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兴起和中国对外政策以及安全战略"革命性"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大跃进不是由于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突然发生的;从毛泽东试图以急剧的革命性手段来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并重建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的勃勃雄心来看,大跃进的发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发展课题中的应有之义。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并通过台海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中美对抗)和中苏关系逆转这两大事件突出地表现出来。上述国内外两方面的变化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就战略目标而言,大跃进名为"超英",实际上是为了"赶苏超美"。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向美国提出挑战,又通过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向苏联"发难",同大跃进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毛泽东当然并非简单地出于发动大跃进的需要而"制造"了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然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发生于1958年夏不能不同大跃进有着密切关系。简而言之,由对外政策革命化而带来的高度紧张的外部压力,使得由大跃进而带来的内部高度紧张的状况显得合理化了。大跃进失败,则是1958年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