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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众多唐代著名诗人中，对王维的接受经历了曲折和复杂的历史变迁，这或许是因为王维自身的人生经历和诗乐画共通的艺术才情。本文通过梳理唐、宋、元、明的社会思潮以及分析王维接受的思想脉络。从清初的王夫之对王维诗歌“自然”品评的接受出发，指出王维及其诗歌接受在清除的转变——逐渐摆脱单纯的以儒家诗论品评的思想观念。通过分析，试图对清初王维接受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从而推进王维接受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王维；王夫之；接受；清初；自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14-03
王维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兼画家，多才多艺，在当时文坛就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后也受到历代文论家和诗画家的广泛关注以及众多读者的青睐。王维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思想上的复杂性造成了后人接受王维的多样性。有关王维诗歌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历朝历代都有其侧重点，各个历史时期也对王维褒贬不一，争议不断。然而，在王维接受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做的还比较薄弱。笔者在中国知网进行搜检后，发现关于王维的接受研究论文不足十篇，从王夫之的诗学角度去探究王维接受状况，也很少有人做此类工作。本文通过梳理王维的历史接受梗概，从社会思想背景出发，通过探究王夫之对王维诗歌的评价来窥探清初王维接受的端倪。
一、王夫之以前的王维接受概要
王维的名声在盛唐和中唐应该是取得了最大的反响，有时候甚至比李白杜甫的地位还高。当时就有“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之美誉。唐玄宗天宝年间编辑的《河岳英灵集》，王维被列为三十五位“河岳英灵”之冠。唐代宗下令编辑王维诗，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王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此时王维被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有以下原因，第一，主要是统治者的爱好和大力提倡。或许唐肃宗看了王维的那首《凝碧诗》对王维的格外宽恕就是最好的见证吧；第二，社会的接受左右着文学的走向和兴衰。安史之乱以后，人们对统一的政治权威的藐视，信仰迷惘，心态失落甚至颓废。自唐代宗开始，虽然在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中兴”时期，但是，社会矛盾并未真正缓和。正是这样一种迷惘的社会气氛，恰好给王维诗的流传提供了较为丰厚的土壤；第三，学术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风的变化。从思想背景上讲，由于唐代自始至终缺乏绝对权威，没有定于一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儒道释三家互相抗衡、也互相消解，致使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很多诗人、诗论家在思想行为上又不为儒学一家所限单纯以儒教为依据，而又兼佛、道。因而士人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行为开放浪漫，思想作风并不狭隘，没有以儒家的那种学品与人品并重的观点论诗，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从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里面可以看到。正是上述造就了王维诗歌风靡一时。
然而到了宋金元时期，对王维的评价就日趋下降，各种观点也趋于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当推王维给叛军安禄山当给事中一职。所以到了宋金元的这个时期，王维的诗歌几乎很少问津。对王维推崇主要表现在对王维“画家”的这一身份的重新确认，如黄庭坚诗云:“丹青王右丞，诗句妙九州岛”。[1]张彦远谈到：“王维……有高致，信佛理……清源寺壁上《辋川》，笔力雄壮……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2]而诗作论述的较少，甚至对王维的评价也颇有微辞。不过也有相关诗歌论述，如我们熟知的苏轼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等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宋金元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分析，最值得关注的是北宋的诗文运动、南宋的抗金复国、元代的民族矛盾，以及理学思想的兴盛等等。这些社会背景，使得诗人和诗论家们要求诗歌继承儒家文艺思想的传统，对社会现实起到积极的讽喻教化作用。王维诗的“用于世”、“明教化”方面明显不足。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摩诘心淡泊，本学佛而善画，出则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归则餍饫辋川山水，故其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3]这种诗风显然与社会所要求的那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风格相聚甚远；第二，王维因在安禄山麾下做伪官，这成为宋金元文人诟骂的主要方面，加之宋金元时期的儒学在政治统治地位的确立，整个时代特别注重人物的气节品德。宋人罗大经说：“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则其轻在彼。”[4]以上观之，王维“身陷囹圄”被人责难就自然可以理解了。上述两点主要是从社会背景和个人品格气节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维本人以及其诗歌特点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思想、诗学评论主流都不相符，所以在接受上遭到忽视是不可避免的。
