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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是不把原典和经典做区分的，甚至还会把两者混为一谈，但我还是愿意把两者区分开来。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理解作品的不同，理解知识的不同；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理解阅读，进而理解阅读方法的不同和掌握不同阅读方法的重要。
原典一定是经典，它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而没有被湮没或遺忘；而经典未必都是原典，例如根据原典、阐释原典或受原典启发创作的学术著作，以及纯虚构的文艺作品，影响深远的可以进入经典的行列，但不属于原典的范畴。
关于原典和经典，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原典理解成古代和古典时期的原始创作，它们构成材料之源、知识之源、思想之源和文化之源。它们多出自“圣人”之手或之口，有的甚至无法考证作者是谁。知道了什么是原典，对为什么要首先选择读原典便很好理解了。在此可以细说一下。
其一，原典是后世学问和知识的重要来源，没有原典后世的书就没有材料和根据。就无法创作出来，这些原典是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不打好这个基础，不仅自己的知识和学问便成为无源之水，容易成为空中楼阁，就连后世的书也无法读懂、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的梁元帝曾说：“凡读书必以五经为本，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读之百遍，其义自见。此外众书，自可泛观耳。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及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宋代大文豪苏洵自称“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尽烧其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也，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而已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苏洵少年时依仗自己天资聪颖，自视同龄人都不如己，甚是满足，自是其才华堪比古人，遂不读古人的圣贤书。随着年龄增大，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越来越多，于是二十余岁时开始读古书，发现大不一样。于是烧掉了当时自己创作的几百篇文章，而专门攻读孔子、孟子和韩非子等圣贤之书，一读就是七八年。刚开始读时，产生惶然、骇然之感，后来越读越精，读得精就理解得透，理解越透感触就越多、越深，心中积攒的话也就越来越呈喷薄之势，这时感觉把它们用文字抒发出来便是很容易的事。
当代著名学者、哲学家金克木先生把书籍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依附性图书，一类是依附性图书。他说：“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积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金克木先生所说的“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主要是指原典和一些文学经典如《红楼梦》等。关于原典或古时候的圣贤之书，金克木先生与古代的大文学家和大学者们有着相似的见解，这些都是首先必读之书。他说：“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读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对于一切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书籍和阅读方面，道理是一样的。原典都是首先要阅读的，例如若要了解西方的史学传统，就要先读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和阿庇安的《罗马史》等。
其二，原典或圣贤之书所蕴含的思想，是后世思想的源泉。后人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式的创新，都是以此为基点和出发点的。人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顺着这样的逻辑进行的。
若要理解中国的历史，就要先了解《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学传统。对于一般的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不一定能把这些书读完，但《史记》和《资治通鉴》是必读之书。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再读其他后世人所写之史书便容易，还会大大有助于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有助于独立见解的形成。又如，要理解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须了解当代西方思想，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也必须了解古典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一句话，若要理解现在，必须从源头寻起，必须从阅读古代和古典哲学的原典开始，因为人类的文化与思想就是从古至今，在继承与创新中流传下来的。具体而言，不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圣贤之书，就无法理解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和培根，就无法理解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和黑格尔，就无法读懂二十世纪三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约翰·杜威等。对此，金克木先生的建议是“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金克木《书读完了》）
其三，原典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具有奠定文化根基的作用。原典中所包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思想观念构成了社会的文化基础，后世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乃至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此影响。所以，读懂一些基础性、哪怕仅仅是框架性的原典，对了解和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大有裨益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比如我们的《四书五经》加上诸子百家其他代表性的著作，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后世其他的名家名著及其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科技发明、创造，诸如生产工具、建筑和中医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每个专业都有自己领域的原典，选择阅读原典对打牢专业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透过原著领悟革命导师的思想。