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我国水权试点与水权制度构建正积极开展，而作为根本的“水权”概念仍未实现有权机关的清楚界定。经济学与法学不同语境下对于“水权”概念的探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在丰富学说的背景下，确定的“水权”概念的存在，为解决当下以及未来的问题能提供更为具体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水权；概念界定；经济学；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分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此为近两年来我国政府推动水权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2014年7月，我国水利部内部印发了《水利部关于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宁夏等7个省区开展水权试点。①2015年3月，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水权交易市场建设正从水权制度建设、水权试点、水权交易市场监督和交易平台建设三个层面大力推进，中国水权交易所的构建正按照程序进行上报、审批。②
尽管水权实践正逐步展开，水权交易制度建设背后的理论框架，特别是法律框架的构建，仍停留于起步阶段。现行法律法规方面，我国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称为“《水法》”）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水资源使用的管制，并未充分考虑水权市场化的情形；而在具体水权交易规则方面，现行规则主要包括《黄河水权转换节水工程核验办法（试行）》、《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以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权制度建设框架的通知》等部门规章，效力位阶较低，且其中并没有对于“水权”的概念加以厘定；而在学术理论方面，法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存在较多的论述，但是由于理论争议的分歧而未产生通说。基于水权交易建设的推进以及《民法典》的制定进入讨论，水权制度、水权交易规则的法律构建再度被学界关注，而作为制度建设、理论发展根基的“水权”概念需要加以界定，才能为后续规则制定、实践开展提供合理指引。
二、经济学与法学二维视角下的“水权”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水权”
在经济学语境下对于“水权”概念进行研究，主要依赖于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
首先，部分学者肯定产权语境下水权的事实存在。王亚华在《水权解释》一书中首先回顾了西方产权发展的历史，对于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的产权学说加以释明概括，认为产权是作为主体的人围绕财产客体做出选择的权利，强调产权的让渡性与排他性，可以将产权划分为“事实产权”与“法权”；而我国当下讨论的“水权”概念正是需要厘定的特定种类的产权，由于立法滞后使得“事实水权”③无法在“法权”中得以体现，但“事实水权”现实存在于各方面，例如政府水资源的宏观配置权，社团持有水资源提取权以及供水范围内的配置权，用户持有使用权等，而从法权加以界定“水权”内涵与外延，有利于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④
其次，学者提出了“水权束”的概念，认为水权本身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或者束集。水权在客体直观上体现为具体的水资源，实质上是围绕一定数量水资源的用途而产生的财产权利束，即“水权束”；“水权束”可以是单一或复数的水权，同时也可指包含所有权利的完整水权，其具有可分割性。⑤而正是因为此性质，可以分别实现经济学意义上产权的所有、使用、收益、转让等权能，同样解释了我国水资源所有权由国家所有而其他权能由多种主体行使的现实情形。⑥
（二）法学视角下的“水权”
1、法教义学的路径
通常认为，法教义学源于大陆法系的传统，其追求对于事实问题的法学体系化。法教义学处理问题的标准在于，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之内寻找运用某种规范解决问题的最优答案。⑦因此，法学学者所研究的水权问题首先基于法教义学的传统。
一方面，诸多学者沿袭传统民法路径对于“水权”在民法等私法框架内加以厘定。以崔建远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第一，水权是权利人依法对地表水和地下水使用、受益的权利，其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制度，属于准物权，并对于水权与水所有权、水权与水合同债权的差异进行了说明，阐释了其与物权在法律效果方面的同与异；第二，由于水权属于集合概念，代表着权利束，可以根据行使形态、目的、取得原则等不同标准，对于水权进行类型化划分；第三，由于水以不同形态存在于地表或地下、与土地相结合，对于水权与土地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根据物理属性加以推论，则土地所有权将吸收水权，但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我国现行法目前水权、水资源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分立的模式，并认为在当时物权法制定的背景下，物权法可以承认水权属于物权，但因为水权具有诸多与其他物权相异的特性，具体水权规则应通过单行法加以规制。⑧虽然都是从民法理论出发，民法学者内部对于“水权”同样存在认知区别，从而产生了“一权说”⑨、“二权说”⑩、“多权说或权利束说”B11；同时，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水权的划分见解与多种多样，且认为水商品交易与水权交易存在不同B12。