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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模式掏空了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农村的传统养老风俗在无奈中被改变，提前进入了“超高老龄化”社会。越穷的地方,外出打工的人越多，留守在家的老人景况越凄凉，老人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
冬日的上午，行进在河南省陕县“村村通”的公路上，路面坑洼，汽车颠簸。但见路边的村庄空巷荒凉，人烟萧瑟，令人咂摸出杜甫诗篇中乡村凋敝的况味。
30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冲刷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淘空了这里的人气。传统农民对土地眷恋的目光，被城市五光十色的赚钱机会吸引而去。往昔的“田园牧歌”变成了“田园没歌”，“戴月荷锄归”变成了“戴月盼儿归”。
河南灵宝市大王镇的重王村，经济实力在本镇属中游。全村1.96万人，外出打工者占1／3。男的大多去北京、深圳、上海等地搞建筑，20岁左右的女孩子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中年妇女去新疆摘棉花。今年春节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出打工者回来了100多人，大多是工厂停工，或厂里提前放年假。他们春节后就又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打算留在家乡创业。重王村的支书张玉华说：“以后土地可以流转了，农田耕作都是集约化、机械化，在家种地的人就更少了。”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作为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河南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早已提前进入了“超高老龄化”社会，而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更差。越穷的地方，外出打工的人越多，留守在家的老人景况越凄凉。
有乡不愿回
陕县张茅乡清泉沟村的村支书张永强，在附近山上石料场兼职打工。他说，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分别是支书、村长和村会计。
主要村干部都外出打工了，会不会影响村里工作?张支书理直气壮地说：“不去打工，我当支书一个月工资只有80元，吸烟钱都不够!反正都有手机，乡里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张茅乡政府办公室潘主任说，现在村支书与村长的工资已涨到每月150元，村里还补助他们30～50元的“开会钱”，但这些钱跟打工所得比起来，仍然不值一提。据潘主任及张永强说，此地村干部在外兼职打工，已是普遍现象。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交通不便，“不打工生活不下来。”乡里也不干涉村干部们在外兼职，只要“该干工作时干工作”就行。
陕县是个贫困县，2008年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600元。过去村子里的能人，是会种地的“庄稼把式”，现在一切都变了。农民们从秋天种下麦子、摘了苹果，一直到春节过后都无事可做，如果他们呆在家里，亦无副业及手工业可搞，只能闲着。
靠农业收入来增加财富，基本上毫无希望。陕县西张村镇一位村支书说，现在种地赔钱，一亩地投资四五百元，打下千把斤小麦，能赚40元钱，还得是风调雨顺。如果天旱需要浇地，就血本无归了。
三门峡市的灵宝、陕县等地是国内的苹果主产地之一。农民们除了种地之外，还有苹果园。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这里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三门峡市有四五家果汁厂，产品90％以上出口欧洲，2007年收购落果的价钱是每斤8毛多。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大减，每斤落果的价钱掉到8分至1毛2，还得1～3个月后才能付款。即使只为自己的生计考虑，农民们也要外出打工。
37岁的张永强，在石料场打工的月薪是1200元。他说，清泉沟是个穷村，既无清泉也无水，去年刚接了管子，水提上去够人畜吃的，但想浇地还属妄想。全村696口人，目前有400多人在外打工，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了，“想打牌都撑不起摊儿”。
据张支书看来，农村的留守老人问题不大：看病有合作医疗。小病去村医疗室，大病去乡卫生院，再不行就送市医院。老人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孩子给点零花钱就行了。至于“精神苦闷”，张支书笑道：“农村人还提不到这一层。”
对农民大量信教的现象，张说，村里有100多人信基督教，大部分是老年妇女。“她们愿意跑跑，锻炼身体，不寂寞，也是好事。”
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说，农民工离家时，是有一股力量推他们走的。他们的父母、亲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去城里实现自己的梦。有的青年并非真心想外出，而是出于攀比心理，谁不出去连对象都找不着。但他们却并非都能在城里打工赚钱，有的只能混个肚儿圆，有的实在没钱了，就在城市偷、抢、卖淫。年轻人之所以不回乡，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几年不在家乡，他们几乎已经切断了与乡村的联系，返乡后跟家乡的人交流难、沟通难，他们的意见受到乡亲的排斥，在家里也果不住。这些人多半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没种过地，不会干农活。对于他以及他的父母来说，让他重新回到田里劳作亦是家庭的耻辱。
然而，留守在家的老人们真的愿意子女都外出打工，自己独守空巢吗?
