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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提升就业质量导向下大学生就业成本收益有关理论为研究基础，基于大学生就业系统广义研究视角，探索性地提出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其核心是实现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四者的目标协同。
关键词：就业质量;大学生就业成本;大学生就业收益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1）11-0016-04
一、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始终强调“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和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党和政府对于就业更高层次的要求，使得现阶段国内呈现出就业质量提升导向态势[1]。然而，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就业环境严峻，人才竞争激烈，就业市场人力资源供大于需且结构性矛盾仍旧凸显。就业过程是就业收益和就业风险成本的综合衡量[2]。在提升就业质量导向下，大学生就业过程应当体现降低就业成本、提高就业收益的逻辑内涵，进而获得高水平的就业利润。现有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对成本收益问题的探讨并不突出，在提升就业质量导向下，系统性探讨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收益的相关研究鲜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为导向，聚焦广义的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探索性地提出了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对策，以期为推动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下成本收益进一步研究，丰富大学生就业质量有关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方向。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梳理
（一）大学生就业质量概念、评价指标体系与影响因素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形成权威的统一概念和理论研究依据。以往相关研究通常将大学生作为某一特定主体并借助就业质量相关概念和理论开展[3]。国外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最早起源于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一词，即“促进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的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国内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并于21世纪逐步热化，但对就业质量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李军锋指出，就业质量是指从业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得报酬或收入情况的优劣程度[4]。国福丽认为，就业质量可以通过就业者的劳动报酬、工作环境、个人发展前景及工作的满意度、单位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和社会满意度等来衡量[5]。
王海平以“大学生就业质量”为题，对2004年至2019年收录于中国知网的1 449篇核心文献，从大学生就业质量概念、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学生就业质量内涵和测量体系的研究仍存在莫衷一是现象，充分体现了认知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中：国内学者主要从市场商品供求视角、就业过程视角、主客观统一这三个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概念进行界定;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内涵和测量指标体系研究视角较为宽泛，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不同的评价指标，在具体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主要从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等评价主体来设置;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则主要包括宏观因素（如政府政策、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等）、中观因素（如学校特征因素等）和微观因素（如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等）[6]。
（二）大学生就业成本收益概念及理论研究脉络
1.国外研究脉络。国外相应成本收益问题的研究更多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就业和失业理论开始溯源。就业成本收益问题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经典和热点话题。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就业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大体研究脉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完全市场弹性假设下的充分就业常态理论。在该假设下，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供给决定需求。马歇尔等学者认为只要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货币工资收益（就业收益）可以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灵活调整，富有弹性的工资收益就足够弥补工人找寻工作支付的成本（就业成本），保证劳动力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2）不完全市场刚性假设下的小于充分就业常态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爆发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学者意识到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设的局限性，不完全市场假设成为主流。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一批学者指出，市场不完全会降低就业成本收益率：一是垄断组织的存在导致的工资刚性，使得工资收益往往高于市场出清水平从而形成失业;二是不公平的劳资收益分配制度使得工人的货币工资收益经常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从而降低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有效需求。（3）完全市场自然失业率假设下的接近充分就业理论。20世纪70年代，贝克尔和舒尔茨基于人力資本理论研究，提出就业过程是就业收益和就业风险成本的综合衡量过程，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就业行为成本收益率，由此提高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被纳入就业分析并日益受到重视。（4）不完全市场粘性假设下的小于充分就业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皮萨里德斯从系统观的角度将劳动的需求方——企业的行为引入劳动搜寻匹配理论，综合考虑了劳动者寻找工作的行为和企业提供职位行为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和职位之间的匹配，将劳动力供需双方、就业收益决定机制纳入模型，指出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提高就业率是值得的。至此制度分析和系统分析成为劳动经济研究的前沿。
