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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那年，苏先生在爷爷的督促下开始学习毛笔字，写的是《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苏先生名士澍，生于1949年，自2015年起至今，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一职。
笔笔皆有轨迹
苏先生说，幼时习字迫于家长压力。别的小孩子都在玩推铁环、拍洋画，偏他得端坐桌前写大字，实在无甚兴趣可言。但爷爷要求严格，写不好就打手板。“我有点胆小，就服从了。”
以中国传统观念看，书法近乎门面，可窥见一个人的教养与品行，故老辈人极为看重书写水平。恰如二十世纪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书画家俞剑华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言：“若书法优良，则不但自己挥洒便利，应付裕如，且可以辅助友人，使人敬重，增进地位，提高职业。社会上诸般事业既离书法不能办理，故工书法者，不便于提任职业时，有胜任之愉快，即于改业时，变有充分之勇气。”
苏先生经历，全然验证了俞剑华先生对书法重要性的言说。
6歲上小学，因为字写得好，苏先生被选作课代表，又被推荐去出黑板报。板报出得好，就被选为班长。二年级，做少先队的中队长。三年级，做大队长，开始参与全校的宣传事宜。12岁时，北京市少年宫金石书法组招生，老师建议他去报考，一考即中。至今苏先生还记得考试内容：书写“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少年宫金石书法组的指导教师是著名的篆刻家刘博琴。苏先生从此得名家指点，向着专业的方向钻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市级少年宫算得上中国儿童素质教育的实验基地，各类名师云集，授课活动多样，学生更是千里挑一。常常举办的海内外儿童少年联欢活动中，各种艺术门类的小组各展其长，苏先生所在的金石书法组就是以金石书法篆刻作品示人。少年宫大礼堂经常放映文化名家纪录片，展现齐白石等大师的艺术生涯，对孩子们有很大的激励作用。1965年，成立不久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举办全国少年书法大赛，刘博琴老师带书法组的孩子们去参加，苏先生获得第三名，从此对书法更是着迷。
1966年，“文革”开始。各种标语口号、揭发批判的大字报满布北京的大街小巷、机关工厂、学校乡村。大字报是“文革”中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苏先生的书法专长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红墙上贴大字报的粉纸要九张才能填满，都是用板刷书写。在宽大的空间写字，对于结构的布局安排有很好的训练。”
在一次“中日友好书法展览”上，通过刘博琴老师，苏先生结识了启功先生。“当时启功先生60多岁，拄着拐棍，因颈椎不好，戴着一个脖套。启功先生请刘博琴老师刻几方章。刘老师说没问题，刻好我让学生给您送过去。”之后，苏先生到启先生家送印章。于是就有了来往，苏先生常去启先生家求教。书法将这两代人联系到一起，一代教育大家启功成为这位当时还藉藉无名的年轻人的文化和人生导师。
著名传记片导演丁荫楠在2015年拍摄了电影《启功》（苏先生是本片的顾问之一），描述资深教育家、书画大师启功先生的生平经历。其中描述“文革”时，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命令启功抄写大字报。当启先生执笔书写毛主席诗词时，人们不由自主地围拢上来，被先生书写时淡定的姿态和洒脱的字迹所吸引。红卫兵队长刘雨辰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撕下启先生的字迹拿回去临摹，后寻机会上门向启先生求教书法。至“文革”结束，刘雨辰考入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像启先生一样的教育家。《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在展现丁荫楠导演生涯的文章中写道：“‘文革’破坏了文化传承的教育，但传统文化通过书法的魅力依然在浩劫中赢得胜利。这条线索的安排把文化的自信、教育的力量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苏先生与启先生的翰墨缘，恰恰印证了王众一的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早已跳脱出汉字和艺术的范围，而与时代、人生发生出密切的关联：
商代，人们在器物上镌刻符号以侍奉鬼神，这些符号成为巫术和祭祀仪式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年，书法与仕途相关联，显示了西汉王朝对书法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晋代，帝王大多雅好书法，王羲之父子、陆机、索靖等书法大家频出，与此不无关系；
隋代，文帝创科举制，考试科目中书法占有相当比重，“以书取士”，设置“书学博士”等职位，促进了书法艺术发展；
唐代，太宗李世民下诏，重金收购王羲之书法，将天下王书收归己有，在东西两京的国子监设六学，其中之一便是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
启功先生在讲述书法的结字法则时有言：楷书是行书的基础，楷书中的笔画快写而成行书，但快写不等于省却，不可绕过原有的轨道，即笔笔在轨迹上。中国书法的历史以及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这其中似有一条时代轨迹与个体人生的暗合，其中的连接物便是书法——足见中国书法独有的魔力和功用。
立身在传承
像启功先生一样，苏先生不曾上过大学。
中学毕业后，因为有书法专长，苏先生有机会分配到工厂工作。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这是青年人最好的出路之一。启先生闻知也表示年轻人能分到工厂不容易，嘱他好好写字，也指点他研读《说文解字》《二十四史》等古籍经典。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苏先生却因种种原因错过了机会。1980年，文物出版社招聘编辑，苏先生以自己手抄的一套碑帖书法作品而得时任总编辑的赏识，得以入职。
