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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一个战乱与贫困交织、内乱与外患频仍的世纪，也是一个旧学与新知并存、尊严与家国复兴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也以1949年为界，被历史地分作前后两个截然不同而又相续承继的时期。在这历史转折的当口，一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也由此经历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转型与人生遭际。程十发先生的艺术人生经历与绘画美学观的形成，也正与这个变化着的世纪紧相关联。
松江的青少年时代
程十发（1921—2007），原名潼，小名美孙，字十发，后以字行，上海松江人，祖籍安徽皖南新安。其曾祖程思斋，好读书，通医术，主诊中医大方脉（即现在的中医内科），并以医持家。清末太平天国动乱后期，江浙皖三地战乱，其时上海及周边一地相对安宁，且上海开埠通商后日渐繁华，各地士绅文人纷纷移民此地，程家为避时乱，亦随这第三次移民潮，徙居金山枫泾镇，至程十发，已为第四代。其祖父程子美，其父程欣木，三代而下，克绍箕裘，既读书，亦行医，盛名颇重于地方。后因其祖父早亡，无人教习医术，为承祖业，其父自少年时，既沿江南水道西上，船渡毗邻之浙江嘉善西塘镇，于老字号药铺“钟介福堂”做学徒，专心学习中医内外科医术，并广涉各类中医书籍。其父学徒期问与西塘女子丁织勤相识。学成后，双双回到枫泾，旋因同族关系不合，迁居松江西门外岳庙西侧莫家弄，变卖了祖父分给的十几亩田地，自办中医诊所，挂牌行医，程十发即出生于此。3岁时，全家复移居松江马路桥西富家弄。
影响程十发少年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环境的变化，二是江南民间底层生活环境与大时代的变迁。
先说家庭环境的变化对少年程十发的影响。程十发的父亲程欣木承祖医道，也以中医内科为主。大体而言，那个时代的乡村医生中主治中医大方脉的医生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古时对学中医内科者的医术和人品要求都很高，不光要通晓各类中医技术，还要对《黄帝内经》《千金要方》《本草纲目》等众多中医书籍非常熟悉。这就要读很多书，不光要读医学书籍，还要读释老读孔儒：不光要读书，还要了解一些琴棋书画和医德人伦之道。所以，虽然程十发的父亲因家境贫寒而没能经历更多的私塾教育，但他经由学徒生涯，通过自学而成为乡人拥戴的儒医，这一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童年程十发自强意识的塑造是有影响的。这是其父言传身教所给予童年程十发的第一笔精神财富。
另外，我们从程十发的回忆文章《绘画与探索——程十发自述》中知道，程十发的父亲不光是一位儒医，对书画也非常感兴趣，闲来还喜欢种一些盆栽。可见其父是一位灵巧不迂腐，对文化有兴味，对生活有期待的人，虽然乡村医生的家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富裕，但这并不妨碍其父对生活趣味的追求。过去的医生开药方都是用毛笔的，因而一手好字是基本的童子功，书画本同源，这也可以解释其父为什么喜欢书画，这在旧时候的江南耕读文化语境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喜欢书画，所以他的父亲就会在家里悬挂一些字画以自赏。在程十发的回忆文章及其藏画题跋中，我们注意到两个细节，即程十发对其父将一幅任伯年《骑驴图》的石印上色复制品悬挂在诊所这一场景印象深刻。另一个细节，程十发在一幅胡公寿花乌条屏的题跋中谈及童年家中纱格窗上所见之胡公寿画作。循此的疑问是，为什么其父喜欢悬挂任伯年的画作？程十发又为什么对这些场景印象深刻呢？考察那一时段的绘画史，我们了解到，19世纪中后期的海上画坛，花鸟画俨然成为主流，而在前海派赵之谦之后，颇具影响力的正是以人物画与花鸟画见长的任伯年。作为中海派的中坚人物，任伯年的绘画在吸收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从江南民间艺术和民间故事中取材，突出对一般市井人物和生活的表现，在色彩、线条与构图上融入民间风味，造型夸张奇特，脱去了传统文人画的书卷气与正统派的庙堂之气，增强了世俗性，从而创造出雅俗共赏的格调，更合乎一般市民的口味。虽然程十发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距离任伯年去世已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正是吴昌硕绘画盛名中天的时期），但任伯年绘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有钱有闲阶层，而波及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世俗化的流行风尚，足可见任氏画风广泛的社会影响面。