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水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水权”概念的界定需要参考公法上的相关规定。首先，张梓太、陶蕾认为在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国际河流水权”需要在属权利“水权”的语境下进行探讨，国际水法是有关国际河流划界和管理规则的国际河流法，具有相对稳定的法律与理论体系；而国际河流水权在水权定义与水权配置方面存在达成共识与制度建设的困难，在现有国际法理论适用“有限主权”理论而不是“沿岸共同体论”理论的前提下，期望达成国际河流水权的共识讨论值得商榷。B13其次，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国家所有，对于水权初始配置方式的问题，崔建远认为取得初始水权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用水人无须经过特定程序当然取得水权，二是基于行政授权或者行政许可取得水权，除却以上两种，其未来立法中可以纳入基于取得时效而取得水权。B14此外，王瑜从功能视角审视水权法律制度下“水权”内容应包括水资源利益分配规则和风险负担规则：第一，我国目前水资源利益的分配构建于“国家—行政区域—用水户”的结构，实行行政主导下的初始水权分配，但取水权的物上请求权效力缺乏制度保障，生活基本用水的法律保护位阶较低；第二，风险负担主要按比例共同承担，由政府进行管理，必要时可限制用水，但区域水权缺少排他性，取水权优先效力没有得到充足保障，取水权征收制度下并未配套相应的财产权补偿机制。B15 2、法社会学的路径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民俗规约正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内容。“水权”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涉及国家层面的立法设计，同样会受到民间习惯法的影响。张佩国、王扬通过田野调查以择塘村水务工程的具体案例切入研究我国的水权与林权，认为我国基层水权的确立，需要建立于“整体生存伦理”概念，从基层民众的习惯与观念出发进行整体解释，摆脱西方个体产权理论的约束，是一种具有民间法秩序意义上的地方性制度，核心内容是以村产意识、村界观念为根本要素，构建于当地民众对水资源的共有习俗基础上的制度。B16易军根据对于云南省永善县水资源利用的田野，认为我国水资源的使用除却国家法律规制与行政调控分配外，在农村地区水的利用更多地依赖于水权习惯，形成了水权二元法律制度机构；而水权习惯属于物权习惯的一种，根据农村用水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饮水权、灌溉水权、储水权、汲水权、引水权、排水权、河岸权和水利权等诸多内容。B17
3、比较法学的路径
部分学者对于域外水权制度加以阐释，通过域外水权制度开展的经验以期对于国内现代水权概念与制度建设提供经验。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裴丽萍认为水权都有其独到的确立规则。从大陆法系的体系来看，水资源独立法律地位是罗马法以及传统民法确立水法制度出发点，并根据传统民法对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为依据，分别形成以民事权利为中心与以行政授权为中心的不同水法调整方式；而现代国家对于水法的构建基于对于现代水权的理解，其确立了与土地相分离的水资源配置模式；而可交易水权的兴起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综合管理的一种法律证明，与完全自由水市场的可交易水权性质不尽相同，其构建需要对水资源的财产权性质进行确认，同时需要注意设立紧急情况下的水资源行政干预措施。B18而从英美法的渊源分析，裴丽萍通过结合水资源的构成以及在英美法权属的演变，论述了水权私有性与整体性、水资源生存价值、水资源产权多重结构要求的对立，认为水资源国家所有是符合水资源的公益性与可持续发展要求，具有必要性，但具体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途径应当在目前单一所有行使的前提下进一步思考水资源的财产权属性效用的挖掘。B19
4、历史法学的路径
水权之争是我国古代农村纠纷产生的重要事项之一，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我国“水权”概念与制度的内生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田东奎以中国古代水权纠纷为研究起点，认为中国古代水权纠纷审判分为水权纠纷民事审判和附属刑案的水权纠纷审判，其处理过程中习惯法是重要的审理依据，并且在对于水权纠纷判决的执行方面采取的是非实体执行，往往是恢复至纠纷产生前的状态。B20李麒则通过对于明清时期山西河东水利石刻加以研读，分析出民间水规背后的法文化价值与习惯法价值，认为在明清时期以乡约民规为基础的水权制度是当时民间水规的核心内容，并且民间水规构建于村落之间水权界定的基础上，其权利义务的行使体现出由村落统一实现的整体性，具有自发性、内控性的地方秩序特点。B21
三、总结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围绕“水权”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与法学不同语境下，我国学者对于其内涵、外延的内容分析与梳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法学语境下的“水权”概念参考了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经济学“水权束”与法学“权利束说”二者相似最为体现。经济学与法学视野下的“水权”都具有可分离性，无论从产权学说还是法律关系的客体角度来看，水资源具有可分性，其权能可分别行使；而从民法理论的规范分析出发，根据“水权”所具有的财产权属性，结合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构建“水权”在法律制度中应有之义，可以使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各项事实权能在现存法律体系中找到对应的具体规则。