苏先生说：“到出版社以后，如鱼得水。业余时间看书，到库房、博物馆看碑帖，看真迹。编辑的知识在工作中积累了起来。”
当时，启功先生是文物出版社的顾问，苏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向启先生学习。他曾与启先生开玩笑说：“您看您没学历，让我们也都没学历。”启功先生告诉他，不要在意这些，要踏踏实实在“干中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启先生和董寿平老先生带领下，苏先生和同事编辑出版了一套《历代碑帖法书选》，兼具专业性和普及型，供书法爱好者欣赏和参考。 回忆这次经历，苏先生说：“启先生要求用原大的碑帖，说明文字一定要自己写。他耳提面命，教导怎么做编辑，到哪里找好的版本。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学，编辑、版本、印刷的知识，都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并掌握。”
“在实践中学”，启先生教授知识，也传承文化；“紧张眼慢张口”，启先生处世豁达，身教胜于言教。
在文物出版社，大量接触金石拓片、简牍帛书、名碑丛帖、铜器瓷器、砖瓦雕饰、名人书画等文物真迹，从事鉴定、考证相关的编辑出版工作，苏先生的国学修养和学术造旨日增。
1997年起，苏先生先后担任文物出版社副社长、社长。
文物出版社不仅以保护、抢救文化遗产为己任，还负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之责。其办社方针是：坚持特色，精益求精。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每个月都有日本的出版社来与文物出版社洽谈，先后合作出版了中国博物馆系列书籍，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青铜器》，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欢迎。中国国家文物局在海外举办的文物展览，与文物有关的图书和图片都是文物出版社自己制作，影响很大。苏先生说：“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文物最有说服力。”
文物出版社设有专门拍摄文物的摄影室。文物拍摄的技术要求很高，要有特色、质感，拍陶瓷不能反光，拍青铜器要有立体感。如今，文物出版社的50多万张文物图片正在进行数字化整理，并将会在网络等平台进行分享。
文物出版社历经数年努力，整理出版了《乾隆版大藏经》，共收佛典1675部，7240卷，724函，每函10册，共计6700万字。在精心布置的藏经室内，724个楠木格子，装盛着这部中国最大的版刻典籍。
如今，苏先生是文物出版社的名誉社长。他说：“新任社长和年轻的编辑们正在积极谋划文化走出去，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达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发挥好文物的特色。大收藏家张伯驹的爱国情怀、启功先生对待个人得失的通达，也都值得宣传。”
苏先生因书法而结识启先生，因启先生而深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深感中国传统文人淡泊名利的家国情怀。从学生，到工人，到编辑，再到出版社社长，这样一条职业和人生的轨迹无不以书法为底色，足见书法及其内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精髓，对执业、立身、为人的滋养之功。
以书法之美为人民服务
汉字源起于对自然之物的摹写，称作象形文字。这种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符号，其书写的意趣和审美也与自然密不可分。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卫夫人所著《笔阵图》以自然之物形容书法的点线规则：“点”，若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滕……董其昌评唐代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为：“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宋代黄庭坚的笔画瘦劲，被冠以“树梢挂蛇”的意象。
书法美与自然美相关联，自然之美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苏先生的话说便是：“齐白石画的虾、吴作人画的熊猫、黄胄画的驴、启功写的字，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因为老百姓喜欢美。今天老百姓喜欢的美，不是唐代的美、汉代的美或者明清的美，是符合今天这个时代的美。美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不能片面去看待，要联系地、发展地去看。要让中国书法艺术美在新时代，就要推动书法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说到底，艺术的标准就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只要你歌颂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是从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你所创造的作品就会变成精神的正能量回馈群众。”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时，苏先生就加入其中。他力求成为一名有责任的书法家，用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2016年，苏先生率中国书协开展“书法为民送万福”活动。2017年春节期间，由中国铁路书协提出倡议、中国书协积极响应，在北京站组织了上百名书法家为廣大农民工免费写福字、送春联。各省区市书协也下到边疆和学校开展各类活动。书法家如此大规模地到基层的农村、工厂去写字，以前从未有过。