“经济收入第一，全家团圆第二。”记者遇到的所有被访者，不管村干部还是颤颤巍巍的老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如果年轻人都在家里，还劳力过剩哩。”
如此移风易俗
灵宝市大王镇重王村的外出打工者，婚前男女占60％～70％。婚后一般是两口子均外出打工，其中带子女外出的占30％～40％，但几乎没有一个带老人外出的。村支书张玉华说：“因为他们到城市要租房住，跟子女租一间小房子就可以了，但跟老人租住在一起就不方便，容易闹矛盾。而且老人们也过不惯城市生活，不愿出去。”
农村地区以往的传统是：父母年老时，无力耕作，他的责任田由儿子代为耕种，作为儿子赡养父母的一种形式。但现在，由于农村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年迈的父母不但要“自给自足”，反而还要替儿子照料他的责任田。儿子只在农忙时回来一趟，有的终年都不回家。有的外出打工者，还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管教。老人已把自己的儿女照应成人，本该安度晚年了，现在不但自己有病无人管，还被迫再当一次“爸爸”。
另一项农村的传统习惯是：父母老了，由几个儿子共同或轮流赡养。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儿子们早就与父母分家另过了。父母自己做饭，做各种必要的家务，有时还要为儿子的孩子当免费保姆。在农村，分家似乎意味着责任感的解除，儿子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父母的生活再可怜，他也可以视而不见，毫无恻隐之心。
重王村有一个席老太太，今年70多岁了。她只有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媳妇在家带着孩子，与婆婆分家过。席老太太还有一个傻闺女，20多岁了，母女俩相依为命。老太太每天拾柴禾自己烧，拾破烂儿换钱买油盐酱醋，好在她办了低保，每月尚有四五十元的补助。
儿媳妇不管婆婆死活，难道儿子不责备她吗?村里人不议论她吗?村民们说：“人 家媳妇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带呀……这种事都是‘家丑不外扬’，村里没人管。”
跟席老太太的境遇比起来，她的一位村邻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这位同样70多岁的老太太，含辛茹苦养育了3个儿子。“大集体”年代，她走在铁路上捡煤炭，一条胳膊被火车带走了。虽然成了残疾人，但因为有儿子赡养，村里从未管过她，也不能吃低保。20年前，她的老伴去世了，由大儿子出钱安葬，之后她被明确为由二儿子负责供养。老二一家3口都在外打工，每年给母亲一定数量的钱和粮。3年前，她的三儿子也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小孙孙。老太太就给老三看门、带孩子。老二两口子得知这个消息后，颇不高兴，就不愿继续供养母亲了。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议决家庭的重大事项、纠纷，舅舅是一个重要的主持人和裁决者。民谚曰“舅大似父”。舅舅可以执行许多父亲所难为的事。“外甥打灯笼”照的是舅，外甥有了事也爱找舅。父子、兄弟间有矛盾时，舅舅就来作调解人。父子或兄弟之间分家、分遗产时，主持公断的也是舅舅。
然而，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不认舅了。因为“孝”的位置下降了，经济实力占了主要地位，“穷舅”说话不算数了。年轻人文化水平高，见识广，说话也有分量，即使在养老问题上，舅舅也说不动外甥了。这也是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个新变数。
葬礼历来是中国农村的重大仪式之一。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农村孝道的主要内容，也是“家庭式养老”的全部过程。当一个人垂死时，家庭的重要成员，特别是亲生儿女必须在床前相伴。父母死亡后，他们要迅速将噩耗通知亲戚朋友，死者出嫁了的女儿也要迅速赶回，邻居们纷纷到来，协助料理丧事。鞭炮声不时炸响，哭喊声震天动地。孝子、孝女们身服重孝，接受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的吊唁，以磕头涕零来表示感谢。遗体入殓及抬棺入葬也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少则16个、多则32个杠夫抬起由灵柩台支撑的棺材，在葬礼指挥者的引导下，带领白色的丧葬队伍缓缓地向坟地行进，这通常是乡村最为壮观的景象。
然而，冲刷一切角落的市场经济大潮，使农村地区延续了几千年的丧葬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陕县西张村镇南沟村共1900人，外出打工者六七百人。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了。谁家有红白喜事，都是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在帮工。丧事的主家以前都是大操大办，酒席流水，管不起也得管，现在是所有来客，一人一碗烩菜。抬棺入葬找不着年轻人，只好用架子车拉着走，丧葬仪式的神圣感荡然无存。政府提倡了多少年都没实现的“丧事从简”如今已然成真。甚至连打墓也找不到人了，事主只好请专业打墓队，用挖掘机来挖墓坑。以前棺材入土前的最后一道仪式，是在坟前杀白公鸡来祭奠，现在白公鸡也不易找到了，好在南沟村人会剪纸，在坟前剪一张纸鸡，烧掉了事。
南沟村的老人们，看到自己将来这样“入土为安”，心里将作何感想?