2、“水权”的法律定义需要确定的界定。目前，各种学说对于“水权”都有相应体系构建，缺少的并不是理论探讨，而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尽管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当下对于“水权”概念的厘定存在出现不适性而在操作中模糊的可能性；但是，无论是“一权说”、“二权说”、“权利束说”，一旦被立法者接纳纳入未来《水法》或者《民法典》等基本法律，确定的概念能为将来潜在的模糊问题提供探讨的边界与思考的方向，而不会出现当下各种学说相互交叉而彼此难以说服的情形。
3、“水权”概念的界定需要更多考虑当下现实的情形。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国家，而根据财产权的不同位阶，对于水权的使用权可根据主体、客体的不同加以区分；另一方面，现实中灌溉权、排污权、航运权、饮水权等已经出现的权能，在当下现有规则找到依据的情形下，成为学者持有相异意见的重要现实支撑，需要进行整合。同时，对于“水权”概念的厘定可能出现突破传统民法理论的边界，例如中国水权交易所中的水权交易会涉及商事规则，这也是“水权”概念现实需要界定的重要现实原因，而不能使“水权”制度的发展丧失本源的基础。
4、传统民规会对“水权”概念界定产生影响。在关注正式制度立法中“水权”概念的同时，需要考虑到我国自古以来，现已形成的民规乡俗等非正式制度进行基层水权纠纷处理方面已有的相关规则，其在“水权”概念厘定下可能出现的不适性。（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注解：
① 参见曲一歌：《我国将在七省区启动水权试点》，载《中国经济导报》2014年7月26日第A04版。
② 李先明、刘文杰、杨飞：《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聚焦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载《中国水利报》2015年4月2日第002版。
③ 事实水权是指水权在产权上的事实客观体现。
④ 参见王亚华：《水权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5页。
⑤ 沈满洪：《水权交易制度研究——中国的案例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⑥ 林关征：《水资源的管制放松与水权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⑦ 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40页；许德凤：《法教义学的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38页。
⑧ 参见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37—62页；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第29—38页。
⑨ “一权说”认为水权是依照法律或者合同享有对水资源的使用或收益权，以裴丽萍、崔建远为代表。参见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90—101页；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37—62页。
⑩ “二权说”认为水权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关涛为代表。参见关涛：《民法中的水权制度》，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386—396页。
B11 “权利束说”认为水权是由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处分权等组成的权利束，以曹明德为代表。参见曹明德：《论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我国水权和水权流转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评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77—86页。
B12 曹明德：《论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我国水权和水权流转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评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84页。
B13 参见张梓太、陶蕾：《“国际河流水权”国际水法理论的构建》，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13-18页。
B14 参见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第29—38页。
B15 参见王瑜：《功能分析视角下我国水权法律制度及其完善路径》，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3期，第119—126页。
B16 张佩国、王扬：《“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载《社会》2011年第2期，第170—193页。
B17 易军：《论水权习惯》，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36—44页。
B18 裴丽萍：《论水资源法律调整模式及其变迁》，载《法学家》2007年第2期，第100—108页。
B19 裴丽萍：《论水资源国家所有的必要性》，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第103页—113页。