在专业领域之外，或者尚未有专业倾向的学生，多读一些历史、哲学和思想性的公共文化原著，可以打下很好的素养和学养基础。若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走捷径”，阅读看起来更容易理解的解读和评论。中外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对此有着深刻的见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指出：“那些写给傻瓜看的东西总能找到大群的读者。”“我们则应该把始终是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有过的伟大著作——写出这些著作的可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所享有的后世名声就已表明了这一点。”“读者大众喜好追读那些不时冒出的、今人关于古代某某作者或者某某伟大思想家的评论文章或书籍，而不是去阅读古代作者或思想家的原著。原因就在于大众只愿意阅读最新才印刷出来的东西，并且 ‘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起’更加亲切，也更有吸引力。”叔本华进一步阐释说：“没有什么比阅读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使我们神清气爽的了。”“所有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无论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总要与占据上风的荒唐、拙劣的东西进行没完没了的恶斗。几乎所有真正的人类启蒙者，几乎所有在各个学问和艺术上的大师都是殉道者。”（叔本华《意志决定命运》）
阅读原典之于版本选择很重要，重要到是只读原文还是选择注释本，是有不同看法的。宋代就有学者主张“读书不要看别人解。看圣人之言易晓，看别人解则易惑”。同时也有人说：“不然，须是先看古人解，但不当有所执，择其善而从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见处也。”（张明仁《古今名人读书法》）15世纪时，欧洲学者在教授学生阅读宗教原典时，有人主动“扬弃传统的评注和注释”，认为那些东西“无益于学生学会优雅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在课堂上开放讨论原文，使“学生获得空前未有的阅读自由”。（曼谷埃尔《阅读史》）在教授学生古希腊古罗马著作时，也同样舍弃“旧式的评注与注解”，不让学生陷在那些文法规则的泥淖中，而是很迅速地就进行文本的阅读。老师教导学生阅读奥维德、西塞罗、苏埃托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沙贝里可斯和其他人的作品，为的不仅是让学生达到“拉丁文完美流畅，而且文法功力深厚”的水平，还要“从文本中挤压出每一滴意义”来，甚至鼓励学生“从这些年代悠久的古代巨灵的文字中，寻找某种——在他们所处的时空中——会对他们私语的东西”。中外古代的先贤都要求学生能够脱离注释和评注，而直接阅读原文，在今天的情形下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好，但对于一般人而言，阅读注释或评注本可能更現实一点儿。只是为保证阅读质量，要选择名家的权威注释本。对于外国的原典，多数人很难直接阅读原文，选择翻译本肯定是合乎常理的，只是翻译版本也一定要选择权威出版社的权威译本，不能随便买一本就读。
关于阅读原典人们经常感叹或不解，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不乏学术大师，而后来为什么难见大师了呢？现代学者的这一段话，或许能给我们某一方面的启示：“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竟有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刘梦溪《现代学人的信仰》）不读原典或往圣之书，看来难成大师。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原典一定是经典，它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而没有被湮没或遺忘；而经典未必都是原典，例如根据原典、阐释原典或受原典启发创作的学术著作，以及纯虚构的文艺作品，影响深远的可以进入经典的行列，但不属于原典的范畴。
关于原典和经典，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原典理解成古代和古典时期的原始创作，它们构成材料之源、知识之源、思想之源和文化之源。它们多出自“圣人”之手或之口，有的甚至无法考证作者是谁。知道了什么是原典，对为什么要首先选择读原典便很好理解了。在此可以细说一下。
其一，原典是后世学问和知识的重要来源，没有原典后世的书就没有材料和根据。就无法创作出来，这些原典是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不打好这个基础，不仅自己的知识和学问便成为无源之水，容易成为空中楼阁，就连后世的书也无法读懂、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的梁元帝曾说：“凡读书必以五经为本，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读之百遍，其义自见。此外众书，自可泛观耳。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及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宋代大文豪苏洵自称“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尽烧其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也，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而已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苏洵少年时依仗自己天资聪颖，自视同龄人都不如己，甚是满足，自是其才华堪比古人，遂不读古人的圣贤书。随着年龄增大，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越来越多，于是二十余岁时开始读古书，发现大不一样。于是烧掉了当时自己创作的几百篇文章，而专门攻读孔子、孟子和韩非子等圣贤之书，一读就是七八年。刚开始读时，产生惶然、骇然之感，后来越读越精，读得精就理解得透，理解越透感触就越多、越深，心中积攒的话也就越来越呈喷薄之势，这时感觉把它们用文字抒发出来便是很容易的事。
当代著名学者、哲学家金克木先生把书籍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依附性图书，一类是依附性图书。他说：“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积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金克木先生所说的“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主要是指原典和一些文学经典如《红楼梦》等。关于原典或古时候的圣贤之书，金克木先生与古代的大文学家和大学者们有着相似的见解，这些都是首先必读之书。他说：“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读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对于一切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书籍和阅读方面，道理是一样的。原典都是首先要阅读的，例如若要了解西方的史学传统，就要先读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和阿庇安的《罗马史》等。