“老人们开始接受不了，时间一长也无所谓了。”南沟村的支书任黎明说。何况现在一切是金钱说话，即使对自己的身后事，老人们也没有话语权。
“孤老”之孤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守老人有无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皆是：“农村的老年人没多大奢想，只要能吃饱穿暖，不生病，媳妇不烦嘴，就叫‘晚年幸福’了。”
这样的回答，不仅源于农民长期以来对精神生活的淡漠，更反映出他们面对经济大潮冲击时的无奈。
陕县西张村镇共有1.5万多户人家，农业人口5.6万人，在外打工者2万人左右。以前每个村都有小学，现在一半以上都砍了。镇中学2001年有2300名在校生，现在只有900多名了。
镇党委书记李建龙说，每年夏天，雨季到来时，他最怕的就是只有爷、孙在家的农户，他们住在窑洞里，没有人管，暴雨一下，很容易房倒屋塌。去年镇里普查过，这样的“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的农户有300多个，他们是本镇党委、政府夏天防汛工作的主要对象。
镇敬老院的院民越来越多了。前年还只有70多名，去年一下子增到130多名。这也是农村超高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
“前几天，村里有个老党员来找我，哭着说他当了几十年党员，现在过不下去了。”李书记说：“年轻时他还能干活，现在干不了了。他有4个儿子，孙子们都上着学。有的老人能给孙子钱，他没钱，儿媳妇们给他摔脸儿。原来4个儿子每月都给钱、粮当赡养费，现在不给了，他也舍不下老脸去要，怕人家不乐意。他想申请低保，村里说他不符合条件……”
李书记给老党员出主意，让他去敬老院代养：“你写申请，让儿子们缴费，我帮你联系代养手续。只要你活着，敬老院就负责养你，死了再让儿子们埋。”老党员说：“不能啊。我回去要说进敬老院，家里该闹翻天了，嫌我给他们丢人。”
农村家庭养老的方式，是每年给老人拿一定数目的钱、粮。现在子女越多的家庭越不养老，轮到该哪个子女家养了，都不想管。“看来子女不养老，在农村将会是个愈演愈烈的趋势。”李书记说。
冬日的上午，行进在河南省陕县“村村通”的公路上，路面坑洼，汽车颠簸。但见路边的村庄空巷荒凉，人烟萧瑟，令人咂摸出杜甫诗篇中乡村凋敝的况味。
30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冲刷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淘空了这里的人气。传统农民对土地眷恋的目光，被城市五光十色的赚钱机会吸引而去。往昔的“田园牧歌”变成了“田园没歌”，“戴月荷锄归”变成了“戴月盼儿归”。
河南灵宝市大王镇的重王村，经济实力在本镇属中游。全村1.96万人，外出打工者占1／3。男的大多去北京、深圳、上海等地搞建筑，20岁左右的女孩子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中年妇女去新疆摘棉花。今年春节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出打工者回来了100多人，大多是工厂停工，或厂里提前放年假。他们春节后就又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打算留在家乡创业。重王村的支书张玉华说：“以后土地可以流转了，农田耕作都是集约化、机械化，在家种地的人就更少了。”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作为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河南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早已提前进入了“超高老龄化”社会，而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更差。越穷的地方，外出打工的人越多，留守在家的老人景况越凄凉。
有乡不愿回
陕县张茅乡清泉沟村的村支书张永强，在附近山上石料场兼职打工。他说，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分别是支书、村长和村会计。
主要村干部都外出打工了，会不会影响村里工作?张支书理直气壮地说：“不去打工，我当支书一个月工资只有80元，吸烟钱都不够!反正都有手机，乡里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张茅乡政府办公室潘主任说，现在村支书与村长的工资已涨到每月150元，村里还补助他们30～50元的“开会钱”，但这些钱跟打工所得比起来，仍然不值一提。据潘主任及张永强说，此地村干部在外兼职打工，已是普遍现象。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交通不便，“不打工生活不下来。”乡里也不干涉村干部们在外兼职，只要“该干工作时干工作”就行。
陕县是个贫困县，2008年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600元。过去村子里的能人，是会种地的“庄稼把式”，现在一切都变了。农民们从秋天种下麦子、摘了苹果，一直到春节过后都无事可做，如果他们呆在家里，亦无副业及手工业可搞，只能闲着。