更为重要的是，任氏《骑驴图》所表现出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朴素本分的生活观念，也是能够引起众多一般民众情感和思想共鸣的重要原因，程十发的父亲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乡村医生，自然也不例外地在诊所中悬挂上一幅任伯年的畫作以自勉自醒。此外，石印技术作为20世纪20年代最为时髦的印刷传播技术之一，犹如20世纪30年代的月份牌广告画的流行一样，也正处在它最为鼎盛的技术时代。因此，任伯年画作石印品在那个时代的传播，可以说既是那个时代家居生活的流行风潮，也与那个时代一般民众的审美期待若合符契吧。至于纱格窗上胡公寿的画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中期海派书画家的社会影响力之广之深。人的记忆有时是有选择性的，并且这种选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坚硬，也更加丰满，程十发对这些场景之所以印象深刻，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他日后选择从事绘画创作的经历有关。他如果做了一名医生，或许又有另外特别的记忆。其父一个不经意的生活举动所涵容的通达明快、谦卑本分的品性，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程十发的人生选择和人生态度，或许这就是家风的影响和传承使然吧。
如果说，来自父辈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影响是一股涓涓溪流的话，那么，来自父辈友朋的提携和鼓励，则是最为直接的精神推动力了。程十发的父亲以行医为业，自然会结识很多地方上的各色人等，从达官显要到普通百姓，从文人士夫到乡野农人，但由于喜爱书画，便会多一些松江一地的乡村文人及小知识分子朋友。按程十发的自述，清代知名士绅张祥河的孙子张铸（字定九）也喜欢画画，和程十发的父亲交好，诗文书画往还较多。当程十发6岁开蒙前后，张铸曾以胡佩衡主编之《山水入门》，及《芥子园画谱》、《飞影阁画谱》等，赠予童年程十发，还时常带来纸笔给他，教他画画，成为他的启蒙画师，这激起了童年程十发画画的兴趣，盎然不可止，甚至家里的包药纸都被他用来涂鸦。程十发的书画之路，由此开步。 少年程十发本可以在这种还算小康安定的乡村医生家庭中长大，并且有机会接触更多更有才气的书画家拜师学艺，与新学变革激烈的大上海靠得更近一些，接受相对更好的教育，游览更多的名山大川，熏养更开阔的心胸与视野。但这所有的可能，在他9岁时（1929）戛然而止，其父病重亡故，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家道顿时维艰，由母独立支撑，初替人缝制衣服度日，后亦悬牌行医，以卖膏药为生，供其继续上学。其父往昔的朋友断续疏远，同族往来日渐稀少。于是，家庭變故所带来的贫穷与孤苦，遂成为童年程十发成长道路上的第二道门槛，少年程十发与其母相依为命，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必须设法跨过去，从这种少年的孤独生活中，寻找出路。在中国绘画史上，“少孤”而奋发成名的画家很多，吴道子、陈洪绶、渐江、石涛、傅抱石等皆是，并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坚韧、聪慧、好学、勤奋，志坚不移，并且皆是从社会的边缘地一步步走向文艺的中心，程十发也如此。正如其子程助所言，“程十发学画贫穷不能移，身患重病不改变，这可能和他从小丧父有关，养成了他坚韧独立的性格”。
一个人的成长，内在的坚实是主要的驱动力，但这种内心的坚硬必须要有一个突破口，以与生活的环境相协调，与时代的变迁相融合，否则很容易变成孤愤的井底之蛙，偏执而没有前途。少年程十发正是以绘画为突破口，培养了画画的兴趣，失去父佑的人生从此有了寄托。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促使他发现了民间艺术的鲜活与民间文化的生动，江南水乡小街日常生活的人间百味，冲淡了他青少年时光“少孤”的孤绝心境，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据熟悉程十发的朋友们讲，程十发自小言语不多，有时还稍有讷口，但他却是一个非常喜欢说话的人，可见他并没有被底层的孤独生活所压倒。
