到正式警报，中间一般会相隔多久。甚至我们大致弄明白了是河边沟坎、野坟荒地，还是灌木树丛最不容易被飞机上的小日本注意。
我们学会了在空袭中从容不迫地生活和学习。有几堂国文课，老师是带着我们在桑树林子里上完的。头顶浓荫蔽日，脚下热浪蒸腾，远处的爆炸声如雷声翻滚，我们跟随老师一句一句背诵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那样的时刻，诵读着那般苍凉悲痛的诗句，无论平日多么调皮的孩子都会肃穆，泪湿。
我哥那年已经升到高中，有资格参加坝上各学校组织的 “战时服务团空袭救护队”。警报一来，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要忙着帮助老弱妇孺紧急疏散，要忙着灭火，从瓦砾堆中寻出要紧的东西，还要忙着抬伤员、简单地包扎、去医院做宣传安慰工作。哥哥把我和我姐还有沈天路召集起来说，以后碰到空袭，如果爸爸跟他都不在家，家中就要由我们三个来负责。他指派我姐管住小素，我照看小弟，沈天路的任务是确保我娘没事。
哥哥神色严峻地指着我们说：“你们三个有事，找救护团。娘和小妹小弟他们有事，我找你们！”
我转身就去找娘，追着她问小弟有多重。娘很奇怪我问她这个问题，随口答道：“二十斤上下吧。”
我觉得最好是按二十斤来计算。如果我背起一个二十斤重的小孩子，三分钟之内能够跑出多远？我虚心地求教我姐，我姐嘲笑我：“肯定比兔子跑得慢，也肯定比乌龟的速度快。”
我没法儿跟我姐生气，她事事处处总要压我一头。
不过，未雨绸缪果真是有用的，在这一点上，不能不佩服我哥的脑子好。有一天下午，我们已经放学，爸爸和哥哥都还没有回家，娘忙着烧晚饭，姐和沈天路在里屋对付他们的历史课作业，我带着小素和小弟玩绷绷绳，猛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姐煞白着脸从里屋冲出来，大声招呼我们：“空袭！快跑！”
原来是一次偷袭。日本人也是越战越精，他们会利用深秋多云的天气，驾机藏在云层里，然后冷不防地俯冲，炸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在这种时候，防空警报就形同虚设。
我娘当时正在烧晚饭，就手舀一瓢水浇灭了炉子，转身要去招呼小素和小弟。沈天路不由分說揽住她一条胳膊：“娘，你跟我走！”
与此同时，我拦腰抱起小弟，我姐已经利索地把小素背在背上。我们六个人跌跌撞撞地下楼，穿过院落，直奔河坎，那里有一片蔬菜地，搭了爬瓜藤的架子，是就近藏身的好地方。
我姐背着小素头一个到。我没有抱住小弟，他实在有点儿沉，半路上从我手里滑下去了，哇哇地大哭，情急之中我抓住他的肩膀连拖带拽，总算拖下了河坎。后来才发现小弟的鞋子、袜子都被我拖掉在半路上，小脚丫光着，脚后跟被泥土蹭得通红。
喘着粗气趴好之后，我姐忽然大叫：“糟糕，娘还没到！”
我赶快探身往来路上看，看到沈天路已经不顾一切地背起了我娘，身子很吃力地来回晃荡着，闷着脑袋往前飞奔。我和我姐在瓜藤下面拼命地招手：“这儿这儿！”他听到了，最后几步几乎是连滚带爬踉跄着过来的。趴好之后，我看到他耸着肩膀大口喘气，脸红得像要滴血，看样子已经使出骨头缝里的力气。也是，我娘再瘦小，毕竟是大人，而沈天路那年才不过十五岁。
我娘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的半大小脚：“看我多没用，走个路都不利索，差点儿要害了我天路！哎哟，我害了天路可怎么好！”
我姐不耐烦：“娘，你就别啰唆了，真要是丢下你，我爸和我哥回家不吃了我们三个？”
沈天路还在剧烈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摆摆手，示意我姐噤声，然后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抬起一只胳膊，用劲把我娘按倒，护在他的身下。
那一次的轰炸，要算我们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我们趴在河坎上，能够清清楚楚看见飞机肚皮底下那个投弹的舱，看到飞机只要机翼一斜，肚皮下面就会屙出一长串银色的炸弹。我们还看到远处的冲天火光，冒着黑烟的屋顶，成群飞机把天空遮蔽之后短暂的昏暗。小弟不要命地大哭，哭到喉咙嘶哑再出不来声音。小素在我姐怀里一个劲儿地发抖，因为惊吓过度，之后几天都变得不会说话。