二、明末清初诗论思想特点
明清王维接受的主要思想根基较为相似，都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背景下共同影响发展的。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则倾向于宋儒开创的“新儒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当然，文学创作与品评也同样受到这种历史思潮的影响。因此唐诗接受也产生了变化，标举韵律分析作诗之法的选本增多，明清更多则对王维律绝的分析以及对诗歌风格的归纳。而以雅正为标准的评诗倾向，使得王维没有成为研究的重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维的接受如宋金元一样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明清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大总结时代。文化上，虽然奉行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体系，但在一些学术和诗论中，也出现多样化的思想萌芽和“话语”自由。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它们所包含的个性解放的倾向，对于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美学思想是严重的冲击。袁宏道提出了“情随境变，字逐情生”的命题，直接对抗儒家的道统美学观。这一方面说明了明清诗风的逐渐转变，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儒家美学、诗学思想的冲击。清初在诗学品评上继承了明代的某些特点，钱锺书说：“清初诗家如天生、竹垞、翁山，手眼多承七子，即亭林、海村亦无不然。毛西河扬言薄七子，而仍未脱彀中。匪特渔洋为‘清秀鱼鳞’。世人以为七子光焰至牧斋而僭者，失之未考耳”（《谈艺录》）。[5]这说明清初的诗学仍受到明代的影响，尤其是重“情”，重情感的自由表达，以及多元化的诗学观念的萌发。
明清对王维也有少量论述，比如明人高棅的《品汇》里面称王维是“五绝正宗，七绝羽翼”，胡应麟《诗数》“右承五言，工丽闲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礼高秋夜’、‘楚塞三湘接’、‘风劲角弓鸣’、‘扬子谈经处’等篇，绮丽精工，沈宋合调者也。‘寒山转苍翠’、‘一从归百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静’等篇，幽闲古澹，储孟同声也”。[6]以及清代人宋长白的《柳亭诗话》谈到“王摩诘诗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又曰：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羣疎，刘晌作右丞传曰：‘维兄弟俱奉佛，日饭十数名僧以元谈为乐。岂凝碧池后有戒心而然耶？’然读其全集，超悟非凡，自是夙慧所钟，非晚年论定也。”[7]这种说法当然与明代人都差不多，都认为王维诗律诗工丽闲澹，做人较为冲淡。值得一提的是清人赵殿成所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较为客观的评价了王维的诗歌作品。
然而上述的评价毕竟只是少数，很多诗论家评价也不是很客观。王夫之对王维的接受及其评价有不同于其它人之处，下面我们通过王夫之及其它的著作来管窥一二。
三、王夫之的王维接受状况
（一）王夫之思想及其背景
王夫之参加过明的科举考试，敦厚，儒孝，尚教化说，又精佛理，明亡以授弟子为业，后又隐居瑶乡，四十年不闻声名。
王夫之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胆总结与奋力创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在“观生居”住处，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句作为自己楹联，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另外，王夫之的思想体系中积极地吸收了佛学思想，他还把佛教加以改造，从而统一了“名”与“实”的这两种范畴。在文艺诗学方面，主要有《诗释》《夕堂永日绪论》《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却没有《宋诗评选》。这里我们可以略微看出它的文学观。总体来讲，王夫之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收佛学和道家思想。在《诗释》的一开篇就写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8]可见王氏论诗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主要还是从儒家的诗文教化观念出发的。然而当我们从《诗释》的整体观点出发就可以发现王氏的变革精神，“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别有风旨”。[9]王氏在开篇对于王通续《春秋》的辩解，认为诗经也不一定都是圣贤的美言美行，其内容也未必非常纯粹，后人所续的未必比前人差。