这里就要说到影响其成长的第二个因素，也即江南民间底层生活环境与大时代的变迁所给予程十发的时运与机缘。程十发是上海松江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松江仍属江苏省辖治，松江作为环太湖文化生态圈的一个环节，有着非常丰厚的地域文化流传。松江糅合苏南与浙东两地文化于一体，是典型的吴越文化交汇的地方，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曾出过众多的书画名家。明末以董其昌、陈继儒、顾正谊、赵左、沈士充等为代表的松江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接续苏州吴门画派衣钵，而又开启清代“四王”和“四僧”画风新气象的重要画派。董其昌“南北宗论”书画理论的提出，更是影响了明末之后四百多年绘画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笔丰厚的艺术文化遗产，就沉淀在程十发少年时期的松江土地上，融入湖山之下，融入园林建筑之间，融入乡风俚俗之中，成为了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的，他童年所生活的松江小街上，“有很多手工业的作坊，有用土法印彩色的土布作坊、染坊，还有刻神像的店，还有水印木刻糊纸牌的店铺，还有用脚踏的车床做的木器玩具、用具等原始手工艺品店”。这种周遭的生活环境，大体上就是少年程十发艺术人生起步的生活原境了。这一点与傅抱石早年的生活环境颇有些类似，都是生活在书画文玩和民间乡土艺术并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只是程十发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松江，而傅抱石则生活在20世纪初的江西新余。这种文化生态或许正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独特生存方式之一。
这样一来，在程十发早年较为平实的艺术启蒙生活中，来自童年时期对父亲的记忆与追怀，和日常耳濡目染的江南水乡小街社会底层生活，共同构成了他艺术人生起步的底色，这也成为了影响他日后艺术审美取向的重要风向标。
松江紧邻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交通的阻隔以及人口结构的不同，也呈现出与近现代国际大都市截然不同的文化格局，松江仍旧是一个相对传统保守的地方。虽然深受近代土洋文化混杂的影响，宗教趋于多元，教堂也随处可见，但更多的仍然是以传统寺院与私家宅园建筑为主，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被西化的观念所替代。不过，旧学与新学的变革已经波及到松江一地，私塾的教育形式已逐渐被学校教育模式所代替。到程十发适学的时候，已不上私塾而改上新式学校接受知识了。1934年程十发从松江白龙潭小学（现为岳阳小学）毕业，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大学附中（即光启中学，现为松江二中），此年他14岁，因国文及美术的成绩好，校长（中国籍神父）就用“天才教育”的方式鼓励少年程十发。由于自小即爱画画，对文史书画感兴趣，到处看古迹，站在城墙上看古柏参天的孔庙，看宝塔高耸的佛寺、市集兴隆的东岳庙，以及基督教堂的屋尖与钟楼：喜欢看社戏，观察人世百态，不爱受拘束。1935年，少年程十发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华民国全国儿童绘画展览会，并当众挥毫，渴望以后成名成家的想法开始在他的脑中萌发。由于偏科明显，他的学校启蒙教育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及至初中将要升高中时，因为数学一度太差而没办法升学，这与早年潘天寿、傅抱石辈的学校教育经历迥然不同。但少年程十发遇事多喜欢按照兴趣自学，因而自学能力极强，也颇有自律意识。此时，他已临摹了不少珂罗版古画册，买不起就设法借来在油灯下日夜临摹，他甚至将一本借来的《黄鹤山樵画册》中的一幅幅小画临至原画大小，以揣摩王蒙牛毛皴笔触的细微变化。不等初中毕业，他就投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并被录取。
正当17岁（1937年）的程十发准备圆他的艺术之梦时，时局发生了变化，抗战爆发了，日军从松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千年松江古城，无数的古建筑古遗迹瞬间毁于兵燹，民众四散，程十发只能暂时携母避难乡间。一年来归，已断壁残垣，家中被劫无遗物。国难当头，时局维艰，然而，学业前途不可荒废，18岁（1938年）的程十发需要为来年的美专生活做好准备，特别是昂贵的学费。
上海美专时期的程十发