榴园也遭了炸弹，好在没有投准，炸塌的只是一段院墙。事后回家，爸爸吓得不轻，站在走廊上望着院里的焦土碎砖，连着说了好几声：“要是再过来一点点……要是再过来一点点……”
嗯，要是炸弹偏移一点点，要是我们没有抱着弟弟妹妹、架着娘逃出这院子，后果可真是不好说了。为此爸爸特地把我们三个（只带我们三个）领到街上，慷慨解囊，请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辣抄手加一碗甜汤圆。
躲警报的两年时光中，我们都已经长大，知道我们能够活着，有饭吃、有学上，是因为有无数的士兵在为我们付出，在用他们的血肉替我们筑起一道长城。
还有，雨季也会让天气凉爽下来，全家都可以回屋子睡进蚊帐，而不必为了享受一点儿可怜的风而铺张草席睡在走廊上，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我特别心疼我的小弟弟，他那张小脸上布满了被蚊虫叮咬的红包，看上去像长了一脸红麻疹。而且，小孩子痒的时候不懂得抓，只晓得哭，哭到声嘶力竭气都喘不上来，真叫人崩溃。
结果在那个夏天，雨季没有盼来，先来了响彻大地的防空警报和大轰炸。
华西坝上离战争最近也是最惨痛的一段日子开始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防空警报响起时，我们都以为是例行演习，谁都没有在意。当时正在上课，数学老师在讲一道“鸡兔同笼”的应用题，范舒文趴在桌上偷偷画美人儿，我关心的是窗外槐树上的一只肥大的蝉，盘算什么时候能够避开老师的眼睛爬上树把它抓到手，又担心没等下课它就先飞走了，害我空欢喜一场。
警报声拖着呜呜的长音突然传来。声音很远，但是天热，教室窗户是开着的，因此听得十分真切。我们班里一个屁股尖的男生第一个站起来叫：“先生，是防空警报！”
数学老师正讲到兴头上，呵斥他：“防什么空？你坐下！”
男生苦着脸坐下，却又坐立不安，看看左边的窗外，再看看右边的窗外，脸上似乎还有一点点期盼的意思。
老师恨他扰乱课堂秩序，捡一截粉笔头，用劲砸向他： “再看，飞机来了头一个炸你！”
粉笔头在他脑袋上“啪”的一响，弹到地上。全教室的人哈哈大笑。
自从我们来到华西坝上，还没有遭遇过飞机轰炸。而之前逃难路上的情景，早已经被我们忘到了脑后。小孩子总是记吃不记打的，所以那天我们嘻嘻哈哈，一点儿没有意识到地狱之祸将要降临。
老师接着再讲笼子里还有几只鸡，还用竹条敲着讲桌，让我们集中注意力听讲。这时候警报声第二次响起，比刚才的那一次来得更加凄厉和尖锐，在空气中呜呜地打着旋儿，搅出令人心惊的回荡。老师似乎察觉到不妙，停了课，側耳听外面的动静。
此时校园里已经炸锅，老师学生纷纷从各自的教室冲向操场，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转。身穿青色长衫的老校长把衣角攥在手里，一边声嘶力竭地在走廊里跑着喊着，一边挨个儿拍教室的门：“孩子们跑啊，散开啊，赶快离开教室！”
哗啦一下子，我们总算醒过神儿来了，跳起来就往外跑，把桌椅板凳带得东倒西歪。人多拥挤，一些男生干脆从窗口跳了出去。我本来也想跳，一回头看见范舒文拽着裙边手足无措的模样，便赶快折返，抓住她的胳膊，拖着她往走廊里奔。
天干物燥，奔跑的师生在操场上卷起大片的尘土。警报声一波又一波在身后追逐，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追着大群兔子。范舒文的一只皮鞋跑掉了，她蹲身要捡，我坚决地把她拽起来走。没了一只鞋，她走得一瘸一拐。可是那时候真是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越过操场，三三两两躲进树林，大口地喘气。范舒文看着操场上她那只孤零零的鞋子，还不甘心，想返身回去捡。恰在此时，爆炸声震耳欲聋又排山倒海般地扑了过来，我们忙不迭地趴下，抱头，捂耳朵，害怕得心咚咚直跳。
一瞬间，日本人的飞机已经从云层里钻出，呼啸着俯冲下来。因为那时的成都上空几乎没有防空设施，所以日本人飞得肆无忌惮，机身压到很低很低，飞行员端坐在机舱里洋洋得意，而在飞机的翅膀上，那个鲜红的太阳旗标志清晰可见，令人触目惊心。