靠农业收入来增加财富，基本上毫无希望。陕县西张村镇一位村支书说，现在种地赔钱，一亩地投资四五百元，打下千把斤小麦，能赚40元钱，还得是风调雨顺。如果天旱需要浇地，就血本无归了。
三门峡市的灵宝、陕县等地是国内的苹果主产地之一。农民们除了种地之外，还有苹果园。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这里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三门峡市有四五家果汁厂，产品90％以上出口欧洲，2007年收购落果的价钱是每斤8毛多。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大减，每斤落果的价钱掉到8分至1毛2，还得1～3个月后才能付款。即使只为自己的生计考虑，农民们也要外出打工。
37岁的张永强，在石料场打工的月薪是1200元。他说，清泉沟是个穷村，既无清泉也无水，去年刚接了管子，水提上去够人畜吃的，但想浇地还属妄想。全村696口人，目前有400多人在外打工，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了，“想打牌都撑不起摊儿”。
据张支书看来，农村的留守老人问题不大：看病有合作医疗。小病去村医疗室，大病去乡卫生院，再不行就送市医院。老人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孩子给点零花钱就行了。至于“精神苦闷”，张支书笑道：“农村人还提不到这一层。”
对农民大量信教的现象，张说，村里有100多人信基督教，大部分是老年妇女。“她们愿意跑跑，锻炼身体，不寂寞，也是好事。”
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说，农民工离家时，是有一股力量推他们走的。他们的父母、亲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去城里实现自己的梦。有的青年并非真心想外出，而是出于攀比心理，谁不出去连对象都找不着。但他们却并非都能在城里打工赚钱，有的只能混个肚儿圆，有的实在没钱了，就在城市偷、抢、卖淫。年轻人之所以不回乡，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几年不在家乡，他们几乎已经切断了与乡村的联系，返乡后跟家乡的人交流难、沟通难，他们的意见受到乡亲的排斥，在家里也果不住。这些人多半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没种过地，不会干农活。对于他以及他的父母来说，让他重新回到田里劳作亦是家庭的耻辱。
然而，留守在家的老人们真的愿意子女都外出打工，自己独守空巢吗?
“经济收入第一，全家团圆第二。”记者遇到的所有被访者，不管村干部还是颤颤巍巍的老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如果年轻人都在家里，还劳力过剩哩。”
如此移风易俗
灵宝市大王镇重王村的外出打工者，婚前男女占60％～70％。婚后一般是两口子均外出打工，其中带子女外出的占30％～40％，但几乎没有一个带老人外出的。村支书张玉华说：“因为他们到城市要租房住，跟子女租一间小房子就可以了，但跟老人租住在一起就不方便，容易闹矛盾。而且老人们也过不惯城市生活，不愿出去。”
农村地区以往的传统是：父母年老时，无力耕作，他的责任田由儿子代为耕种，作为儿子赡养父母的一种形式。但现在，由于农村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年迈的父母不但要“自给自足”，反而还要替儿子照料他的责任田。儿子只在农忙时回来一趟，有的终年都不回家。有的外出打工者，还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管教。老人已把自己的儿女照应成人，本该安度晚年了，现在不但自己有病无人管，还被迫再当一次“爸爸”。
另一项农村的传统习惯是：父母老了，由几个儿子共同或轮流赡养。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儿子们早就与父母分家另过了。父母自己做饭，做各种必要的家务，有时还要为儿子的孩子当免费保姆。在农村，分家似乎意味着责任感的解除，儿子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父母的生活再可怜，他也可以视而不见，毫无恻隐之心。
重王村有一个席老太太，今年70多岁了。她只有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媳妇在家带着孩子，与婆婆分家过。席老太太还有一个傻闺女，20多岁了，母女俩相依为命。老太太每天拾柴禾自己烧，拾破烂儿换钱买油盐酱醋，好在她办了低保，每月尚有四五十元的补助。
儿媳妇不管婆婆死活，难道儿子不责备她吗?村里人不议论她吗?村民们说：“人 家媳妇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带呀……这种事都是‘家丑不外扬’，村里没人管。”