到目前为止，程十发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期的学习生活以及艺术创作的文献相对较少，已有的文献记录与研究情况，大体围绕程十发的几篇讲稿、自述和谈话等资料展开，可归纳为四个要点：1.学校训练较宽松，以放养式自由学习为主：2.当年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的课程设置主要以山水、花鸟为主，没有人物画课程，故程十发主要学的是山水、花鸟及书法篆刻等：3.程十发对王个簃、李仲乾、汪声远、顾坤伯几位老师有较深印象：4.程十发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尴尬处境。
松江的青少年时代
程十发（1921—2007），原名潼，小名美孙，字十发，后以字行，上海松江人，祖籍安徽皖南新安。其曾祖程思斋，好读书，通医术，主诊中医大方脉（即现在的中医内科），并以医持家。清末太平天国动乱后期，江浙皖三地战乱，其时上海及周边一地相对安宁，且上海开埠通商后日渐繁华，各地士绅文人纷纷移民此地，程家为避时乱，亦随这第三次移民潮，徙居金山枫泾镇，至程十发，已为第四代。其祖父程子美，其父程欣木，三代而下，克绍箕裘，既读书，亦行医，盛名颇重于地方。后因其祖父早亡，无人教习医术，为承祖业，其父自少年时，既沿江南水道西上，船渡毗邻之浙江嘉善西塘镇，于老字号药铺“钟介福堂”做学徒，专心学习中医内外科医术，并广涉各类中医书籍。其父学徒期问与西塘女子丁织勤相识。学成后，双双回到枫泾，旋因同族关系不合，迁居松江西门外岳庙西侧莫家弄，变卖了祖父分给的十几亩田地，自办中医诊所，挂牌行医，程十发即出生于此。3岁时，全家复移居松江马路桥西富家弄。
影响程十发少年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环境的变化，二是江南民间底层生活环境与大时代的变迁。
先说家庭环境的变化对少年程十发的影响。程十发的父亲程欣木承祖医道，也以中医内科为主。大体而言，那个时代的乡村医生中主治中医大方脉的医生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古时对学中医内科者的医术和人品要求都很高，不光要通晓各类中医技术，还要对《黄帝内经》《千金要方》《本草纲目》等众多中医书籍非常熟悉。这就要读很多书，不光要读医学书籍，还要读释老读孔儒：不光要读书，还要了解一些琴棋书画和医德人伦之道。所以，虽然程十发的父亲因家境贫寒而没能经历更多的私塾教育，但他经由学徒生涯，通过自学而成为乡人拥戴的儒医，这一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童年程十发自强意识的塑造是有影响的。这是其父言传身教所给予童年程十发的第一笔精神财富。
另外，我们从程十发的回忆文章《绘画与探索——程十发自述》中知道，程十发的父亲不光是一位儒医，对书画也非常感兴趣，闲来还喜欢种一些盆栽。可见其父是一位灵巧不迂腐，对文化有兴味，对生活有期待的人，虽然乡村医生的家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富裕，但这并不妨碍其父对生活趣味的追求。过去的医生开药方都是用毛笔的，因而一手好字是基本的童子功，书画本同源，这也可以解释其父为什么喜欢书画，这在旧时候的江南耕读文化语境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喜欢书画，所以他的父亲就会在家里悬挂一些字画以自赏。在程十发的回忆文章及其藏画题跋中，我们注意到两个细节，即程十发对其父将一幅任伯年《骑驴图》的石印上色复制品悬挂在诊所这一场景印象深刻。另一个细节，程十发在一幅胡公寿花乌条屏的题跋中谈及童年家中纱格窗上所见之胡公寿画作。循此的疑问是，为什么其父喜欢悬挂任伯年的画作？程十发又为什么对这些场景印象深刻呢？考察那一时段的绘画史，我们了解到，19世纪中后期的海上画坛，花鸟画俨然成为主流，而在前海派赵之谦之后，颇具影响力的正是以人物画与花鸟画见长的任伯年。作为中海派的中坚人物，任伯年的绘画在吸收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从江南民间艺术和民间故事中取材，突出对一般市井人物和生活的表现，在色彩、线条与构图上融入民间风味，造型夸张奇特，脱去了传统文人画的书卷气与正统派的庙堂之气，增强了世俗性，从而创造出雅俗共赏的格调，更合乎一般市民的口味。虽然程十发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距离任伯年去世已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正是吴昌硕绘画盛名中天的时期），但任伯年绘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有钱有闲阶层，而波及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世俗化的流行风尚，足可见任氏画风广泛的社会影响面。更为重要的是，任氏《骑驴图》所表现出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朴素本分的生活观念，也是能够引起众多一般民众情感和思想共鸣的重要原因，程十发的父亲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乡村医生，自然也不例外地在诊所中悬挂上一幅任伯年的畫作以自勉自醒。