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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吴子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关于如何看待“虚构”问题，东西方的视野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虚构”被看做是文学的独特标志，后现代文论则将之泛化开来，延伸到了非文学领域，从而宣告了文学的终结。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关于“虚构”的看法在金圣叹那里得到充分体现，他的小说评点没有将“虚构”当做文学关注的焦点，而是引导人们去领略文学这一座精神之塔的独特魅力。
寻求实证的家族历史充满了虚构的意味，发挥想象的个人体验不乏纪实性呈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这种奇异景观，引发了读者的热议，即小说是纪实还是虚构的?这种追问，触及的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值得深思。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则将视线投向了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拂去了这座文化之鼎上积下的尘埃，使其学理性熠熠生辉。
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特质，金圣叹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分别来作阐释。在学术界一般都这样认为，“以文运事”就是历史的实录，“因文生事”就是小说的虚构。19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在西方的兴起，有关文化的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但都一致认为，“虚构”以及与其意义相通的“隐喻”、“想象”、“叙述”、“修辞”等，被看做是文学的内在规定即“文学性”。弗雷泽的《金枝》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瑰丽的想象，在崇尚田野调查和实地考证的文化语境中，受尽了挞伐，人们说《金枝》除了那根“镀金的细枝条”外，其余的虚构成分毫无意义，弗雷泽也被讥讽为“书斋里的学者”、“坐在摇椅上的学者”。不难看出，学术界对于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解释，依据的是西方关于文学特质的认识，显露出了与西方现代文论同辙的思维方式。
吴子林则返回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进行探索，有了新的发现。在他看来，金圣叹将“已经发生的事”不过当做是历史写作的“文料”而已，还不足以构成历史，特别突出了历史和小说在文学意味上的一致性——“为文计，不为事计”，因此，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置。历史可以“张皇”、“隐括”、“轶去”、“附会”，不是简单记录发生了什么，不是中性的陈述，不是“纪实性创作”，那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并不存在。吴子林据此认为，金圣叹没有将虚构作为历史和小说的分水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传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与中华民族热衷于通过追忆先人来感叹世道以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关。充满虚构的神话、传说，并没有直接开启文学叙事的先河，而是汇入到史传的写作中，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涌动着飞腾的诗兴。比如，高祖和薄姬借说梦来偷欢的私房夜话，被司马迁记入《史记·外戚世家》当中，在钱钟书看来：“盖非记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自也。”“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可见，按照这种理解，“文化”一词释放出了主体的能量，主体的想象、体验等虚构成分也成为了文化的组成部分，打破了西方现代文论思维的定势，洋溢着中国文论话语自身生命的活力。
在西方后现代文论中，虚构超越了文学的边界，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家园。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幡然醒悟：“弗雷泽伟大工作的贡献在于他以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将现代神话诗学的想象传达出来。”学术界对于弗雷泽前倨后恭的言论表明，虚构在文化中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席位。这种巨大的转折，并非个别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观念转型。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认为，文学想象是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同情他人与去除偏见的能力，进而探讨正义的新路径。在消费文化中，商品的价值不在于实用价值而在于形象价值，通过广告、促销活动与形形色色的媒体炒作，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想象置于消费品之上。可以说，虚构从各路进发，悄悄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
从以上诸种现象来看，西方后现代文论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都没有将虚构看做是文学的独特标志，因此，双方之间就有了对话的平台。不过，将二者等同起来，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西方现代文化的崛起，将包含虚构在内的“文学性”从文学文本中挖掘出来，把文学与外部世界区别开来，突出文学的自律性，这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奉行的原则；对于虚构的过分关注，与对于文学文本中的政治、道德、历史等文化因素的有意忽略是一致的。后现代文化的变革，则是对这种区别的批判性反省。后现代文化对于虚构的接受，则宣告了虚构无所不在，在一切文化形式中蔓延开来，不再作为文学的基本特质。
在吴子林看来，虚构不足以将文学与非文学的文化形式区别开来，文学的独特价值需要另辟蹊径去探寻。金圣叹认为文学区别于历史的地方在于，“顺着笔性”，“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因文生事”，“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等，简言之，就是为了创造“文”。即“创造一个故事，其故事本身就有在人物、情节和环境三方面的启我膨胀能力”。金圣叹从忠、义、孝等方面对《水浒传》进行评点，强调在艺术创造中，把作家独特的思想、情感等呈现出来，试图通过艺术和文学的方式来建立对世界的精神联系，这就是文学的独特的精神世界。纪实还是虚构?不再像是“生存还是死亡”的发问一样振聋发聩，不再“是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子林关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的阐释意义就突显了出来。