苏先生说：“没有伟大的时代，就没有书法艺术的繁荣。我们要感恩党和祖国为我们创造的伟大时代，唯有勤勉干事才能有所回报，这是我的心里话。”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俞剑华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说：“自西学东渐，求学之士，多喜用铅笔，今则多喜用自来水钢笔，非为取其便利，亦且为流行时髦之装饰，虽斥巨金，固非所惜。风会所趋，多以用行笔为苦，偶一用之，涂鸦背谬，令人作呕。是不但含美术性质之书法，杳不可见，即求一较为工整者，亦如凤毛麟角，不可必得，书法之坏，如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此番话与苏先生对信息时代，中国孩童弃汉字而打拼音，弃书法而敲键盘的担忧如出一辙。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在苏先生看来，“书写是对文字最高的崇拜，汉字也特别依赖于它的母语文化情感。书写愈多，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敬畏喜乐之心则愈浓；书写愈少，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认同亲密之情则愈淡。”
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苏先生的提案是《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刻不容缓》；2014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苏先生的提案是《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2015年担任书法家协会主席后，苏先生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量时间用于调研，主要内容是“书法进课堂”。在一所学校调研时，校长告诉他，孩子们拿起毛笔写字的10到15分钟，是教室中最安静的时候。苏先生解释说：“软笔蘸上稀墨写在纸上，纸洇了、笔画粗了或不直了，要反复调整，孩子们精力就会很集中。人的大脑一边是感性的，一边是理性的，书法对孩子们左右脑配合很有益处。书法是有法度的，字的结构布局、章法谋划都需要根据每一个字本身的特点进行思考，这对孩子们思维方式的培养也非常有益。”
在苏先生看来，汉字是古人从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演变，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汉字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密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规则都能够在汉字和书法中找到根源。书写过程就是解码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汉字的古人沟通的过程，它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共情能力。这一切对了解中国文化、做好中国人，都是极佳的载体。苏先生说：“必须培养孩子写好中国字，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理念教育孩子，才能培养出爱国爱民族爱家庭的中国人。”
笔笔皆有轨迹
苏先生说，幼时习字迫于家长压力。别的小孩子都在玩推铁环、拍洋画，偏他得端坐桌前写大字，实在无甚兴趣可言。但爷爷要求严格，写不好就打手板。“我有点胆小，就服从了。”
以中国传统观念看，书法近乎门面，可窥见一个人的教养与品行，故老辈人极为看重书写水平。恰如二十世纪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书画家俞剑华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言：“若书法优良，则不但自己挥洒便利，应付裕如，且可以辅助友人，使人敬重，增进地位，提高职业。社会上诸般事业既离书法不能办理，故工书法者，不便于提任职业时，有胜任之愉快，即于改业时，变有充分之勇气。”
苏先生经历，全然验证了俞剑华先生对书法重要性的言说。
6歲上小学，因为字写得好，苏先生被选作课代表，又被推荐去出黑板报。板报出得好，就被选为班长。二年级，做少先队的中队长。三年级，做大队长，开始参与全校的宣传事宜。12岁时，北京市少年宫金石书法组招生，老师建议他去报考，一考即中。至今苏先生还记得考试内容：书写“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少年宫金石书法组的指导教师是著名的篆刻家刘博琴。苏先生从此得名家指点，向着专业的方向钻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市级少年宫算得上中国儿童素质教育的实验基地，各类名师云集，授课活动多样，学生更是千里挑一。常常举办的海内外儿童少年联欢活动中，各种艺术门类的小组各展其长，苏先生所在的金石书法组就是以金石书法篆刻作品示人。少年宫大礼堂经常放映文化名家纪录片，展现齐白石等大师的艺术生涯，对孩子们有很大的激励作用。1965年，成立不久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举办全国少年书法大赛，刘博琴老师带书法组的孩子们去参加，苏先生获得第三名，从此对书法更是着迷。
1966年，“文革”开始。各种标语口号、揭发批判的大字报满布北京的大街小巷、机关工厂、学校乡村。大字报是“文革”中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苏先生的书法专长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红墙上贴大字报的粉纸要九张才能填满，都是用板刷书写。在宽大的空间写字，对于结构的布局安排有很好的训练。”
在一次“中日友好书法展览”上，通过刘博琴老师，苏先生结识了启功先生。“当时启功先生60多岁，拄着拐棍，因颈椎不好，戴着一个脖套。启功先生请刘博琴老师刻几方章。刘老师说没问题，刻好我让学生给您送过去。”之后，苏先生到启先生家送印章。于是就有了来往，苏先生常去启先生家求教。书法将这两代人联系到一起，一代教育大家启功成为这位当时还藉藉无名的年轻人的文化和人生导师。