国外已经有学者直接从成本或收益方面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如美国学者David Booth等.要求制订大学生的成本计划来限制大学生的贷款行为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收益[7]。George Saridakis等.通过1990—2011年欧洲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揭示了自主择业与失业的长期联系[8]。 2.国内研究脉络。我国学者对大学生就业成本、就业收益和就业风险等问题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并在其后的近20年里不断发展。周俊波和岳昌君较早地对大学生就业成本的概念界定和构成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大学生就业是供需双方双向选择、双方认为合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被欺诈或找不到合适目标的风险并产生成本，并认为大学生就业成本是美国学者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指出，大学生的就业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人单位为招聘而发生的成本、学校进行就业服务而发生的成本和学生为找工作而发生的成本。其中学校进行就业服务而发生的成本通过“就业指导机构对学生就业的实际帮助程度”进行替代;学生为找工作而发生的成本指学生在搜寻工作过程中为获得工作而额外发生的费用（大学生放弃工作机会而产生的机会成本较低而忽略），主要包括：求职简历的制作、交通、招聘会门票、通讯、人情礼品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周俊波和岳昌君的观点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9]。王强和林钧认为大学生就业成本包括大学生为找工作而投入的物力、精力等因素、高校的就业服务成本和用人单位的招聘成本[10]。陈婷等提出大学生就业成本主要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机会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五个维度[11]。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就业收益的界定更多体现为直接经济收益（大学生获得的劳动报酬）、心理收益（大学生对工作的满意度）。许静娴和吴克明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对大学生就业收益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学生流动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如收入的提高和额外福利的增长等）和非货币收益（更宜人的环境、更便利的文化设施和卫生诊所、更高质量的学习培训机会、社会关系的改善、个人心理的满足等）两部分[12]。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对大学生就业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陈荷认为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就业成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替代的，单纯将政府、企业或大学生个体的就业成本割裂开来研究并不科学[13]。杨桂兰和侯亚娟对2006—2016年间大学生就业成本和收益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展望。她们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大学生就业成本收益问题视为一个系统性问题，将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大学生各子系统关联起来研究是未来发展趋势。
三、降低大學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探索
（一）大学生就业问题与就业质量的系统分析
本文借鉴杨桂兰和侯亚娟的研究逻辑，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可以视为一个由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自身构成的一项系统工程。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在一定的经济、资源、社会和制度等外部条件影响与作用下，由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及大学生自身等相互影响与制约的行为主体子系统构成的耦合系统：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四者构成的耦合关系（通常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发生相互影响的关系称为耦合关系）既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可能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视域下，大学生就业质量与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四个子系统高度关联，大学生就业质量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对大学生就业的满意程度、高校对大学生就业的满意程度、用人单位对招聘大学生的满意程度和大学生自身对工作的满意度来衡量。这与国福丽的研究思想一致。当四个子系统达到较高满意程度时，大学生就业总体呈现高质量状态。
（二）关于大学生就业成本、就业收益的进一步探索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考察交易成本问题时，不要局限于‘厂商’‘政府’或‘个体’各自因交易而发生的成本，而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总成本问题。事实上，‘厂商’‘政府’或‘个体’间的交易成本是相互关联和可以相互替代的”。笔者认为，对大学生就业成本的讨论也应当站在社会角度来考虑其总成本问题。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便体现为四个部分：一是政府投入成本，即政府提供就业政策而发生的成本。二是高校服务成本，即高校进行就业服务而发生的成本。三是用人单位招聘成本，即用人单位为招聘而发生的成本。四是大学生自身求职成本，即学生为找工作而发生的成本。因此，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可以看作是其与各组成部分在某一函数对应关系下的映射，逻辑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C=F1（C1，C2，C3，C4）
其中，C为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C1—C4分别为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投入的成本，F1为二者的函数对应关系。
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收益体现为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获得的收益，可以通过就业率（政府和高校获得的收益）、直接经济收益（大学生获得的劳动报酬）、心理收益（大学生对工作的满意度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体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收益可以看作是其与各组成部分在某一函数对应关系下的映射，逻辑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R=F2（R1，R2，R3，R4）
其中，R为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R1—R4分别为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获得的收益，F2为二者的函数对应关系。
大学生就业收益与大学生就业成本之差构成大学生就业利润。
（三）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下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
