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袭长袍，被风微微吹拂的长髯，儒家圣贤的精神气质，这是冯友兰留给西南联大师生的记忆影像。
　　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为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这就是二战时期闻名世界的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那位长者正走向路边的一间教室，我和一位同窗远远跟在我们的老师、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后面，也朝着那间教室走去，在那里“人生哲学”将展开它层层的境界。
　　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挑，戴着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回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那位戴墨镜的教授是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金岳霖教授，先生因患目疾，常戴墨镜。这两位教授是世界哲学智慧天空中的两颗灿星，在国内外都深受哲学界同行的敬仰。
　　这是当年有幸亲耳聆听冯友兰讲课的学生郑敏的一段回忆。从这段回忆中，我们感受到金岳霖、冯友兰两位先生的神韵和风采。
　　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字芝生），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他一方面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讲哲学研究方法。他的哲学史，陈寅恪在审查报告里说：“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他分析内圣外王之道，陆续发表了《新世论》《新理学》《新世训》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
　　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听过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在他的印象中，冯友兰个子较高，一把短胡子，穿件大褂，慢慢讲课，有时一句话要讲几分钟，因为他有点儿口吃。冯友兰讲得可真有意思，妙语连珠，使人进入哲理境界。
　　1943年秋，联大开设“伦理课”，由冯友兰讲授，被列为各院系共同必修课。其目的在于“注意阐述贤者嘉言懿行暨伦理道德方面各种基本概念，用以砥砺学生德行，转移社会风气”。主要内容为冯友兰所著《新世训》《新原人》等书，上三四百人的大课。
　　吴讷孙在联大上二年级时，有一个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忽然想到去拜访冯友蘭，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友兰的劝导，吴讷孙改变了消极厌世的人生观，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冯友兰于抗战期间大讲民族哲学，使联大学子精神焕发、信心倍增。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不仅是一名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授，他在联大的公共事务中，参与了联大校务的重要决策。“从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来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成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1942年6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此函系冯友兰执笔，上呈后，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仍是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
　　1942年，昆明物价飞涨，联大教授的生活陷入“啼饥号寒”的困境。“九儒十丐，薪水犹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联大25位系主任上书签名谢绝了。值得一提的是，联大的教授担任的行政职务，纯粹为校务操劳，全是无报酬奉献，只按教授级别领薪水。李继侗、黄钰生两位教授都当过联大的十余种职务。谢绝“特别办公费”签名者担任各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付出了巨大劳动，不肯领取分文补贴。他们在信中写道：“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也是他们的人格操守，这种光风霁月的精神，令今人向往。
　　作家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文中说，这封藏于清华档案馆的原信，经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辨认，认为“此信明白晓畅，用典精当，显然为冯友兰先生手笔”。
　　在抗日战争这段艰难的时期，有论者认为，冯友兰在西南联大论道德有古贤风，著文章乃大手笔，立功求其实，立德求其善，立言求其优，这就叫至真至诚。这正是冯友兰作为中国学者的气派。
　　刘宜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史学者，著有《西南联大三部曲》《百年风雅》等。
　　编辑 巴恬恬 36558426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