关于如何看待“虚构”问题，东西方的视野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虚构”被看做是文学的独特标志，后现代文论则将之泛化开来，延伸到了非文学领域，从而宣告了文学的终结。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关于“虚构”的看法在金圣叹那里得到充分体现，他的小说评点没有将“虚构”当做文学关注的焦点，而是引导人们去领略文学这一座精神之塔的独特魅力。
寻求实证的家族历史充满了虚构的意味，发挥想象的个人体验不乏纪实性呈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这种奇异景观，引发了读者的热议，即小说是纪实还是虚构的?这种追问，触及的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值得深思。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则将视线投向了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拂去了这座文化之鼎上积下的尘埃，使其学理性熠熠生辉。
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特质，金圣叹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分别来作阐释。在学术界一般都这样认为，“以文运事”就是历史的实录，“因文生事”就是小说的虚构。19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在西方的兴起，有关文化的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但都一致认为，“虚构”以及与其意义相通的“隐喻”、“想象”、“叙述”、“修辞”等，被看做是文学的内在规定即“文学性”。弗雷泽的《金枝》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瑰丽的想象，在崇尚田野调查和实地考证的文化语境中，受尽了挞伐，人们说《金枝》除了那根“镀金的细枝条”外，其余的虚构成分毫无意义，弗雷泽也被讥讽为“书斋里的学者”、“坐在摇椅上的学者”。不难看出，学术界对于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解释，依据的是西方关于文学特质的认识，显露出了与西方现代文论同辙的思维方式。
吴子林则返回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进行探索，有了新的发现。在他看来，金圣叹将“已经发生的事”不过当做是历史写作的“文料”而已，还不足以构成历史，特别突出了历史和小说在文学意味上的一致性——“为文计，不为事计”，因此，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置。历史可以“张皇”、“隐括”、“轶去”、“附会”，不是简单记录发生了什么，不是中性的陈述，不是“纪实性创作”，那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并不存在。吴子林据此认为，金圣叹没有将虚构作为历史和小说的分水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传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与中华民族热衷于通过追忆先人来感叹世道以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关。充满虚构的神话、传说，并没有直接开启文学叙事的先河，而是汇入到史传的写作中，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涌动着飞腾的诗兴。比如，高祖和薄姬借说梦来偷欢的私房夜话，被司马迁记入《史记·外戚世家》当中，在钱钟书看来：“盖非记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自也。”“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可见，按照这种理解，“文化”一词释放出了主体的能量，主体的想象、体验等虚构成分也成为了文化的组成部分，打破了西方现代文论思维的定势，洋溢着中国文论话语自身生命的活力。
在西方后现代文论中，虚构超越了文学的边界，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家园。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幡然醒悟：“弗雷泽伟大工作的贡献在于他以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将现代神话诗学的想象传达出来。”学术界对于弗雷泽前倨后恭的言论表明，虚构在文化中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席位。这种巨大的转折，并非个别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观念转型。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认为，文学想象是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同情他人与去除偏见的能力，进而探讨正义的新路径。在消费文化中，商品的价值不在于实用价值而在于形象价值，通过广告、促销活动与形形色色的媒体炒作，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想象置于消费品之上。可以说，虚构从各路进发，悄悄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
从以上诸种现象来看，西方后现代文论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都没有将虚构看做是文学的独特标志，因此，双方之间就有了对话的平台。不过，将二者等同起来，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西方现代文化的崛起，将包含虚构在内的“文学性”从文学文本中挖掘出来，把文学与外部世界区别开来，突出文学的自律性，这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奉行的原则；对于虚构的过分关注，与对于文学文本中的政治、道德、历史等文化因素的有意忽略是一致的。后现代文化的变革，则是对这种区别的批判性反省。后现代文化对于虚构的接受，则宣告了虚构无所不在，在一切文化形式中蔓延开来，不再作为文学的基本特质。
在吴子林看来，虚构不足以将文学与非文学的文化形式区别开来，文学的独特价值需要另辟蹊径去探寻。金圣叹认为文学区别于历史的地方在于，“顺着笔性”，“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因文生事”，“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等，简言之，就是为了创造“文”。即“创造一个故事，其故事本身就有在人物、情节和环境三方面的启我膨胀能力”。金圣叹从忠、义、孝等方面对《水浒传》进行评点，强调在艺术创造中，把作家独特的思想、情感等呈现出来，试图通过艺术和文学的方式来建立对世界的精神联系，这就是文学的独特的精神世界。纪实还是虚构?不再像是“生存还是死亡”的发问一样振聋发聩，不再“是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子林关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的阐释意义就突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