就此一点，鲜明的体现出了王氏敢于批判敢于变革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个人对于王维的态度。从王夫之的个人经历看，顺治三年（1646）清军南下，王氏与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失败后奔赴广东肇庆，经瞿式耜推荐任南明永历政权的行人司行人。此后几年王氏一直过着逃遁漂泊的日子。顺治十四年（1657）才带着妻儿回到衡阳，隐居在石船山麓潜心治学、辛勤笔撰。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青年的王夫之是具有抗清救国的巨大热情和勇气，也亲身践行了儒家所倡导的“士”基本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唐诗评选》中看出，王氏并没有因为王维违反了儒家所倡导的“忠义”观点而对王维的个人品德议论纷纷。而以一些新的观点或者说不同于前人的态度来接受王维、评价王维的作品。这充分体现出了王维接受在清初的嬗变，他不同于以往，过于教条的依照儒家“以人论诗”的作品人格必须统一的美学观念，而是更为理性、公平的处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这一点有很强的民主色彩，充分反映了清初诗学变化的风格特征与较为宽松的思想背景。
王夫之的《唐诗评选》中选王维诗如下：乐府歌行《答张五弟》《榆林郡歌》；五言古诗《渭川田家》《终南别业》《西施咏》《自大散以还深林密竹瞪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五言律诗《终南山》《观猎》《从歧王过杨氏别业应教》《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过香积寺》《使至塞上》《送平淡然判官》《山居秋螟》《惘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送梓州李使君》《登裴秀才迪小台》《山居即事》；五言排律《送李太守赴上》《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饮应制》《过沈居士山居哭之》；七言律诗《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和太常主簿温泉寓目》《救赐百官樱桃》《出塞作》。从选诗的分布来看，选杜甫较多，选王维的诗则对王维的五七律和五言排律比较重视，却没有选《惘川集》中的最有艺术特色的诗。我们可以发现王夫之跟明代的诗选家有所不同，明代诗选家主要侧重王维的五绝和七绝的选录，比如高棅在《唐诗品汇》中选择王维五言绝句25首，七言绝句12首。而王夫之在此则充分认识到王维律诗的成就，这也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诗学家思想的一个转变。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末清初之际的王维并非被那个时代的是人所摒弃，王维的诗歌也有他被人们认可之处。
（二）从“现量”到“自然”
上面谈到，王夫之的思想观点是有多样性的，王夫之也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在王夫之的诗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是现量。王夫之在《相宗络索》中对“现量”有一个说法：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前五于尘境与根合时、实时如实觉知是现在本等色法，不待忖度、更无疑妄，纯是此量。第六唯于定中独头意识细细研究，极略极迥色法，乃真实理、一分是现量。又同时意识与前五和合觉了实法，亦是一份现量。第七所执非理，无此量。第八则但末那妄执为量，第八本即如来藏，现量不立，何况比非。故《颂》但言性，不言境量。
王夫之认为诗歌创作应该以“心门相取”、“情景相汉”为审美原则，应特别重视“不忖思度”的“寓目吟成”。直接说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自然生发，不要苦吟做作。诗歌意象在本质上乃是对于自然美的真实反映，这种真实的反映，是通过审美感兴即瞬间直觉实现的。他在《姜斋诗话》又说：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这里面显然可以看出，王夫之不喜欢诗歌的反复“推敲”，作诗讲究一个“自然灵妙”，在“初无定景、初非想得”的状态下写成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这也就是叶朗讲的“审美直觉”。王维的很多诗也符合这样一个观点。
在《唐诗评选》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评《过香积寺》说道：“三四似流水，一似双立，安句自然，结亦不累。”[10]评《登裴秀才迪小台》说：“自然清韵。”[11]评《山居即事》说道：“八句景语，自然含情，亦自齐梁来，居然风雅典则。”[12]《出塞作》中评：“自然缜密之作，含意无尽，端自《三百篇》来，次亦不失《十九首》。”[13]与其它诗人相比较，王氏评王维诗用的“自然”最多。王氏在评诗所讲的“自然”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主要指作诗不拘束、不做作、非勉强的，是顺心顺情油然而生的，情感的直接流露；另一方面，何晏讲“自然着，道也”（《无名氏》），“道法自然”，作诗就是按照创作的需要，按照规律去创作，有一定法度。这样创作既是一种有规律的情感表达方式，又是一种在情感自由、较为顺意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显然，这与王夫之大力提倡的“现量”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继承性。现量有三层含义，一是“现在”义，获得当下直接的感知认识；二是“现成”义，即是“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不用理性的逻辑去判断；三是“显现真实”，这是对客观事物本体的完整性把握欲呈现。此外，“现量”是对中国诗学概念“直寻”“妙悟”的深化，有学者认为现量概念“可溯源至钟嵘的‘自然英旨’、‘皆由直寻’等观点，而他的特点在于援入了佛学的‘现量’说，从而更突出了对直觉性、非理性的强调”，也有的学者以为“由虚静而妙悟的观照方式，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而最具理论形态的，应属王氏的‘现量’说。‘现量’说借用佛教因明学术语，用来说明审美观照，是对妙悟理论的推进”。而王维恰恰也是这样一位诗人，他不仅接受传统的儒家观点，自己还曾经“身陷佛门”，并以此为人生的巨大追求。他被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全唐诗》卷一二九），死后又有“诗佛”的称号，足见其与佛教结缘的深度。