B20 田东奎：《论中国古代水权纠纷的民事审理》，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72—77页。
B21 李麒：《民间水规的法文化解读——以明清山西河东地区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5页。
关键词：水权；概念界定；经济学；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分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此为近两年来我国政府推动水权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2014年7月，我国水利部内部印发了《水利部关于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宁夏等7个省区开展水权试点。①2015年3月，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水权交易市场建设正从水权制度建设、水权试点、水权交易市场监督和交易平台建设三个层面大力推进，中国水权交易所的构建正按照程序进行上报、审批。②
尽管水权实践正逐步展开，水权交易制度建设背后的理论框架，特别是法律框架的构建，仍停留于起步阶段。现行法律法规方面，我国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称为“《水法》”）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水资源使用的管制，并未充分考虑水权市场化的情形；而在具体水权交易规则方面，现行规则主要包括《黄河水权转换节水工程核验办法（试行）》、《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以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权制度建设框架的通知》等部门规章，效力位阶较低，且其中并没有对于“水权”的概念加以厘定；而在学术理论方面，法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存在较多的论述，但是由于理论争议的分歧而未产生通说。基于水权交易建设的推进以及《民法典》的制定进入讨论，水权制度、水权交易规则的法律构建再度被学界关注，而作为制度建设、理论发展根基的“水权”概念需要加以界定，才能为后续规则制定、实践开展提供合理指引。
二、经济学与法学二维视角下的“水权”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水权”
在经济学语境下对于“水权”概念进行研究，主要依赖于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
首先，部分学者肯定产权语境下水权的事实存在。王亚华在《水权解释》一书中首先回顾了西方产权发展的历史，对于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的产权学说加以释明概括，认为产权是作为主体的人围绕财产客体做出选择的权利，强调产权的让渡性与排他性，可以将产权划分为“事实产权”与“法权”；而我国当下讨论的“水权”概念正是需要厘定的特定种类的产权，由于立法滞后使得“事实水权”③无法在“法权”中得以体现，但“事实水权”现实存在于各方面，例如政府水资源的宏观配置权，社团持有水资源提取权以及供水范围内的配置权，用户持有使用权等，而从法权加以界定“水权”内涵与外延，有利于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④
其次，学者提出了“水权束”的概念，认为水权本身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或者束集。水权在客体直观上体现为具体的水资源，实质上是围绕一定数量水资源的用途而产生的财产权利束，即“水权束”；“水权束”可以是单一或复数的水权，同时也可指包含所有权利的完整水权，其具有可分割性。⑤而正是因为此性质，可以分别实现经济学意义上产权的所有、使用、收益、转让等权能，同样解释了我国水资源所有权由国家所有而其他权能由多种主体行使的现实情形。⑥
（二）法学视角下的“水权”
1、法教义学的路径
通常认为，法教义学源于大陆法系的传统，其追求对于事实问题的法学体系化。法教义学处理问题的标准在于，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之内寻找运用某种规范解决问题的最优答案。⑦因此，法学学者所研究的水权问题首先基于法教义学的传统。
一方面，诸多学者沿袭传统民法路径对于“水权”在民法等私法框架内加以厘定。以崔建远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第一，水权是权利人依法对地表水和地下水使用、受益的权利，其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制度，属于准物权，并对于水权与水所有权、水权与水合同债权的差异进行了说明，阐释了其与物权在法律效果方面的同与异；第二，由于水权属于集合概念，代表着权利束，可以根据行使形态、目的、取得原则等不同标准，对于水权进行类型化划分；第三，由于水以不同形态存在于地表或地下、与土地相结合，对于水权与土地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根据物理属性加以推论，则土地所有权将吸收水权，但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我国现行法目前水权、水资源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分立的模式，并认为在当时物权法制定的背景下，物权法可以承认水权属于物权，但因为水权具有诸多与其他物权相异的特性，具体水权规则应通过单行法加以规制。⑧虽然都是从民法理论出发，民法学者内部对于“水权”同样存在认知区别，从而产生了“一权说”⑨、“二权说”⑩、“多权说或权利束说”B11；同时，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水权的划分见解与多种多样，且认为水商品交易与水权交易存在不同B12。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水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水权”概念的界定需要参考公法上的相关规定。