大学生就业系统的研究视域，其理想状态是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四者在共同需求和竞争下的合作博弈均衡。在此状态下，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及大学生自身互联、互动、互赖、互促，能够实现就业目标协同、就业成本最小、就业收益最大（如图1所示）。其非正常状态是某一或某几个环节的合作博弈失衡，在此状态下，四者可能面临相互制约。此时，大学生就业困难不仅被看作是个体间的行为，更体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大学生就业难的实质是各行为主体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与社会高就业率的群体理性之间的目标冲突，此时四者或部分无法实现目标协同。 四、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实践对策
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框架下，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四者的目标协同，以达到四者在共同需求和竞争下的合作博弈均衡。因此，系统性谋划加强四者目标协同的实践对策尤为必要。基于上述分析，笔者立足于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实际，从加强政府与大学生目标协同、加强高校与大学生目标协同、加强高校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加强政府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四方面提出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实践对策。
（一）加强政府与大学生目标协同：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做好职业规划
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内劳动力市场在改革开放后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已呈现出体制内、体制外多元化的共同发展格局。在新阶段、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传统行业就业市场份额占比逐步降低，新兴产业就业岗位逐渐增多[14]。“十四五”时期，“创新”将成为各领域特别强调的关键词，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深度融合的领域将逐步成为未来大学生及社会就业的风口。加强政府与大学生目标协同要求：（1）政府部门要鼓励高校毕业生在传统就业观念上不断创新。（2）鼓励高校毕业生“找工作先要找风口”，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领域里同样孕育着大量就业、创业新机会。（3）鼓励高校毕业生关注国家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如“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等领域新型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4）高校毕业生自身要积极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在主观上认同就业风口岗位并主动付诸行动，同时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做好职业规划，要避免盲目求职带来的高成本。
（二）加强高校与大学生目标协同：继续支持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指导
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新兴时代和“大众创新、万众创新”的创新创业时代。高校作为培育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就业方向的重要载体，应当：（1）以机制建设为统领，进一步积极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以课程建设和专业设置为抓手，有计划地开展新兴产业课程教学，同时构建专业化、高水平的创新创业导师队伍。（2）以教育基地、大学科技园等平台为载体，大力推进创新创业实训。通过开展科技发明、创业大赛等主题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导大学生走出校园，理论联系实际，在社会里练就过硬本领。（3）加强学生就业指导。以生涯规划和创业教育来扶持青年学生的可就业能力，积极为学生提供规范化、个性化、全程化的就业咨询与服务，对就业困难群体提供个性化帮扶和资源补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积极面向基层就业，面向新兴行业就业，不断提高学生就业质量。（4）大学毕业生要充分利用高校就业指导与自主创新创业课程和优势资源，降低自身就业成本，提高自身就业收益和就业质量[15]。
（三）加强高校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加大对校企合作政策供给力度，促进高校与市场对接
用人单位是否愿意接收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能否为用人单位工作贡献有益的成绩，是高校就业以及教育工作质量的试金石。加强高校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有助于实现二者良性互补和双赢。高校应当：
（1）开源拓岗，深化校企合作。及时制定校企合作方案，通过多元化线上、线下招聘会明确思路，全员抓就業。组织队伍走访用人单位，积极邀请用人单位宣讲人才政策，举办现场招聘活动，签订实习就业协议。（2）完善体系，强化就业育人，促进学校与市场对接。高校应当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援助，定期开展专题讲座，设立就业精准指导。重点关注低收入家庭、少数民族、残疾学生等就业困难群体，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建立帮扶台账，明确就业帮扶要求，不让任何一个就业困难毕业生掉队，建立对就业困难学生的精准化就业服务支持系统，对其能力提升、职场早期体验、就业准备提供精准化支持帮扶。（3）用人单位要有意愿主动与高校尤其是目标院校合作，推动招聘需求与优质生源精准对接，加大现场招聘力度，降低大学生招聘的边际成本。
（四）加强政府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优化就业扶持机制，增加用人单位招聘用工意愿
政府部门是大学生就业政策供给端的重要主体，其政策导向和供给力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是大学生就业政策效果的直接受益者。优化大学生就业政策供给，有助于促进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良性互联、互动。政府部门应当：
（1）建构“政府—学校—产业界”的三位一体就业扶持机制，充分保障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高度成效。
（2）打通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市场之间的信息渠道，建立囊括全国就业政策和就业供求的信息平台，使高校毕业生和市场就业信息能够在不同高校、区域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促进高校毕业生有序高效就业。（3）进一步加大对用人单位减税降费的支持力度，着力稳定现有岗位，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出台税收优惠、减税、免税等政策措施，持续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增加用人单位招聘用工意愿。（4）用人单位要积极关注新出台的优惠政策与准入条件，及时获得可享受的政策红利，并积极传导到大学生招聘的前端环节，提高用人单位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薪酬待遇水平和就业供给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得以改善。
本文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框架下，探索性地论述了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对策，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下大学生就业成本与就业质量的逻辑关系更多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未进行严格数理论证;二是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总收益）与其组成部分的函数关系有待深入分析。这些方面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潘子松，闫岑.就业质量提升导向下大学生就业样态审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3）. [2][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9.
