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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成为一个创业、释放潜力的好地方，需要政治上的稳定，制定明确的、投资者可以理解的政策，减少贸然改变政策导致的风险，建立一套人们可预期的规则
当新加坡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决定选择保持开放，并通过经济转型和创新提高竞争力。
當新加坡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决定选择保持开放，并通过
经济转型提高竞争力。
由财政部长王瑞杰担任主席的未来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推动新加坡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委员会建议，通过深化国际往来、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数码科技能力和执行产业转型蓝图等，使新加坡经济实现2%至3%的增长。
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新加坡对于外界的变化敏感，经济时有波动。不过得益于出口和制造业的强劲增长，新加坡已经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估从2%-3%上调至3%-3.5%。去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2%。
王瑞杰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人们拥抱变化。
新加坡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则是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的一个优势在于，中国企业可将其作为向东盟地区发展的基地。“新加坡有约7000家中国企业，表明新加坡是作为中国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区域化的基地。”王瑞杰说。
王瑞杰担任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是被提及的总理潜在接班人之一。
他现在所担任的财长以及此前任职的金融管理局局长，都与李显龙成为总理前的政治生涯轨迹相似。李显龙曾表示他的继任者很有可能在内阁成员中。
税率只是竞争优势一部分
《财经》：受外部环境影响，新加坡经济近年增速放缓。作为财政部长，你也担任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新加坡经济转型的逻辑和重点是什么？
王瑞杰：两个因素正在驱动全球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是每个经济体都在寻求升级和重组;二有很多重要的技术变化正在改变商业模式，进而改变不同产业的竞争优势。新加坡的公司和产业想要在全球保持竞争力，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领域。
第一是创新，既可以是新的商业模式，也可以是对现有技术的更好运用，或者是对新技术的使用。
第二是国际化，面对全球的竞争，企业如何在全球环境下站稳脚跟，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公司和人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可以服务于不同市场的创新产品。
第三是公司在能力和生产力方面的组织方式，我们想敦促企业领导认真对待政府为经济重组而为企业创新与扩大业务及人才培训所做的努力。
第四是发展人力。掌握新的技能至关重要，旧的学习模式——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就停止学习已经不再适用，需要的是终身学习。除了在年轻时打好基础外，在职培训也逐渐更为重要。
经济是很复杂的，即使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小的经济体，不同产业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组建了未来经济委员会，与大约9000人进行广泛磋商，他们共同的一个反馈是变化。变化正在发生，甚至还会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发生，我们讨论应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如何改变工作模式，如何修改企业战略。变化只有在足够的人相信它并为之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空谈不会带来变革。
因此我们决定推出产业转型蓝图，它涉及23个领域，目前已推出了超过一半，剩下的将在2018年3月前推出。
《财经》：经济转型从来不容易，新加坡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王瑞杰：主要挑战在于让每个人拥抱变化。变化本身是艰难的，正如人们习惯于用某种方式刷牙、穿某种风格的衣服，如果你的公司已经运营多年，提出要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是很难的，但这是必要的。
《财经》：正如你所说，每个国家都在寻求升级，英美等国家的做法是大幅降低了公司税，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保持竞争优势的做法是什么？
王瑞杰：要想成为一个创业、释放潜力的好地方，需要政治上的稳定，制定明确的、投资者可以理解的政策，减少贸然改变政策导致的风险，建立一套人们可预期的规则。
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做很多事情，包括基础设施的质量、政府制定规则和监管的质量;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还应该是一个透明的市场。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能够促进创新，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保持税率的竞争力只是诸多事情之一。目前新加坡的税率很有竞争力，公司所得税是17%。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改变税率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现在判断由此带来的影响还为时过早。
《财经》：你在2017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一个数码化计划。每个行业都有转型需求，为什么会特别突出数码化？
王瑞杰：我们所处的是信息知识经济时代，数码革命将对几乎每个产业都产生重大影响，不论企业的大小。
我们需要为这些变化充分做好准备。可以做两方面的事情：其一，现有的技术让中小企业执行起来可能有难度，成本较高，所需的专业知识也可能是无法企及的。所以我们想找到一个实用的办法来帮助中小企业跟上这些变化。
其二，对于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比如人工智能、物联网融合、自动化，要确保我们的研发单位、大学、大企业可快速改变以跟上即将到来的转型。
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是其中一项目协助中小企业利用资讯数码科技提高生产力， 并且加快数码转型步伐。
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财经》：中新关系曾在2016年时发生过波折，你如何评价当前的中新关系？
王瑞杰：中新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上世纪70年代，在邓小平和李光耀时代，两国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我们的前财长、副总理吴庆瑞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担任经济特区的顾问。 建立在这样强劲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关系与合作取得诸多进展。两国在多个领域具有战略契合性和共同利益。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中国是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有约7000家中国企业，表明新加坡是作为中国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区域化的基地。
