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景观的两面n　　景观考古学的概念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将军（General Pitt Rivers）在英国Cranborne Chase周边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就已经注意到了将考古发掘的成果融入到特定地区的区域背景中进行观察（Pitt Rivers 1987）。这种做法有时能够让考古学家避免过于关注单个遗址。到了20世纪，英国一个主要研究传统是将景观看作一种不断被改造的物质痕迹，即“真实世界的特征组合，包括纯自然的、半自然的和纯人工的存在”，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研究的（Roberts 1987：79）。通过区域调查、文献检索、地图测绘和选择性试掘等方式，可以了解景观的不同发展阶段（Aston and Rowley：1974）。然而，就像Barrett（199：26）所认为的，这种分析最终的产物是“作用于土地之上的事物的历史”，这种历史看起来往往与那些曾经在当地居住过的先人的生活相去甚远。总之，在考古学这一分支中，经验主义者曾占绝大多数；并且只在过去的十年，景观这一概念才作为学科理论的反思对象出现。有趣的是，正是在景观这个主题的讨论中，考古学家们频频质疑这个学科内已经普遍承认的概念，如：分期、文化序列、身份和客观性。此外，正是在景观考古学这种新型理论框架中，产生了一些更激进的书写过去的实验（e.g. Bender 1998；Edmonds 1999）。本文中我将指出，任何针对景观这一概念的批判性思考都需要我们审视现代性的思考方式与境况对考古学的深刻影响。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本文将特别关注近些年来有关景观概念的考古学理论的激烈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