首先，张梓太、陶蕾认为在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国际河流水权”需要在属权利“水权”的语境下进行探讨，国际水法是有关国际河流划界和管理规则的国际河流法，具有相对稳定的法律与理论体系；而国际河流水权在水权定义与水权配置方面存在达成共识与制度建设的困难，在现有国际法理论适用“有限主权”理论而不是“沿岸共同体论”理论的前提下，期望达成国际河流水权的共识讨论值得商榷。B13其次，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国家所有，对于水权初始配置方式的问题，崔建远认为取得初始水权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用水人无须经过特定程序当然取得水权，二是基于行政授权或者行政许可取得水权，除却以上两种，其未来立法中可以纳入基于取得时效而取得水权。B14此外，王瑜从功能视角审视水权法律制度下“水权”内容应包括水资源利益分配规则和风险负担规则：第一，我国目前水资源利益的分配构建于“国家—行政区域—用水户”的结构，实行行政主导下的初始水权分配，但取水权的物上请求权效力缺乏制度保障，生活基本用水的法律保护位阶较低；第二，风险负担主要按比例共同承担，由政府进行管理，必要时可限制用水，但区域水权缺少排他性，取水权优先效力没有得到充足保障，取水权征收制度下并未配套相应的财产权补偿机制。B15 2、法社会学的路径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民俗规约正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内容。“水权”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涉及国家层面的立法设计，同样会受到民间习惯法的影响。张佩国、王扬通过田野调查以择塘村水务工程的具体案例切入研究我国的水权与林权，认为我国基层水权的确立，需要建立于“整体生存伦理”概念，从基层民众的习惯与观念出发进行整体解释，摆脱西方个体产权理论的约束，是一种具有民间法秩序意义上的地方性制度，核心内容是以村产意识、村界观念为根本要素，构建于当地民众对水资源的共有习俗基础上的制度。B16易军根据对于云南省永善县水资源利用的田野，认为我国水资源的使用除却国家法律规制与行政调控分配外，在农村地区水的利用更多地依赖于水权习惯，形成了水权二元法律制度机构；而水权习惯属于物权习惯的一种，根据农村用水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饮水权、灌溉水权、储水权、汲水权、引水权、排水权、河岸权和水利权等诸多内容。B17
3、比较法学的路径
部分学者对于域外水权制度加以阐释，通过域外水权制度开展的经验以期对于国内现代水权概念与制度建设提供经验。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裴丽萍认为水权都有其独到的确立规则。从大陆法系的体系来看，水资源独立法律地位是罗马法以及传统民法确立水法制度出发点，并根据传统民法对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为依据，分别形成以民事权利为中心与以行政授权为中心的不同水法调整方式；而现代国家对于水法的构建基于对于现代水权的理解，其确立了与土地相分离的水资源配置模式；而可交易水权的兴起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综合管理的一种法律证明，与完全自由水市场的可交易水权性质不尽相同，其构建需要对水资源的财产权性质进行确认，同时需要注意设立紧急情况下的水资源行政干预措施。B18而从英美法的渊源分析，裴丽萍通过结合水资源的构成以及在英美法权属的演变，论述了水权私有性与整体性、水资源生存价值、水资源产权多重结构要求的对立，认为水资源国家所有是符合水资源的公益性与可持续发展要求，具有必要性，但具体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途径应当在目前单一所有行使的前提下进一步思考水资源的财产权属性效用的挖掘。B19
4、历史法学的路径
水权之争是我国古代农村纠纷产生的重要事项之一，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我国“水权”概念与制度的内生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田东奎以中国古代水权纠纷为研究起点，认为中国古代水权纠纷审判分为水权纠纷民事审判和附属刑案的水权纠纷审判，其处理过程中习惯法是重要的审理依据，并且在对于水权纠纷判决的执行方面采取的是非实体执行，往往是恢复至纠纷产生前的状态。B20李麒则通过对于明清时期山西河东水利石刻加以研读，分析出民间水规背后的法文化价值与习惯法价值，认为在明清时期以乡约民规为基础的水权制度是当时民间水规的核心内容，并且民间水规构建于村落之间水权界定的基础上，其权利义务的行使体现出由村落统一实现的整体性，具有自发性、内控性的地方秩序特点。B21
三、总结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围绕“水权”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与法学不同语境下，我国学者对于其内涵、外延的内容分析与梳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法学语境下的“水权”概念参考了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经济学“水权束”与法学“权利束说”二者相似最为体现。经济学与法学视野下的“水权”都具有可分离性，无论从产权学说还是法律关系的客体角度来看，水资源具有可分性，其权能可分别行使；而从民法理论的规范分析出发，根据“水权”所具有的财产权属性，结合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构建“水权”在法律制度中应有之义，可以使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各项事实权能在现存法律体系中找到对应的具体规则。