金融方面的互联互通已经有很大进展。新加坡是中国之外第一个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中国的银行到新加坡运营，为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还将给企业提供更好的平台。
《财经》：伦敦已取代新加坡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金融方面，两国可以如何深化合作？
王瑞杰：新加坡非常支持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6年，人民币也被纳入新加坡官方外汇储备中，这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迈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人民币国际重要性的提升，拓宽了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有些中国企业也通过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为中国西部的项目进行进行融资，在新加坡募集资金，节约了约人民币1.52亿元。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还需要得到适当安排，在发生争议时得到中立的仲裁。新加坡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工程企业，可以提供法律、会计、设计、融资活动等服务，也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国企业合作进行“走出去战略”。
我们还希望推动保险业的合作，大型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对冲工具将会很重要。再结合多边开发银行比如亚投行和私营部门，可以筹集到更多资金落实这些项目。
《财经》：基礎设施方面，新加坡将与马来西亚合作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你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赢得这个项目的机会？
王瑞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意设立一个资产公司来管理铁路网络和车辆，它也将负责设计、融资、维护和运营，很快会就此招标。我和很多同事，包括我们的总理已经体验过中国的高铁，可靠也很舒适。我对中国企业提出有竞争力的竞标方案有信心。
除了高铁，新加坡在交通领域还有很多需求。中国企业已经在新加坡赢得大约220亿元的项目，涉及列车、铁路网等方面。从现在到2030年，新加坡将在陆路交通方面再投资约3000亿元。欢迎中国企业参与竞标。
《财经》：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意愿，在这一倡议下会如何合作？
王瑞杰：“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它包括了五个主要要素。
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何能够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无论是机场、海港还是工业园，使经济更好地融合，促进人员和商品的流动。第二个领域是贸易和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大约有85%来自新加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约有三分之一流向新加坡。第三个领域是金融流动。金融是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可能的关键。我和亚投行行长以及中国财政部长也就此进行了讨论。第四个领域是监管协调。提升这一地区的互联互通，我们需要考虑签订可以为之提供帮助的政府间协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样的贸易或者投资协议是其中一部分。此外在基础设施项目上，为减少风险需要建立一个中立的平台，在出现争议的情况下进行不偏袒、客观的仲裁，让各方都接受。最后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人员互联互通。
TPP仍有意义
《财经》：新加坡同时参与了TPP和RCEP谈判。对新加坡而言，它们的重要程度是否有先后之分？
王瑞杰：新加坡相信自由贸易，也一直致力于实现自由贸易。如果我们能在WTO框架下达成全球层面的协议，那是最理想的。但这也是最难的，因为需要得到每一个成员国的同意。
对我们而言，尽可能地持续取得进展是重要的，其中包括区域性协议。比如东盟成立了东盟经济共同体，新加坡也积极支持TPP和RCEP谈判。美国虽然退出TPP，余下成员还会继续展开讨论。同时我们也在推动RCEP，希望明年可以取得重大进展。
《财经》：没有美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更名为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美国的缺席还会让这个自贸协定有吸引力吗？
王瑞杰：美国决定采取更双边的方式，但对TPP的剩余成员而言，我们认为一个更广泛的协议对每个人都有利。我们将继续保持贸易自由化前进的动力，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促进合作;同时也将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
我在清华大学发言时提到“索洛悖论”现象：为什么对重要的技术有那么多讨论，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但生产增长还是放缓。我们需思考实现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不同方式。因此，在讨论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各国也讨论如何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以便对各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提升。
《财经》：新加坡明年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你们会在东盟经济和金融融合方面推进哪些议程？
王瑞杰：一是推进区域经济融合，希望RCEP谈判能够取得进展。明年也是东盟-中国创新年。创新将成为经济转型的一股关键驱动力，这也是为何我在访问中国期间特别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创新活动。
李显龙接班人？
《财经》：在你看来，新加坡下一任总理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王瑞杰：在我们的国会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在成为总理之前，你要先当选国会议员，所有议员都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所在选区居民，寻求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了解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如何动员民众做出改变。经济转型是一部分，如何在一个多元种族、文化、宗教的社会里维持凝聚力以及如何让年轻人通过教育发挥潜能等，这对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财经》：李总理说他的接班人很有可能就在内阁成员之中，你也是被提到的潜在接班人之一，对此，你如何回应？
王瑞杰：我们的内阁很有凝聚力，这始于李光耀总理时期，并延续至第二位总理吴作栋和现任总理李显龙。内阁成员每周召开会议，讨论政策，每个人都提出政策建议，参与到了讨论之中。我们花时间讨论的还有我们与邻国和伙伴的关系。我们将继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维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了解了不同部门面临的不同议题，这让我们每个人对国家议题有更好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总理则是这支团队的带领人。