[3]杨桂兰，侯亚娟.大学生就业行为成本收益率研究综述[J].继续教育研究，2016（8）.
[4]李军峰.中国非正规就业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23.
[5]国福丽.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45.
[6]王海平，姜星海.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综述[J].北京教育（高教），2019（4）.
[7]David Booth，Simon Francis，Neil Mcivor，et al..Severe mental illness & employment：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dynamics of decision making[J].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Inclusion，2014（4）.
[8]George Saridakis，Miguel Angel Mendoza，Rebeca I.Mu oz Torres，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long-run：A panel cointegration approach allowing for breaks[J].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2016（3）.
[9]周俊波，岳昌君.大學生就业成本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04（8）.
[10]王强，林钧.大学生就业成本与收益状况实证研究——基于山西省三所省属高校有效样本分析[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2）.
[11]陈婷，吴海燕.我国大学生就业成本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5）.
[12]许静娴，吴克明.大学生就业收益偏低的经济学分析：劳动力流动的视角[J].教育科学，2007（6）.
[13]陈荷.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成本刍议[J].工业技术经济，2007（5）.
[14]唐瑶.“新常态”下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审视及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3）.
[15]姚裕群.大学生就业难何解[J].人民论坛，2019（11）.
关键词：就业质量;大学生就业成本;大学生就业收益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1）11-0016-04
一、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始终强调“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和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党和政府对于就业更高层次的要求，使得现阶段国内呈现出就业质量提升导向态势[1]。然而，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就业环境严峻，人才竞争激烈，就业市场人力资源供大于需且结构性矛盾仍旧凸显。就业过程是就业收益和就业风险成本的综合衡量[2]。在提升就业质量导向下，大学生就业过程应当体现降低就业成本、提高就业收益的逻辑内涵，进而获得高水平的就业利润。现有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对成本收益问题的探讨并不突出，在提升就业质量导向下，系统性探讨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收益的相关研究鲜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为导向，聚焦广义的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探索性地提出了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对策，以期为推动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下成本收益进一步研究，丰富大学生就业质量有关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方向。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梳理
（一）大学生就业质量概念、评价指标体系与影响因素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形成权威的统一概念和理论研究依据。以往相关研究通常将大学生作为某一特定主体并借助就业质量相关概念和理论开展[3]。国外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最早起源于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一词，即“促进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的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国内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并于21世纪逐步热化，但对就业质量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李军锋指出，就业质量是指从业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得报酬或收入情况的优劣程度[4]。国福丽认为，就业质量可以通过就业者的劳动报酬、工作环境、个人发展前景及工作的满意度、单位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和社会满意度等来衡量[5]。
王海平以“大学生就业质量”为题，对2004年至2019年收录于中国知网的1 449篇核心文献，从大学生就业质量概念、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学生就业质量内涵和测量体系的研究仍存在莫衷一是现象，充分体现了认知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中：国内学者主要从市场商品供求视角、就业过程视角、主客观统一这三个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概念进行界定;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内涵和测量指标体系研究视角较为宽泛，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不同的评价指标，在具体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主要从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等评价主体来设置;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则主要包括宏观因素（如政府政策、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等）、中观因素（如学校特征因素等）和微观因素（如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等）[6]。
（二）大学生就业成本收益概念及理论研究脉络