分析王维的诗，我们很明显可以发现他的诗歌完全符合这自然——现量所要求的这些内涵。其一，禅宗最重要的是通过领悟的方式觉醒，“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的最主要的特点，也就是要求用这样领悟的方式把握客观存在、人生真谛。王维的很多诗有禅意，表面是自然山水，但是究其本根则是表现认识，表现事物的真相。王维信佛，有很深禅宗思想，故而他的诗歌里面肯定并非都是理性思维的杰作，而是也沾染禅宗的“一触即觉”的思想。其二，王维大部分的山水诗和田园诗都是随性而发，一般不会从王维的诗歌里面看到丝毫的勉强之意，作者在创作时也就是自身情感的自然流露，审美直觉的天然感发。
通过以上对王夫之评王维诗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在对王维接受上面与以往时代王维接受的转变与不同。王夫之摆脱了以往以人论诗，人品作品一致的儒家诗学原则，并且通过对王维诗“自然”的这一评价，鲜明的体现出自己“现量”的美学特点。我们从王夫之身上可以看出清初王维的接受状况，首先是思想上较之以前更加开放，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更为民主的思想的影响。其次，是人物与诗作的关系上更加客观，在评价诗作的好坏时，尽可能的摆脱对作者人格的成见。最后，诗学品评方式更加趋于多元化，儒家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松动，这鼓励人们思想更加走向多元化，推动了文艺美学思想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文渊阁四库全书（集五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2]（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十卷）[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92.
[3]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岁寒堂诗话（卷上））[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6.
[5]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324.
[6](明)胡应麟.诗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69.
[7]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柳亭诗话（卷十九）[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9.
[8][9]（清）王夫之.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
[10][11][12][13]（清）王夫之.唐诗评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99；101；101；167.
关键词：王维；王夫之；接受；清初；自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14-03
王维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兼画家，多才多艺，在当时文坛就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后也受到历代文论家和诗画家的广泛关注以及众多读者的青睐。王维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思想上的复杂性造成了后人接受王维的多样性。有关王维诗歌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历朝历代都有其侧重点，各个历史时期也对王维褒贬不一，争议不断。然而，在王维接受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做的还比较薄弱。笔者在中国知网进行搜检后，发现关于王维的接受研究论文不足十篇，从王夫之的诗学角度去探究王维接受状况，也很少有人做此类工作。本文通过梳理王维的历史接受梗概，从社会思想背景出发，通过探究王夫之对王维诗歌的评价来窥探清初王维接受的端倪。
一、王夫之以前的王维接受概要
王维的名声在盛唐和中唐应该是取得了最大的反响，有时候甚至比李白杜甫的地位还高。当时就有“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之美誉。唐玄宗天宝年间编辑的《河岳英灵集》，王维被列为三十五位“河岳英灵”之冠。唐代宗下令编辑王维诗，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王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此时王维被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有以下原因，第一，主要是统治者的爱好和大力提倡。或许唐肃宗看了王维的那首《凝碧诗》对王维的格外宽恕就是最好的见证吧；第二，社会的接受左右着文学的走向和兴衰。安史之乱以后，人们对统一的政治权威的藐视，信仰迷惘，心态失落甚至颓废。