当新加坡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决定选择保持开放，并通过经济转型和创新提高竞争力。
经济转型提高竞争力。
由财政部长王瑞杰担任主席的未来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推动新加坡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委员会建议，通过深化国际往来、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数码科技能力和执行产业转型蓝图等，使新加坡经济实现2%至3%的增长。
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新加坡对于外界的变化敏感，经济时有波动。不过得益于出口和制造业的强劲增长，新加坡已经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估从2%-3%上调至3%-3.5%。去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2%。
王瑞杰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人们拥抱变化。
新加坡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则是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的一个优势在于，中国企业可将其作为向东盟地区发展的基地。“新加坡有约7000家中国企业，表明新加坡是作为中国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区域化的基地。”王瑞杰说。
王瑞杰担任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是被提及的总理潜在接班人之一。
他现在所担任的财长以及此前任职的金融管理局局长，都与李显龙成为总理前的政治生涯轨迹相似。李显龙曾表示他的继任者很有可能在内阁成员中。
税率只是竞争优势一部分
《财经》：受外部环境影响，新加坡经济近年增速放缓。作为财政部长，你也担任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新加坡经济转型的逻辑和重点是什么？
王瑞杰：两个因素正在驱动全球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是每个经济体都在寻求升级和重组;二有很多重要的技术变化正在改变商业模式，进而改变不同产业的竞争优势。新加坡的公司和产业想要在全球保持竞争力，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领域。
第一是创新，既可以是新的商业模式，也可以是对现有技术的更好运用，或者是对新技术的使用。
第二是国际化，面对全球的竞争，企业如何在全球环境下站稳脚跟，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公司和人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可以服务于不同市场的创新产品。
第三是公司在能力和生产力方面的组织方式，我们想敦促企业领导认真对待政府为经济重组而为企业创新与扩大业务及人才培训所做的努力。
第四是发展人力。掌握新的技能至关重要，旧的学习模式——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就停止学习已经不再适用，需要的是终身学习。除了在年轻时打好基础外，在职培训也逐渐更为重要。
经济是很复杂的，即使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小的经济体，不同产业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组建了未来经济委员会，与大约9000人进行广泛磋商，他们共同的一个反馈是变化。变化正在发生，甚至还会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发生，我们讨论应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如何改变工作模式，如何修改企业战略。变化只有在足够的人相信它并为之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空谈不会带来变革。
因此我们决定推出产业转型蓝图，它涉及23个领域，目前已推出了超过一半，剩下的将在2018年3月前推出。
《财经》：经济转型从来不容易，新加坡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王瑞杰：主要挑战在于让每个人拥抱变化。变化本身是艰难的，正如人们习惯于用某种方式刷牙、穿某种风格的衣服，如果你的公司已经运营多年，提出要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是很难的，但这是必要的。
《财经》：正如你所说，每个国家都在寻求升级，英美等国家的做法是大幅降低了公司税，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保持竞争优势的做法是什么？
王瑞杰：要想成为一个创业、释放潜力的好地方，需要政治上的稳定，制定明确的、投资者可以理解的政策，减少贸然改变政策导致的风险，建立一套人们可预期的规则。
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做很多事情，包括基础设施的质量、政府制定规则和监管的质量;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还应该是一个透明的市场。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能够促进创新，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保持税率的竞争力只是诸多事情之一。目前新加坡的税率很有竞争力，公司所得税是17%。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改变税率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现在判断由此带来的影响还为时过早。
《财经》：你在2017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一个数码化计划。每个行业都有转型需求，为什么会特别突出数码化？
王瑞杰：我们所处的是信息知识经济时代，数码革命将对几乎每个产业都产生重大影响，不论企业的大小。
我们需要为这些变化充分做好准备。可以做两方面的事情：其一，现有的技术让中小企业执行起来可能有难度，成本较高，所需的专业知识也可能是无法企及的。所以我们想找到一个实用的办法来帮助中小企业跟上这些变化。
其二，对于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比如人工智能、物联网融合、自动化，要确保我们的研发单位、大学、大企业可快速改变以跟上即将到来的转型。
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是其中一项目协助中小企业利用资讯数码科技提高生产力， 并且加快数码转型步伐。
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财经》：中新关系曾在2016年时发生过波折，你如何评价当前的中新关系？
王瑞杰：中新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上世纪70年代，在邓小平和李光耀时代，两国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我们的前财长、副总理吴庆瑞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担任经济特区的顾问。 建立在这样强劲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关系与合作取得诸多进展。两国在多个领域具有战略契合性和共同利益。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中国是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有约7000家中国企业，表明新加坡是作为中国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区域化的基地。