其二，原典或圣贤之书所蕴含的思想，是后世思想的源泉。后人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式的创新，都是以此为基点和出发点的。人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顺着这样的逻辑进行的。
若要理解中国的历史，就要先了解《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学传统。对于一般的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不一定能把这些书读完，但《史记》和《资治通鉴》是必读之书。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再读其他后世人所写之史书便容易，还会大大有助于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有助于独立见解的形成。又如，要理解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须了解当代西方思想，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也必须了解古典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一句话，若要理解现在，必须从源头寻起，必须从阅读古代和古典哲学的原典开始，因为人类的文化与思想就是从古至今，在继承与创新中流传下来的。具体而言，不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圣贤之书，就无法理解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和培根，就无法理解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和黑格尔，就无法读懂二十世纪三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约翰·杜威等。对此，金克木先生的建议是“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金克木《书读完了》）
其三，原典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具有奠定文化根基的作用。原典中所包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思想观念构成了社会的文化基础，后世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乃至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此影响。所以，读懂一些基础性、哪怕仅仅是框架性的原典，对了解和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大有裨益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比如我们的《四书五经》加上诸子百家其他代表性的著作，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后世其他的名家名著及其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科技发明、创造，诸如生产工具、建筑和中医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每个专业都有自己领域的原典，选择阅读原典对打牢专业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透过原著领悟革命导师的思想。在专业领域之外，或者尚未有专业倾向的学生，多读一些历史、哲学和思想性的公共文化原著，可以打下很好的素养和学养基础。若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走捷径”，阅读看起来更容易理解的解读和评论。中外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对此有着深刻的见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指出：“那些写给傻瓜看的东西总能找到大群的读者。”“我们则应该把始终是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有过的伟大著作——写出这些著作的可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所享有的后世名声就已表明了这一点。”“读者大众喜好追读那些不时冒出的、今人关于古代某某作者或者某某伟大思想家的评论文章或书籍，而不是去阅读古代作者或思想家的原著。原因就在于大众只愿意阅读最新才印刷出来的东西，并且 ‘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起’更加亲切，也更有吸引力。”叔本华进一步阐释说：“没有什么比阅读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使我们神清气爽的了。”“所有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无论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总要与占据上风的荒唐、拙劣的东西进行没完没了的恶斗。几乎所有真正的人类启蒙者，几乎所有在各个学问和艺术上的大师都是殉道者。”（叔本华《意志决定命运》）
阅读原典之于版本选择很重要，重要到是只读原文还是选择注释本，是有不同看法的。宋代就有学者主张“读书不要看别人解。看圣人之言易晓，看别人解则易惑”。同时也有人说：“不然，须是先看古人解，但不当有所执，择其善而从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见处也。”（张明仁《古今名人读书法》）15世纪时，欧洲学者在教授学生阅读宗教原典时，有人主动“扬弃传统的评注和注释”，认为那些东西“无益于学生学会优雅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在课堂上开放讨论原文，使“学生获得空前未有的阅读自由”。（曼谷埃尔《阅读史》）在教授学生古希腊古罗马著作时，也同样舍弃“旧式的评注与注解”，不让学生陷在那些文法规则的泥淖中，而是很迅速地就进行文本的阅读。老师教导学生阅读奥维德、西塞罗、苏埃托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沙贝里可斯和其他人的作品，为的不仅是让学生达到“拉丁文完美流畅，而且文法功力深厚”的水平，还要“从文本中挤压出每一滴意义”来，甚至鼓励学生“从这些年代悠久的古代巨灵的文字中，寻找某种——在他们所处的时空中——会对他们私语的东西”。中外古代的先贤都要求学生能够脱离注释和评注，而直接阅读原文，在今天的情形下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好，但对于一般人而言，阅读注释或评注本可能更現实一点儿。只是为保证阅读质量，要选择名家的权威注释本。对于外国的原典，多数人很难直接阅读原文，选择翻译本肯定是合乎常理的，只是翻译版本也一定要选择权威出版社的权威译本，不能随便买一本就读。
关于阅读原典人们经常感叹或不解，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不乏学术大师，而后来为什么难见大师了呢？现代学者的这一段话，或许能给我们某一方面的启示：“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竟有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刘梦溪《现代学人的信仰》）不读原典或往圣之书，看来难成大师。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