跟席老太太的境遇比起来，她的一位村邻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这位同样70多岁的老太太，含辛茹苦养育了3个儿子。“大集体”年代，她走在铁路上捡煤炭，一条胳膊被火车带走了。虽然成了残疾人，但因为有儿子赡养，村里从未管过她，也不能吃低保。20年前，她的老伴去世了，由大儿子出钱安葬，之后她被明确为由二儿子负责供养。老二一家3口都在外打工，每年给母亲一定数量的钱和粮。3年前，她的三儿子也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小孙孙。老太太就给老三看门、带孩子。老二两口子得知这个消息后，颇不高兴，就不愿继续供养母亲了。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议决家庭的重大事项、纠纷，舅舅是一个重要的主持人和裁决者。民谚曰“舅大似父”。舅舅可以执行许多父亲所难为的事。“外甥打灯笼”照的是舅，外甥有了事也爱找舅。父子、兄弟间有矛盾时，舅舅就来作调解人。父子或兄弟之间分家、分遗产时，主持公断的也是舅舅。
然而，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不认舅了。因为“孝”的位置下降了，经济实力占了主要地位，“穷舅”说话不算数了。年轻人文化水平高，见识广，说话也有分量，即使在养老问题上，舅舅也说不动外甥了。这也是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个新变数。
葬礼历来是中国农村的重大仪式之一。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农村孝道的主要内容，也是“家庭式养老”的全部过程。当一个人垂死时，家庭的重要成员，特别是亲生儿女必须在床前相伴。父母死亡后，他们要迅速将噩耗通知亲戚朋友，死者出嫁了的女儿也要迅速赶回，邻居们纷纷到来，协助料理丧事。鞭炮声不时炸响，哭喊声震天动地。孝子、孝女们身服重孝，接受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的吊唁，以磕头涕零来表示感谢。遗体入殓及抬棺入葬也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少则16个、多则32个杠夫抬起由灵柩台支撑的棺材，在葬礼指挥者的引导下，带领白色的丧葬队伍缓缓地向坟地行进，这通常是乡村最为壮观的景象。
然而，冲刷一切角落的市场经济大潮，使农村地区延续了几千年的丧葬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陕县西张村镇南沟村共1900人，外出打工者六七百人。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了。谁家有红白喜事，都是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在帮工。丧事的主家以前都是大操大办，酒席流水，管不起也得管，现在是所有来客，一人一碗烩菜。抬棺入葬找不着年轻人，只好用架子车拉着走，丧葬仪式的神圣感荡然无存。政府提倡了多少年都没实现的“丧事从简”如今已然成真。甚至连打墓也找不到人了，事主只好请专业打墓队，用挖掘机来挖墓坑。以前棺材入土前的最后一道仪式，是在坟前杀白公鸡来祭奠，现在白公鸡也不易找到了，好在南沟村人会剪纸，在坟前剪一张纸鸡，烧掉了事。
南沟村的老人们，看到自己将来这样“入土为安”，心里将作何感想?
“老人们开始接受不了，时间一长也无所谓了。”南沟村的支书任黎明说。何况现在一切是金钱说话，即使对自己的身后事，老人们也没有话语权。
“孤老”之孤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守老人有无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皆是：“农村的老年人没多大奢想，只要能吃饱穿暖，不生病，媳妇不烦嘴，就叫‘晚年幸福’了。”
这样的回答，不仅源于农民长期以来对精神生活的淡漠，更反映出他们面对经济大潮冲击时的无奈。
陕县西张村镇共有1.5万多户人家，农业人口5.6万人，在外打工者2万人左右。以前每个村都有小学，现在一半以上都砍了。镇中学2001年有2300名在校生，现在只有900多名了。
镇党委书记李建龙说，每年夏天，雨季到来时，他最怕的就是只有爷、孙在家的农户，他们住在窑洞里，没有人管，暴雨一下，很容易房倒屋塌。去年镇里普查过，这样的“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的农户有300多个，他们是本镇党委、政府夏天防汛工作的主要对象。
镇敬老院的院民越来越多了。前年还只有70多名，去年一下子增到130多名。这也是农村超高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
“前几天，村里有个老党员来找我，哭着说他当了几十年党员，现在过不下去了。”李书记说：“年轻时他还能干活，现在干不了了。他有4个儿子，孙子们都上着学。有的老人能给孙子钱，他没钱，儿媳妇们给他摔脸儿。原来4个儿子每月都给钱、粮当赡养费，现在不给了，他也舍不下老脸去要，怕人家不乐意。他想申请低保，村里说他不符合条件……”
李书记给老党员出主意，让他去敬老院代养：“你写申请，让儿子们缴费，我帮你联系代养手续。只要你活着，敬老院就负责养你，死了再让儿子们埋。”老党员说：“不能啊。我回去要说进敬老院，家里该闹翻天了，嫌我给他们丢人。”
农村家庭养老的方式，是每年给老人拿一定数目的钱、粮。现在子女越多的家庭越不养老，轮到该哪个子女家养了，都不想管。“看来子女不养老，在农村将会是个愈演愈烈的趋势。”李书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