一架又一架，飞机得意地轰鸣着狞笑着，一再降低高度寻找目标，肚皮简直就要擦过我们躲藏的树林。每过去一架飞机，我就在心里默数一个数字。我得把这个仇恨记下来。可是数到二十多架时，第二波爆炸声又从另一个方向传来，听着有点儿像是我们家的方向。我马上想到娘和小素，还有小弟，担心得要命，把数数这件事忘了。
整个过程中，我们趴在干燥的树林中，一动都没有动，耳边除了爆炸声，就是我们自己咚咚的心跳声。范舒文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我慢慢地转过头，看到她脏兮兮的小脸上有眼泪流过的白色印子。我赶快用指甲在她掌心里抠一下，意思叫她别慌张，有我们大家在一起。一直到解除警报，校长吹了哨子让大家起身，她的手还是把我攥得死紧。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们才知道灯盏巷里落了两枚炸弹，听雨茶馆被炸塌了，一大堆木头冒着烟，横七竖八地散落在砖瓦堆里，茶壶茶碗茶杯什么的碎成白花花一片。榴园倒是好好的。娘和弟弟妹妹也好好的。娘说飞机过来的时候她根本没有下楼。“你爸又下乡去了，我带着两个小的，躲也躲不及，索性坐在家里，随他炸去。”
我挺佩服我娘，虽说她是家庭妇女，不识字，可是关键时刻能够沉住气。
我哥和我姐都不赞成娘的态度，认为该躲的时候还是要躲出去。我哥分析说，我们榴园是楼房，从空中看起来目标不算小，被炸弹投掷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还对娘说，下次警报再响的话，如果来不及走远，就下楼躲到院墙根，好歹能有个掩护。
隔一天，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发愿要为家里挖个防空洞。
我们华西坝是平原，附近别说是山，连个高坡地都没有， 要挖防空洞，只能往地底下挖。我哥带头，我姐、我，还有沈天路，我们三个热心参与。我们的工具，除了两把卷了刃的铁锹，就是锅铲、畚箕和一把可以当锹头使的钉锤。有几天工夫，我们一放学就跑到院墙后面的菜地里，飞快地刨出一个圆桌大小的洞口。接下来，我们轮流跳进洞里，把松软的泥土扒拉进畚箕，举过腰际。守在上面的那个人便负责接过畚箕，把泥土倒往远处。
可恨的是，防空洞挖下去不到三尺深，地下水已经渗了上来，一夜之间汪成一口很浅的水井。我哥早晨跑过来一看，气得脸都白了。 工程半途而废。我哥觉得对不起娘和小弟，转而带着我们到树林子里砍了好些树枝，抱回家来，做了三个伪装头圈，嘱咐我娘说，警报再响的话，你们三个人一定要戴上这个头圈出门，这样从飞机上就看不见你们了。我娘连声说好。可是大夏天里，空气干热，伪装圈挂在墙上，碧绿的树叶很快就枯卷掉落，只剩下一圈光秃秃的枝条，看起来像三个鸟巢。
我姐撇嘴说：“这东西太丑了，而且戴在头上好奇怪。”
我哥没有说话。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怪怪的吧。有一天生炉子找不到柴火，娘就摘了其中的一个当柴烧。树枝干得很透，烧起来噼里啪啦，还真是好使。
听雨茶馆被炸之后，空袭就成了常态。一天当中，无论我们在上课，在出操，在端着饭碗吃饭，尖厉刺耳的警报声随时都会高一声低一声地响起来，弄得满坝子的人四散扑向野外事先找好的隐蔽地点。
慢慢地大家都有了经验：什么样的天气，上午还是下午，从东边或是西边，日本飞机飞过来的概率比较大。我们还知道从防空预警到正式警报，中间一般会相隔多久。甚至我们大致弄明白了是河边沟坎、野坟荒地，还是灌木树丛最不容易被飞机上的小日本注意。
我们学会了在空袭中从容不迫地生活和学习。有几堂国文课，老师是带着我们在桑树林子里上完的。头顶浓荫蔽日，脚下热浪蒸腾，远处的爆炸声如雷声翻滚，我们跟随老师一句一句背诵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那样的时刻，诵读着那般苍凉悲痛的诗句，无论平日多么调皮的孩子都会肃穆，泪湿。
我哥那年已经升到高中，有资格参加坝上各学校组织的 “战时服务团空袭救护队”。警报一来，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要忙着帮助老弱妇孺紧急疏散，要忙着灭火，从瓦砾堆中寻出要紧的东西，还要忙着抬伤员、简单地包扎、去医院做宣传安慰工作。哥哥把我和我姐还有沈天路召集起来说，以后碰到空袭，如果爸爸跟他都不在家，家中就要由我们三个来负责。他指派我姐管住小素，我照看小弟，沈天路的任务是确保我娘没事。