1.国外研究脉络。国外相应成本收益问题的研究更多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就业和失业理论开始溯源。就业成本收益问题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经典和热点话题。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就业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大体研究脉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完全市场弹性假设下的充分就业常态理论。在该假设下，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供给决定需求。马歇尔等学者认为只要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货币工资收益（就业收益）可以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灵活调整，富有弹性的工资收益就足够弥补工人找寻工作支付的成本（就业成本），保证劳动力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2）不完全市场刚性假设下的小于充分就业常态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爆发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学者意识到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设的局限性，不完全市场假设成为主流。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一批学者指出，市场不完全会降低就业成本收益率：一是垄断组织的存在导致的工资刚性，使得工资收益往往高于市场出清水平从而形成失业;二是不公平的劳资收益分配制度使得工人的货币工资收益经常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从而降低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有效需求。（3）完全市场自然失业率假设下的接近充分就业理论。20世纪70年代，贝克尔和舒尔茨基于人力資本理论研究，提出就业过程是就业收益和就业风险成本的综合衡量过程，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就业行为成本收益率，由此提高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被纳入就业分析并日益受到重视。（4）不完全市场粘性假设下的小于充分就业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皮萨里德斯从系统观的角度将劳动的需求方——企业的行为引入劳动搜寻匹配理论，综合考虑了劳动者寻找工作的行为和企业提供职位行为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和职位之间的匹配，将劳动力供需双方、就业收益决定机制纳入模型，指出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提高就业率是值得的。至此制度分析和系统分析成为劳动经济研究的前沿。
国外已经有学者直接从成本或收益方面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如美国学者David Booth等.要求制订大学生的成本计划来限制大学生的贷款行为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收益[7]。George Saridakis等.通过1990—2011年欧洲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揭示了自主择业与失业的长期联系[8]。 2.国内研究脉络。我国学者对大学生就业成本、就业收益和就业风险等问题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并在其后的近20年里不断发展。周俊波和岳昌君较早地对大学生就业成本的概念界定和构成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大学生就业是供需双方双向选择、双方认为合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被欺诈或找不到合适目标的风险并产生成本，并认为大学生就业成本是美国学者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指出，大学生的就业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人单位为招聘而发生的成本、学校进行就业服务而发生的成本和学生为找工作而发生的成本。其中学校进行就业服务而发生的成本通过“就业指导机构对学生就业的实际帮助程度”进行替代;学生为找工作而发生的成本指学生在搜寻工作过程中为获得工作而额外发生的费用（大学生放弃工作机会而产生的机会成本较低而忽略），主要包括：求职简历的制作、交通、招聘会门票、通讯、人情礼品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周俊波和岳昌君的观点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9]。王强和林钧认为大学生就业成本包括大学生为找工作而投入的物力、精力等因素、高校的就业服务成本和用人单位的招聘成本[10]。陈婷等提出大学生就业成本主要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机会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五个维度[11]。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就业收益的界定更多体现为直接经济收益（大学生获得的劳动报酬）、心理收益（大学生对工作的满意度）。许静娴和吴克明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对大学生就业收益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学生流动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如收入的提高和额外福利的增长等）和非货币收益（更宜人的环境、更便利的文化设施和卫生诊所、更高质量的学习培训机会、社会关系的改善、个人心理的满足等）两部分[12]。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对大学生就业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陈荷认为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就业成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替代的，单纯将政府、企业或大学生个体的就业成本割裂开来研究并不科学[13]。杨桂兰和侯亚娟对2006—2016年间大学生就业成本和收益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展望。她们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大学生就业成本收益问题视为一个系统性问题，将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大学生各子系统关联起来研究是未来发展趋势。
三、降低大學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探索
（一）大学生就业问题与就业质量的系统分析