著名传记片导演丁荫楠在2015年拍摄了电影《启功》（苏先生是本片的顾问之一），描述资深教育家、书画大师启功先生的生平经历。其中描述“文革”时，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命令启功抄写大字报。当启先生执笔书写毛主席诗词时，人们不由自主地围拢上来，被先生书写时淡定的姿态和洒脱的字迹所吸引。红卫兵队长刘雨辰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撕下启先生的字迹拿回去临摹，后寻机会上门向启先生求教书法。至“文革”结束，刘雨辰考入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像启先生一样的教育家。《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在展现丁荫楠导演生涯的文章中写道：“‘文革’破坏了文化传承的教育，但传统文化通过书法的魅力依然在浩劫中赢得胜利。这条线索的安排把文化的自信、教育的力量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苏先生与启先生的翰墨缘，恰恰印证了王众一的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早已跳脱出汉字和艺术的范围，而与时代、人生发生出密切的关联：
商代，人们在器物上镌刻符号以侍奉鬼神，这些符号成为巫术和祭祀仪式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年，书法与仕途相关联，显示了西汉王朝对书法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晋代，帝王大多雅好书法，王羲之父子、陆机、索靖等书法大家频出，与此不无关系；
隋代，文帝创科举制，考试科目中书法占有相当比重，“以书取士”，设置“书学博士”等职位，促进了书法艺术发展；
唐代，太宗李世民下诏，重金收购王羲之书法，将天下王书收归己有，在东西两京的国子监设六学，其中之一便是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
启功先生在讲述书法的结字法则时有言：楷书是行书的基础，楷书中的笔画快写而成行书，但快写不等于省却，不可绕过原有的轨道，即笔笔在轨迹上。中国书法的历史以及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这其中似有一条时代轨迹与个体人生的暗合，其中的连接物便是书法——足见中国书法独有的魔力和功用。
立身在传承
像启功先生一样，苏先生不曾上过大学。
中学毕业后，因为有书法专长，苏先生有机会分配到工厂工作。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这是青年人最好的出路之一。启先生闻知也表示年轻人能分到工厂不容易，嘱他好好写字，也指点他研读《说文解字》《二十四史》等古籍经典。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苏先生却因种种原因错过了机会。1980年，文物出版社招聘编辑，苏先生以自己手抄的一套碑帖书法作品而得时任总编辑的赏识，得以入职。
苏先生说：“到出版社以后，如鱼得水。业余时间看书，到库房、博物馆看碑帖，看真迹。编辑的知识在工作中积累了起来。”
当时，启功先生是文物出版社的顾问，苏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向启先生学习。他曾与启先生开玩笑说：“您看您没学历，让我们也都没学历。”启功先生告诉他，不要在意这些，要踏踏实实在“干中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启先生和董寿平老先生带领下，苏先生和同事编辑出版了一套《历代碑帖法书选》，兼具专业性和普及型，供书法爱好者欣赏和参考。 回忆这次经历，苏先生说：“启先生要求用原大的碑帖，说明文字一定要自己写。他耳提面命，教导怎么做编辑，到哪里找好的版本。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学，编辑、版本、印刷的知识，都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并掌握。”
“在实践中学”，启先生教授知识，也传承文化；“紧张眼慢张口”，启先生处世豁达，身教胜于言教。
在文物出版社，大量接触金石拓片、简牍帛书、名碑丛帖、铜器瓷器、砖瓦雕饰、名人书画等文物真迹，从事鉴定、考证相关的编辑出版工作，苏先生的国学修养和学术造旨日增。
1997年起，苏先生先后担任文物出版社副社长、社长。
文物出版社不仅以保护、抢救文化遗产为己任，还负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之责。其办社方针是：坚持特色，精益求精。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每个月都有日本的出版社来与文物出版社洽谈，先后合作出版了中国博物馆系列书籍，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青铜器》，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欢迎。中国国家文物局在海外举办的文物展览，与文物有关的图书和图片都是文物出版社自己制作，影响很大。苏先生说：“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文物最有说服力。”
文物出版社设有专门拍摄文物的摄影室。文物拍摄的技术要求很高，要有特色、质感，拍陶瓷不能反光，拍青铜器要有立体感。如今，文物出版社的50多万张文物图片正在进行数字化整理，并将会在网络等平台进行分享。
文物出版社历经数年努力，整理出版了《乾隆版大藏经》，共收佛典1675部，7240卷，724函，每函10册，共计6700万字。在精心布置的藏经室内，724个楠木格子，装盛着这部中国最大的版刻典籍。
如今，苏先生是文物出版社的名誉社长。他说：“新任社长和年轻的编辑们正在积极谋划文化走出去，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达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发挥好文物的特色。大收藏家张伯驹的爱国情怀、启功先生对待个人得失的通达，也都值得宣传。”
苏先生因书法而结识启先生，因启先生而深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深感中国传统文人淡泊名利的家国情怀。从学生，到工人，到编辑，再到出版社社长，这样一条职业和人生的轨迹无不以书法为底色，足见书法及其内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精髓，对执业、立身、为人的滋养之功。