自唐代宗开始，虽然在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中兴”时期，但是，社会矛盾并未真正缓和。正是这样一种迷惘的社会气氛，恰好给王维诗的流传提供了较为丰厚的土壤；第三，学术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风的变化。从思想背景上讲，由于唐代自始至终缺乏绝对权威，没有定于一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儒道释三家互相抗衡、也互相消解，致使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很多诗人、诗论家在思想行为上又不为儒学一家所限单纯以儒教为依据，而又兼佛、道。因而士人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行为开放浪漫，思想作风并不狭隘，没有以儒家的那种学品与人品并重的观点论诗，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从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里面可以看到。正是上述造就了王维诗歌风靡一时。
然而到了宋金元时期，对王维的评价就日趋下降，各种观点也趋于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当推王维给叛军安禄山当给事中一职。所以到了宋金元的这个时期，王维的诗歌几乎很少问津。对王维推崇主要表现在对王维“画家”的这一身份的重新确认，如黄庭坚诗云:“丹青王右丞，诗句妙九州岛”。[1]张彦远谈到：“王维……有高致，信佛理……清源寺壁上《辋川》，笔力雄壮……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2]而诗作论述的较少，甚至对王维的评价也颇有微辞。不过也有相关诗歌论述，如我们熟知的苏轼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等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宋金元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分析，最值得关注的是北宋的诗文运动、南宋的抗金复国、元代的民族矛盾，以及理学思想的兴盛等等。这些社会背景，使得诗人和诗论家们要求诗歌继承儒家文艺思想的传统，对社会现实起到积极的讽喻教化作用。王维诗的“用于世”、“明教化”方面明显不足。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摩诘心淡泊，本学佛而善画，出则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归则餍饫辋川山水，故其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3]这种诗风显然与社会所要求的那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风格相聚甚远；第二，王维因在安禄山麾下做伪官，这成为宋金元文人诟骂的主要方面，加之宋金元时期的儒学在政治统治地位的确立，整个时代特别注重人物的气节品德。宋人罗大经说：“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则其轻在彼。”[4]以上观之，王维“身陷囹圄”被人责难就自然可以理解了。上述两点主要是从社会背景和个人品格气节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维本人以及其诗歌特点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思想、诗学评论主流都不相符，所以在接受上遭到忽视是不可避免的。
二、明末清初诗论思想特点
明清王维接受的主要思想根基较为相似，都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背景下共同影响发展的。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则倾向于宋儒开创的“新儒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当然，文学创作与品评也同样受到这种历史思潮的影响。因此唐诗接受也产生了变化，标举韵律分析作诗之法的选本增多，明清更多则对王维律绝的分析以及对诗歌风格的归纳。而以雅正为标准的评诗倾向，使得王维没有成为研究的重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维的接受如宋金元一样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明清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大总结时代。文化上，虽然奉行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体系，但在一些学术和诗论中，也出现多样化的思想萌芽和“话语”自由。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它们所包含的个性解放的倾向，对于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美学思想是严重的冲击。袁宏道提出了“情随境变，字逐情生”的命题，直接对抗儒家的道统美学观。这一方面说明了明清诗风的逐渐转变，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儒家美学、诗学思想的冲击。清初在诗学品评上继承了明代的某些特点，钱锺书说：“清初诗家如天生、竹垞、翁山，手眼多承七子，即亭林、海村亦无不然。毛西河扬言薄七子，而仍未脱彀中。匪特渔洋为‘清秀鱼鳞’。世人以为七子光焰至牧斋而僭者，失之未考耳”（《谈艺录》）。[5]这说明清初的诗学仍受到明代的影响，尤其是重“情”，重情感的自由表达，以及多元化的诗学观念的萌发。