本文借鉴杨桂兰和侯亚娟的研究逻辑，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可以视为一个由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自身构成的一项系统工程。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在一定的经济、资源、社会和制度等外部条件影响与作用下，由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及大学生自身等相互影响与制约的行为主体子系统构成的耦合系统：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四者构成的耦合关系（通常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发生相互影响的关系称为耦合关系）既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可能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视域下，大学生就业质量与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四个子系统高度关联，大学生就业质量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对大学生就业的满意程度、高校对大学生就业的满意程度、用人单位对招聘大学生的满意程度和大学生自身对工作的满意度来衡量。这与国福丽的研究思想一致。当四个子系统达到较高满意程度时，大学生就业总体呈现高质量状态。
（二）关于大学生就业成本、就业收益的进一步探索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考察交易成本问题时，不要局限于‘厂商’‘政府’或‘个体’各自因交易而发生的成本，而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总成本问题。事实上，‘厂商’‘政府’或‘个体’间的交易成本是相互关联和可以相互替代的”。笔者认为，对大学生就业成本的讨论也应当站在社会角度来考虑其总成本问题。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便体现为四个部分：一是政府投入成本，即政府提供就业政策而发生的成本。二是高校服务成本，即高校进行就业服务而发生的成本。三是用人单位招聘成本，即用人单位为招聘而发生的成本。四是大学生自身求职成本，即学生为找工作而发生的成本。因此，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可以看作是其与各组成部分在某一函数对应关系下的映射，逻辑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C=F1（C1，C2，C3，C4）
其中，C为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C1—C4分别为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投入的成本，F1为二者的函数对应关系。
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收益体现为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获得的收益，可以通过就业率（政府和高校获得的收益）、直接经济收益（大学生获得的劳动报酬）、心理收益（大学生对工作的满意度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体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收益可以看作是其与各组成部分在某一函数对应关系下的映射，逻辑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R=F2（R1，R2，R3，R4）
其中，R为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R1—R4分别为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获得的收益，F2为二者的函数对应关系。
大学生就业收益与大学生就业成本之差构成大学生就业利润。
（三）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下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
大学生就业系统的研究视域，其理想状态是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四者在共同需求和竞争下的合作博弈均衡。在此状态下，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及大学生自身互联、互动、互赖、互促，能够实现就业目标协同、就业成本最小、就业收益最大（如图1所示）。其非正常状态是某一或某几个环节的合作博弈失衡，在此状态下，四者可能面临相互制约。此时，大学生就业困难不仅被看作是个体间的行为，更体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大学生就业难的实质是各行为主体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与社会高就业率的群体理性之间的目标冲突，此时四者或部分无法实现目标协同。 四、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实践对策
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框架下，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四者的目标协同，以达到四者在共同需求和竞争下的合作博弈均衡。因此，系统性谋划加强四者目标协同的实践对策尤为必要。基于上述分析，笔者立足于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实际，从加强政府与大学生目标协同、加强高校与大学生目标协同、加强高校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加强政府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四方面提出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实践对策。
（一）加强政府与大学生目标协同：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做好职业规划
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内劳动力市场在改革开放后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已呈现出体制内、体制外多元化的共同发展格局。在新阶段、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传统行业就业市场份额占比逐步降低，新兴产业就业岗位逐渐增多[14]。“十四五”时期，“创新”将成为各领域特别强调的关键词，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深度融合的领域将逐步成为未来大学生及社会就业的风口。加强政府与大学生目标协同要求：（1）政府部门要鼓励高校毕业生在传统就业观念上不断创新。（2）鼓励高校毕业生“找工作先要找风口”，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领域里同样孕育着大量就业、创业新机会。（3）鼓励高校毕业生关注国家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如“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等领域新型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4）高校毕业生自身要积极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在主观上认同就业风口岗位并主动付诸行动，同时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做好职业规划，要避免盲目求职带来的高成本。
（二）加强高校与大学生目标协同：继续支持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指导