以书法之美为人民服务
汉字源起于对自然之物的摹写，称作象形文字。这种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符号，其书写的意趣和审美也与自然密不可分。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卫夫人所著《笔阵图》以自然之物形容书法的点线规则：“点”，若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滕……董其昌评唐代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为：“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宋代黄庭坚的笔画瘦劲，被冠以“树梢挂蛇”的意象。
书法美与自然美相关联，自然之美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苏先生的话说便是：“齐白石画的虾、吴作人画的熊猫、黄胄画的驴、启功写的字，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因为老百姓喜欢美。今天老百姓喜欢的美，不是唐代的美、汉代的美或者明清的美，是符合今天这个时代的美。美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不能片面去看待，要联系地、发展地去看。要让中国书法艺术美在新时代，就要推动书法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说到底，艺术的标准就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只要你歌颂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是从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你所创造的作品就会变成精神的正能量回馈群众。”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时，苏先生就加入其中。他力求成为一名有责任的书法家，用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2016年，苏先生率中国书协开展“书法为民送万福”活动。2017年春节期间，由中国铁路书协提出倡议、中国书协积极响应，在北京站组织了上百名书法家为廣大农民工免费写福字、送春联。各省区市书协也下到边疆和学校开展各类活动。书法家如此大规模地到基层的农村、工厂去写字，以前从未有过。
苏先生说：“没有伟大的时代，就没有书法艺术的繁荣。我们要感恩党和祖国为我们创造的伟大时代，唯有勤勉干事才能有所回报，这是我的心里话。”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俞剑华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说：“自西学东渐，求学之士，多喜用铅笔，今则多喜用自来水钢笔，非为取其便利，亦且为流行时髦之装饰，虽斥巨金，固非所惜。风会所趋，多以用行笔为苦，偶一用之，涂鸦背谬，令人作呕。是不但含美术性质之书法，杳不可见，即求一较为工整者，亦如凤毛麟角，不可必得，书法之坏，如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此番话与苏先生对信息时代，中国孩童弃汉字而打拼音，弃书法而敲键盘的担忧如出一辙。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在苏先生看来，“书写是对文字最高的崇拜，汉字也特别依赖于它的母语文化情感。书写愈多，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敬畏喜乐之心则愈浓；书写愈少，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认同亲密之情则愈淡。”
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苏先生的提案是《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刻不容缓》；2014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苏先生的提案是《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2015年担任书法家协会主席后，苏先生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量时间用于调研，主要内容是“书法进课堂”。在一所学校调研时，校长告诉他，孩子们拿起毛笔写字的10到15分钟，是教室中最安静的时候。苏先生解释说：“软笔蘸上稀墨写在纸上，纸洇了、笔画粗了或不直了，要反复调整，孩子们精力就会很集中。人的大脑一边是感性的，一边是理性的，书法对孩子们左右脑配合很有益处。书法是有法度的，字的结构布局、章法谋划都需要根据每一个字本身的特点进行思考，这对孩子们思维方式的培养也非常有益。”
在苏先生看来，汉字是古人从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演变，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汉字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密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规则都能够在汉字和书法中找到根源。书写过程就是解码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汉字的古人沟通的过程，它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共情能力。这一切对了解中国文化、做好中国人，都是极佳的载体。苏先生说：“必须培养孩子写好中国字，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理念教育孩子，才能培养出爱国爱民族爱家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