明清对王维也有少量论述，比如明人高棅的《品汇》里面称王维是“五绝正宗，七绝羽翼”，胡应麟《诗数》“右承五言，工丽闲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礼高秋夜’、‘楚塞三湘接’、‘风劲角弓鸣’、‘扬子谈经处’等篇，绮丽精工，沈宋合调者也。‘寒山转苍翠’、‘一从归百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静’等篇，幽闲古澹，储孟同声也”。[6]以及清代人宋长白的《柳亭诗话》谈到“王摩诘诗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又曰：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羣疎，刘晌作右丞传曰：‘维兄弟俱奉佛，日饭十数名僧以元谈为乐。岂凝碧池后有戒心而然耶？’然读其全集，超悟非凡，自是夙慧所钟，非晚年论定也。”[7]这种说法当然与明代人都差不多，都认为王维诗律诗工丽闲澹，做人较为冲淡。值得一提的是清人赵殿成所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较为客观的评价了王维的诗歌作品。
然而上述的评价毕竟只是少数，很多诗论家评价也不是很客观。王夫之对王维的接受及其评价有不同于其它人之处，下面我们通过王夫之及其它的著作来管窥一二。
三、王夫之的王维接受状况
（一）王夫之思想及其背景
王夫之参加过明的科举考试，敦厚，儒孝，尚教化说，又精佛理，明亡以授弟子为业，后又隐居瑶乡，四十年不闻声名。
王夫之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胆总结与奋力创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在“观生居”住处，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句作为自己楹联，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另外，王夫之的思想体系中积极地吸收了佛学思想，他还把佛教加以改造，从而统一了“名”与“实”的这两种范畴。在文艺诗学方面，主要有《诗释》《夕堂永日绪论》《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却没有《宋诗评选》。这里我们可以略微看出它的文学观。总体来讲，王夫之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收佛学和道家思想。在《诗释》的一开篇就写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8]可见王氏论诗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主要还是从儒家的诗文教化观念出发的。然而当我们从《诗释》的整体观点出发就可以发现王氏的变革精神，“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别有风旨”。[9]王氏在开篇对于王通续《春秋》的辩解，认为诗经也不一定都是圣贤的美言美行，其内容也未必非常纯粹，后人所续的未必比前人差。就此一点，鲜明的体现出了王氏敢于批判敢于变革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个人对于王维的态度。从王夫之的个人经历看，顺治三年（1646）清军南下，王氏与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失败后奔赴广东肇庆，经瞿式耜推荐任南明永历政权的行人司行人。此后几年王氏一直过着逃遁漂泊的日子。顺治十四年（1657）才带着妻儿回到衡阳，隐居在石船山麓潜心治学、辛勤笔撰。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青年的王夫之是具有抗清救国的巨大热情和勇气，也亲身践行了儒家所倡导的“士”基本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唐诗评选》中看出，王氏并没有因为王维违反了儒家所倡导的“忠义”观点而对王维的个人品德议论纷纷。而以一些新的观点或者说不同于前人的态度来接受王维、评价王维的作品。这充分体现出了王维接受在清初的嬗变，他不同于以往，过于教条的依照儒家“以人论诗”的作品人格必须统一的美学观念，而是更为理性、公平的处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这一点有很强的民主色彩，充分反映了清初诗学变化的风格特征与较为宽松的思想背景。
王夫之的《唐诗评选》中选王维诗如下：乐府歌行《答张五弟》《榆林郡歌》；五言古诗《渭川田家》《终南别业》《西施咏》《自大散以还深林密竹瞪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五言律诗《终南山》《观猎》《从歧王过杨氏别业应教》《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过香积寺》《使至塞上》《送平淡然判官》《山居秋螟》《惘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送梓州李使君》《登裴秀才迪小台》《山居即事》；五言排律《送李太守赴上》《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饮应制》《过沈居士山居哭之》；七言律诗《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和太常主簿温泉寓目》《救赐百官樱桃》《出塞作》。从选诗的分布来看，选杜甫较多，选王维的诗则对王维的五七律和五言排律比较重视，却没有选《惘川集》中的最有艺术特色的诗。我们可以发现王夫之跟明代的诗选家有所不同，明代诗选家主要侧重王维的五绝和七绝的选录，比如高棅在《唐诗品汇》中选择王维五言绝句25首，七言绝句12首。而王夫之在此则充分认识到王维律诗的成就，这也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诗学家思想的一个转变。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末清初之际的王维并非被那个时代的是人所摒弃，王维的诗歌也有他被人们认可之处。
（二）从“现量”到“自然”