哥哥神色严峻地指着我们说：“你们三个有事，找救护团。娘和小妹小弟他们有事，我找你们！”
我转身就去找娘，追着她问小弟有多重。娘很奇怪我问她这个问题，随口答道：“二十斤上下吧。”
我觉得最好是按二十斤来计算。如果我背起一个二十斤重的小孩子，三分钟之内能够跑出多远？我虚心地求教我姐，我姐嘲笑我：“肯定比兔子跑得慢，也肯定比乌龟的速度快。”
我没法儿跟我姐生气，她事事处处总要压我一头。
不过，未雨绸缪果真是有用的，在这一点上，不能不佩服我哥的脑子好。有一天下午，我们已经放学，爸爸和哥哥都还没有回家，娘忙着烧晚饭，姐和沈天路在里屋对付他们的历史课作业，我带着小素和小弟玩绷绷绳，猛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姐煞白着脸从里屋冲出来，大声招呼我们：“空袭！快跑！”
原来是一次偷袭。日本人也是越战越精，他们会利用深秋多云的天气，驾机藏在云层里，然后冷不防地俯冲，炸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在这种时候，防空警报就形同虚设。
我娘当时正在烧晚饭，就手舀一瓢水浇灭了炉子，转身要去招呼小素和小弟。沈天路不由分說揽住她一条胳膊：“娘，你跟我走！”
与此同时，我拦腰抱起小弟，我姐已经利索地把小素背在背上。我们六个人跌跌撞撞地下楼，穿过院落，直奔河坎，那里有一片蔬菜地，搭了爬瓜藤的架子，是就近藏身的好地方。
我姐背着小素头一个到。我没有抱住小弟，他实在有点儿沉，半路上从我手里滑下去了，哇哇地大哭，情急之中我抓住他的肩膀连拖带拽，总算拖下了河坎。后来才发现小弟的鞋子、袜子都被我拖掉在半路上，小脚丫光着，脚后跟被泥土蹭得通红。
喘着粗气趴好之后，我姐忽然大叫：“糟糕，娘还没到！”
我赶快探身往来路上看，看到沈天路已经不顾一切地背起了我娘，身子很吃力地来回晃荡着，闷着脑袋往前飞奔。我和我姐在瓜藤下面拼命地招手：“这儿这儿！”他听到了，最后几步几乎是连滚带爬踉跄着过来的。趴好之后，我看到他耸着肩膀大口喘气，脸红得像要滴血，看样子已经使出骨头缝里的力气。也是，我娘再瘦小，毕竟是大人，而沈天路那年才不过十五岁。
我娘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的半大小脚：“看我多没用，走个路都不利索，差点儿要害了我天路！哎哟，我害了天路可怎么好！”
我姐不耐烦：“娘，你就别啰唆了，真要是丢下你，我爸和我哥回家不吃了我们三个？”
沈天路还在剧烈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摆摆手，示意我姐噤声，然后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抬起一只胳膊，用劲把我娘按倒，护在他的身下。
那一次的轰炸，要算我们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我们趴在河坎上，能够清清楚楚看见飞机肚皮底下那个投弹的舱，看到飞机只要机翼一斜，肚皮下面就会屙出一长串银色的炸弹。我们还看到远处的冲天火光，冒着黑烟的屋顶，成群飞机把天空遮蔽之后短暂的昏暗。小弟不要命地大哭，哭到喉咙嘶哑再出不来声音。小素在我姐怀里一个劲儿地发抖，因为惊吓过度，之后几天都变得不会说话。
榴园也遭了炸弹，好在没有投准，炸塌的只是一段院墙。事后回家，爸爸吓得不轻，站在走廊上望着院里的焦土碎砖，连着说了好几声：“要是再过来一点点……要是再过来一点点……”
嗯，要是炸弹偏移一点点，要是我们没有抱着弟弟妹妹、架着娘逃出这院子，后果可真是不好说了。为此爸爸特地把我们三个（只带我们三个）领到街上，慷慨解囊，请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辣抄手加一碗甜汤圆。
躲警报的两年时光中，我们都已经长大，知道我们能够活着，有饭吃、有学上，是因为有无数的士兵在为我们付出，在用他们的血肉替我们筑起一道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