金融方面的互联互通已经有很大进展。新加坡是中国之外第一个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中国的银行到新加坡运营，为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还将给企业提供更好的平台。
《财经》：伦敦已取代新加坡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金融方面，两国可以如何深化合作？
王瑞杰：新加坡非常支持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6年，人民币也被纳入新加坡官方外汇储备中，这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迈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人民币国际重要性的提升，拓宽了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有些中国企业也通过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为中国西部的项目进行进行融资，在新加坡募集资金，节约了约人民币1.52亿元。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还需要得到适当安排，在发生争议时得到中立的仲裁。新加坡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工程企业，可以提供法律、会计、设计、融资活动等服务，也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国企业合作进行“走出去战略”。
我们还希望推动保险业的合作，大型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对冲工具将会很重要。再结合多边开发银行比如亚投行和私营部门，可以筹集到更多资金落实这些项目。
《财经》：基礎设施方面，新加坡将与马来西亚合作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你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赢得这个项目的机会？
王瑞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意设立一个资产公司来管理铁路网络和车辆，它也将负责设计、融资、维护和运营，很快会就此招标。我和很多同事，包括我们的总理已经体验过中国的高铁，可靠也很舒适。我对中国企业提出有竞争力的竞标方案有信心。
除了高铁，新加坡在交通领域还有很多需求。中国企业已经在新加坡赢得大约220亿元的项目，涉及列车、铁路网等方面。从现在到2030年，新加坡将在陆路交通方面再投资约3000亿元。欢迎中国企业参与竞标。
《财经》：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意愿，在这一倡议下会如何合作？
王瑞杰：“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它包括了五个主要要素。
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何能够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无论是机场、海港还是工业园，使经济更好地融合，促进人员和商品的流动。第二个领域是贸易和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大约有85%来自新加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约有三分之一流向新加坡。第三个领域是金融流动。金融是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可能的关键。我和亚投行行长以及中国财政部长也就此进行了讨论。第四个领域是监管协调。提升这一地区的互联互通，我们需要考虑签订可以为之提供帮助的政府间协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样的贸易或者投资协议是其中一部分。此外在基础设施项目上，为减少风险需要建立一个中立的平台，在出现争议的情况下进行不偏袒、客观的仲裁，让各方都接受。最后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人员互联互通。
TPP仍有意义
《财经》：新加坡同时参与了TPP和RCEP谈判。对新加坡而言，它们的重要程度是否有先后之分？
王瑞杰：新加坡相信自由贸易，也一直致力于实现自由贸易。如果我们能在WTO框架下达成全球层面的协议，那是最理想的。但这也是最难的，因为需要得到每一个成员国的同意。
对我们而言，尽可能地持续取得进展是重要的，其中包括区域性协议。比如东盟成立了东盟经济共同体，新加坡也积极支持TPP和RCEP谈判。美国虽然退出TPP，余下成员还会继续展开讨论。同时我们也在推动RCEP，希望明年可以取得重大进展。
《财经》：没有美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更名为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美国的缺席还会让这个自贸协定有吸引力吗？
王瑞杰：美国决定采取更双边的方式，但对TPP的剩余成员而言，我们认为一个更广泛的协议对每个人都有利。我们将继续保持贸易自由化前进的动力，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促进合作;同时也将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
我在清华大学发言时提到“索洛悖论”现象：为什么对重要的技术有那么多讨论，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但生产增长还是放缓。我们需思考实现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不同方式。因此，在讨论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各国也讨论如何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以便对各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提升。
《财经》：新加坡明年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你们会在东盟经济和金融融合方面推进哪些议程？
王瑞杰：一是推进区域经济融合，希望RCEP谈判能够取得进展。明年也是东盟-中国创新年。创新将成为经济转型的一股关键驱动力，这也是为何我在访问中国期间特别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创新活动。
李显龙接班人？
《财经》：在你看来，新加坡下一任总理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王瑞杰：在我们的国会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在成为总理之前，你要先当选国会议员，所有议员都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所在选区居民，寻求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了解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如何动员民众做出改变。经济转型是一部分，如何在一个多元种族、文化、宗教的社会里维持凝聚力以及如何让年轻人通过教育发挥潜能等，这对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财经》：李总理说他的接班人很有可能就在内阁成员之中，你也是被提到的潜在接班人之一，对此，你如何回应？
王瑞杰：我们的内阁很有凝聚力，这始于李光耀总理时期，并延续至第二位总理吴作栋和现任总理李显龙。内阁成员每周召开会议，讨论政策，每个人都提出政策建议，参与到了讨论之中。我们花时间讨论的还有我们与邻国和伙伴的关系。我们将继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维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了解了不同部门面临的不同议题，这让我们每个人对国家议题有更好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总理则是这支团队的带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