上面谈到，王夫之的思想观点是有多样性的，王夫之也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在王夫之的诗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是现量。王夫之在《相宗络索》中对“现量”有一个说法：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前五于尘境与根合时、实时如实觉知是现在本等色法，不待忖度、更无疑妄，纯是此量。第六唯于定中独头意识细细研究，极略极迥色法，乃真实理、一分是现量。又同时意识与前五和合觉了实法，亦是一份现量。第七所执非理，无此量。第八则但末那妄执为量，第八本即如来藏，现量不立，何况比非。故《颂》但言性，不言境量。
王夫之认为诗歌创作应该以“心门相取”、“情景相汉”为审美原则，应特别重视“不忖思度”的“寓目吟成”。直接说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自然生发，不要苦吟做作。诗歌意象在本质上乃是对于自然美的真实反映，这种真实的反映，是通过审美感兴即瞬间直觉实现的。他在《姜斋诗话》又说：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这里面显然可以看出，王夫之不喜欢诗歌的反复“推敲”，作诗讲究一个“自然灵妙”，在“初无定景、初非想得”的状态下写成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这也就是叶朗讲的“审美直觉”。王维的很多诗也符合这样一个观点。
在《唐诗评选》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评《过香积寺》说道：“三四似流水，一似双立，安句自然，结亦不累。”[10]评《登裴秀才迪小台》说：“自然清韵。”[11]评《山居即事》说道：“八句景语，自然含情，亦自齐梁来，居然风雅典则。”[12]《出塞作》中评：“自然缜密之作，含意无尽，端自《三百篇》来，次亦不失《十九首》。”[13]与其它诗人相比较，王氏评王维诗用的“自然”最多。王氏在评诗所讲的“自然”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主要指作诗不拘束、不做作、非勉强的，是顺心顺情油然而生的，情感的直接流露；另一方面，何晏讲“自然着，道也”（《无名氏》），“道法自然”，作诗就是按照创作的需要，按照规律去创作，有一定法度。这样创作既是一种有规律的情感表达方式，又是一种在情感自由、较为顺意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显然，这与王夫之大力提倡的“现量”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继承性。现量有三层含义，一是“现在”义，获得当下直接的感知认识；二是“现成”义，即是“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不用理性的逻辑去判断；三是“显现真实”，这是对客观事物本体的完整性把握欲呈现。此外，“现量”是对中国诗学概念“直寻”“妙悟”的深化，有学者认为现量概念“可溯源至钟嵘的‘自然英旨’、‘皆由直寻’等观点，而他的特点在于援入了佛学的‘现量’说，从而更突出了对直觉性、非理性的强调”，也有的学者以为“由虚静而妙悟的观照方式，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而最具理论形态的，应属王氏的‘现量’说。‘现量’说借用佛教因明学术语，用来说明审美观照，是对妙悟理论的推进”。而王维恰恰也是这样一位诗人，他不仅接受传统的儒家观点，自己还曾经“身陷佛门”，并以此为人生的巨大追求。他被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全唐诗》卷一二九），死后又有“诗佛”的称号，足见其与佛教结缘的深度。
分析王维的诗，我们很明显可以发现他的诗歌完全符合这自然——现量所要求的这些内涵。其一，禅宗最重要的是通过领悟的方式觉醒，“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的最主要的特点，也就是要求用这样领悟的方式把握客观存在、人生真谛。王维的很多诗有禅意，表面是自然山水，但是究其本根则是表现认识，表现事物的真相。王维信佛，有很深禅宗思想，故而他的诗歌里面肯定并非都是理性思维的杰作，而是也沾染禅宗的“一触即觉”的思想。其二，王维大部分的山水诗和田园诗都是随性而发，一般不会从王维的诗歌里面看到丝毫的勉强之意，作者在创作时也就是自身情感的自然流露，审美直觉的天然感发。
通过以上对王夫之评王维诗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在对王维接受上面与以往时代王维接受的转变与不同。王夫之摆脱了以往以人论诗，人品作品一致的儒家诗学原则，并且通过对王维诗“自然”的这一评价，鲜明的体现出自己“现量”的美学特点。我们从王夫之身上可以看出清初王维的接受状况，首先是思想上较之以前更加开放，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更为民主的思想的影响。其次，是人物与诗作的关系上更加客观，在评价诗作的好坏时，尽可能的摆脱对作者人格的成见。最后，诗学品评方式更加趋于多元化，儒家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松动，这鼓励人们思想更加走向多元化，推动了文艺美学思想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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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清）王夫之.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
[10][11][12][13]（清）王夫之.唐诗评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99；101；10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