此外，石印技术作为20世纪20年代最为时髦的印刷传播技术之一，犹如20世纪30年代的月份牌广告画的流行一样，也正处在它最为鼎盛的技术时代。因此，任伯年画作石印品在那个时代的传播，可以说既是那个时代家居生活的流行风潮，也与那个时代一般民众的审美期待若合符契吧。至于纱格窗上胡公寿的画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中期海派书画家的社会影响力之广之深。人的记忆有时是有选择性的，并且这种选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坚硬，也更加丰满，程十发对这些场景之所以印象深刻，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他日后选择从事绘画创作的经历有关。他如果做了一名医生，或许又有另外特别的记忆。其父一个不经意的生活举动所涵容的通达明快、谦卑本分的品性，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程十发的人生选择和人生态度，或许这就是家风的影响和传承使然吧。
如果说，来自父辈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影响是一股涓涓溪流的话，那么，来自父辈友朋的提携和鼓励，则是最为直接的精神推动力了。程十发的父亲以行医为业，自然会结识很多地方上的各色人等，从达官显要到普通百姓，从文人士夫到乡野农人，但由于喜爱书画，便会多一些松江一地的乡村文人及小知识分子朋友。按程十发的自述，清代知名士绅张祥河的孙子张铸（字定九）也喜欢画画，和程十发的父亲交好，诗文书画往还较多。当程十发6岁开蒙前后，张铸曾以胡佩衡主编之《山水入门》，及《芥子园画谱》、《飞影阁画谱》等，赠予童年程十发，还时常带来纸笔给他，教他画画，成为他的启蒙画师，这激起了童年程十发画画的兴趣，盎然不可止，甚至家里的包药纸都被他用来涂鸦。程十发的书画之路，由此开步。 少年程十发本可以在这种还算小康安定的乡村医生家庭中长大，并且有机会接触更多更有才气的书画家拜师学艺，与新学变革激烈的大上海靠得更近一些，接受相对更好的教育，游览更多的名山大川，熏养更开阔的心胸与视野。但这所有的可能，在他9岁时（1929）戛然而止，其父病重亡故，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家道顿时维艰，由母独立支撑，初替人缝制衣服度日，后亦悬牌行医，以卖膏药为生，供其继续上学。其父往昔的朋友断续疏远，同族往来日渐稀少。于是，家庭變故所带来的贫穷与孤苦，遂成为童年程十发成长道路上的第二道门槛，少年程十发与其母相依为命，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必须设法跨过去，从这种少年的孤独生活中，寻找出路。在中国绘画史上，“少孤”而奋发成名的画家很多，吴道子、陈洪绶、渐江、石涛、傅抱石等皆是，并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坚韧、聪慧、好学、勤奋，志坚不移，并且皆是从社会的边缘地一步步走向文艺的中心，程十发也如此。正如其子程助所言，“程十发学画贫穷不能移，身患重病不改变，这可能和他从小丧父有关，养成了他坚韧独立的性格”。
一个人的成长，内在的坚实是主要的驱动力，但这种内心的坚硬必须要有一个突破口，以与生活的环境相协调，与时代的变迁相融合，否则很容易变成孤愤的井底之蛙，偏执而没有前途。少年程十发正是以绘画为突破口，培养了画画的兴趣，失去父佑的人生从此有了寄托。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促使他发现了民间艺术的鲜活与民间文化的生动，江南水乡小街日常生活的人间百味，冲淡了他青少年时光“少孤”的孤绝心境，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据熟悉程十发的朋友们讲，程十发自小言语不多，有时还稍有讷口，但他却是一个非常喜欢说话的人，可见他并没有被底层的孤独生活所压倒。