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新兴时代和“大众创新、万众创新”的创新创业时代。高校作为培育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就业方向的重要载体，应当：（1）以机制建设为统领，进一步积极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以课程建设和专业设置为抓手，有计划地开展新兴产业课程教学，同时构建专业化、高水平的创新创业导师队伍。（2）以教育基地、大学科技园等平台为载体，大力推进创新创业实训。通过开展科技发明、创业大赛等主题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导大学生走出校园，理论联系实际，在社会里练就过硬本领。（3）加强学生就业指导。以生涯规划和创业教育来扶持青年学生的可就业能力，积极为学生提供规范化、个性化、全程化的就业咨询与服务，对就业困难群体提供个性化帮扶和资源补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积极面向基层就业，面向新兴行业就业，不断提高学生就业质量。（4）大学毕业生要充分利用高校就业指导与自主创新创业课程和优势资源，降低自身就业成本，提高自身就业收益和就业质量[15]。
（三）加强高校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加大对校企合作政策供给力度，促进高校与市场对接
用人单位是否愿意接收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能否为用人单位工作贡献有益的成绩，是高校就业以及教育工作质量的试金石。加强高校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有助于实现二者良性互补和双赢。高校应当：
（1）开源拓岗，深化校企合作。及时制定校企合作方案，通过多元化线上、线下招聘会明确思路，全员抓就業。组织队伍走访用人单位，积极邀请用人单位宣讲人才政策，举办现场招聘活动，签订实习就业协议。（2）完善体系，强化就业育人，促进学校与市场对接。高校应当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援助，定期开展专题讲座，设立就业精准指导。重点关注低收入家庭、少数民族、残疾学生等就业困难群体，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建立帮扶台账，明确就业帮扶要求，不让任何一个就业困难毕业生掉队，建立对就业困难学生的精准化就业服务支持系统，对其能力提升、职场早期体验、就业准备提供精准化支持帮扶。（3）用人单位要有意愿主动与高校尤其是目标院校合作，推动招聘需求与优质生源精准对接，加大现场招聘力度，降低大学生招聘的边际成本。
（四）加强政府与用人单位目标协同：优化就业扶持机制，增加用人单位招聘用工意愿
政府部门是大学生就业政策供给端的重要主体，其政策导向和供给力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是大学生就业政策效果的直接受益者。优化大学生就业政策供给，有助于促进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自身良性互联、互动。政府部门应当：
（1）建构“政府—学校—产业界”的三位一体就业扶持机制，充分保障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高度成效。
（2）打通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市场之间的信息渠道，建立囊括全国就业政策和就业供求的信息平台，使高校毕业生和市场就业信息能够在不同高校、区域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促进高校毕业生有序高效就业。（3）进一步加大对用人单位减税降费的支持力度，着力稳定现有岗位，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出台税收优惠、减税、免税等政策措施，持续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增加用人单位招聘用工意愿。（4）用人单位要积极关注新出台的优惠政策与准入条件，及时获得可享受的政策红利，并积极传导到大学生招聘的前端环节，提高用人单位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薪酬待遇水平和就业供给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得以改善。
本文在大学生就业系统研究框架下，探索性地论述了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提升就业质量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对策，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大学生就业系统视角下大学生就业成本与就业质量的逻辑关系更多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未进行严格数理论证;二是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总成本（总收益）与其组成部分的函数关系有待深入分析。这些方面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潘子松，闫岑.就业质量提升导向下大学生就业样态审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3）. [2][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9.
[3]杨桂兰，侯亚娟.大学生就业行为成本收益率研究综述[J].继续教育研究，2016（8）.
[4]李军峰.中国非正规就业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23.
[5]国福丽.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45.
[6]王海平，姜星海.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综述[J].北京教育（高教），2019（4）.
[7]David Booth，Simon Francis，Neil Mcivor，et al..Severe mental illness & employment：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dynamics of decision making[J].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Inclusion，2014（4）.
[8]George Saridakis，Miguel Angel Mendoza，Rebeca I.Mu oz Torres，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long-run：A panel cointegration approach allowing for breaks[J].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2016（3）.
[9]周俊波，岳昌君.大學生就业成本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04（8）.
[10]王强，林钧.大学生就业成本与收益状况实证研究——基于山西省三所省属高校有效样本分析[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2）.
[11]陈婷，吴海燕.我国大学生就业成本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5）.
[12]许静娴，吴克明.大学生就业收益偏低的经济学分析：劳动力流动的视角[J].教育科学，2007（6）.
[13]陈荷.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成本刍议[J].工业技术经济，2007（5）.
[14]唐瑶.“新常态”下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审视及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3）.
[15]姚裕群.大学生就业难何解[J].人民论坛，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