2、“水权”的法律定义需要确定的界定。目前，各种学说对于“水权”都有相应体系构建，缺少的并不是理论探讨，而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尽管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当下对于“水权”概念的厘定存在出现不适性而在操作中模糊的可能性；但是，无论是“一权说”、“二权说”、“权利束说”，一旦被立法者接纳纳入未来《水法》或者《民法典》等基本法律，确定的概念能为将来潜在的模糊问题提供探讨的边界与思考的方向，而不会出现当下各种学说相互交叉而彼此难以说服的情形。
3、“水权”概念的界定需要更多考虑当下现实的情形。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国家，而根据财产权的不同位阶，对于水权的使用权可根据主体、客体的不同加以区分；另一方面，现实中灌溉权、排污权、航运权、饮水权等已经出现的权能，在当下现有规则找到依据的情形下，成为学者持有相异意见的重要现实支撑，需要进行整合。同时，对于“水权”概念的厘定可能出现突破传统民法理论的边界，例如中国水权交易所中的水权交易会涉及商事规则，这也是“水权”概念现实需要界定的重要现实原因，而不能使“水权”制度的发展丧失本源的基础。
4、传统民规会对“水权”概念界定产生影响。在关注正式制度立法中“水权”概念的同时，需要考虑到我国自古以来，现已形成的民规乡俗等非正式制度进行基层水权纠纷处理方面已有的相关规则，其在“水权”概念厘定下可能出现的不适性。（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注解：
① 参见曲一歌：《我国将在七省区启动水权试点》，载《中国经济导报》2014年7月26日第A04版。
② 李先明、刘文杰、杨飞：《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聚焦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载《中国水利报》2015年4月2日第002版。
③ 事实水权是指水权在产权上的事实客观体现。
④ 参见王亚华：《水权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5页。
⑤ 沈满洪：《水权交易制度研究——中国的案例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⑥ 林关征：《水资源的管制放松与水权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⑦ 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40页；许德凤：《法教义学的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38页。
⑧ 参见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37—62页；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第29—38页。
⑨ “一权说”认为水权是依照法律或者合同享有对水资源的使用或收益权，以裴丽萍、崔建远为代表。参见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90—101页；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37—62页。
⑩ “二权说”认为水权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关涛为代表。参见关涛：《民法中的水权制度》，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386—396页。
B11 “权利束说”认为水权是由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处分权等组成的权利束，以曹明德为代表。参见曹明德：《论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我国水权和水权流转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评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77—86页。
B12 曹明德：《论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我国水权和水权流转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评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84页。
B13 参见张梓太、陶蕾：《“国际河流水权”国际水法理论的构建》，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13-18页。
B14 参见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第29—38页。
B15 参见王瑜：《功能分析视角下我国水权法律制度及其完善路径》，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3期，第119—126页。
B16 张佩国、王扬：《“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载《社会》2011年第2期，第170—193页。
B17 易军：《论水权习惯》，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36—44页。
B18 裴丽萍：《论水资源法律调整模式及其变迁》，载《法学家》2007年第2期，第100—108页。
B19 裴丽萍：《论水资源国家所有的必要性》，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第103页—113页。
B20 田东奎：《论中国古代水权纠纷的民事审理》，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72—77页。
B21 李麒：《民间水规的法文化解读——以明清山西河东地区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