这里就要说到影响其成长的第二个因素，也即江南民间底层生活环境与大时代的变迁所给予程十发的时运与机缘。程十发是上海松江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松江仍属江苏省辖治，松江作为环太湖文化生态圈的一个环节，有着非常丰厚的地域文化流传。松江糅合苏南与浙东两地文化于一体，是典型的吴越文化交汇的地方，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曾出过众多的书画名家。明末以董其昌、陈继儒、顾正谊、赵左、沈士充等为代表的松江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接续苏州吴门画派衣钵，而又开启清代“四王”和“四僧”画风新气象的重要画派。董其昌“南北宗论”书画理论的提出，更是影响了明末之后四百多年绘画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笔丰厚的艺术文化遗产，就沉淀在程十发少年时期的松江土地上，融入湖山之下，融入园林建筑之间，融入乡风俚俗之中，成为了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的，他童年所生活的松江小街上，“有很多手工业的作坊，有用土法印彩色的土布作坊、染坊，还有刻神像的店，还有水印木刻糊纸牌的店铺，还有用脚踏的车床做的木器玩具、用具等原始手工艺品店”。这种周遭的生活环境，大体上就是少年程十发艺术人生起步的生活原境了。这一点与傅抱石早年的生活环境颇有些类似，都是生活在书画文玩和民间乡土艺术并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只是程十发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松江，而傅抱石则生活在20世纪初的江西新余。这种文化生态或许正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独特生存方式之一。
这样一来，在程十发早年较为平实的艺术启蒙生活中，来自童年时期对父亲的记忆与追怀，和日常耳濡目染的江南水乡小街社会底层生活，共同构成了他艺术人生起步的底色，这也成为了影响他日后艺术审美取向的重要风向标。
松江紧邻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交通的阻隔以及人口结构的不同，也呈现出与近现代国际大都市截然不同的文化格局，松江仍旧是一个相对传统保守的地方。虽然深受近代土洋文化混杂的影响，宗教趋于多元，教堂也随处可见，但更多的仍然是以传统寺院与私家宅园建筑为主，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被西化的观念所替代。不过，旧学与新学的变革已经波及到松江一地，私塾的教育形式已逐渐被学校教育模式所代替。到程十发适学的时候，已不上私塾而改上新式学校接受知识了。1934年程十发从松江白龙潭小学（现为岳阳小学）毕业，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大学附中（即光启中学，现为松江二中），此年他14岁，因国文及美术的成绩好，校长（中国籍神父）就用“天才教育”的方式鼓励少年程十发。由于自小即爱画画，对文史书画感兴趣，到处看古迹，站在城墙上看古柏参天的孔庙，看宝塔高耸的佛寺、市集兴隆的东岳庙，以及基督教堂的屋尖与钟楼：喜欢看社戏，观察人世百态，不爱受拘束。1935年，少年程十发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华民国全国儿童绘画展览会，并当众挥毫，渴望以后成名成家的想法开始在他的脑中萌发。由于偏科明显，他的学校启蒙教育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及至初中将要升高中时，因为数学一度太差而没办法升学，这与早年潘天寿、傅抱石辈的学校教育经历迥然不同。但少年程十发遇事多喜欢按照兴趣自学，因而自学能力极强，也颇有自律意识。此时，他已临摹了不少珂罗版古画册，买不起就设法借来在油灯下日夜临摹，他甚至将一本借来的《黄鹤山樵画册》中的一幅幅小画临至原画大小，以揣摩王蒙牛毛皴笔触的细微变化。不等初中毕业，他就投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并被录取。
正当17岁（1937年）的程十发准备圆他的艺术之梦时，时局发生了变化，抗战爆发了，日军从松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千年松江古城，无数的古建筑古遗迹瞬间毁于兵燹，民众四散，程十发只能暂时携母避难乡间。一年来归，已断壁残垣，家中被劫无遗物。国难当头，时局维艰，然而，学业前途不可荒废，18岁（1938年）的程十发需要为来年的美专生活做好准备，特别是昂贵的学费。
上海美专时期的程十发
到目前为止，程十发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期的学习生活以及艺术创作的文献相对较少，已有的文献记录与研究情况，大体围绕程十发的几篇讲稿、自述和谈话等资料展开，可归纳为四个要点：1.学校训练较宽松，以放养式自由学习为主：2.当年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的课程设置主要以山水、花鸟为主，没有人物画课程，故程十发主要学的是山水、花鸟及书法篆刻等：3.程十发对王个簃、李仲乾、汪声远、顾坤伯几位老师有较深印象：4.程十发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