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柏:西门町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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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逝世翌日,那还是文革尚未落幕的1976年,蒋友柏在台北出生了,他是蒋家第四代中第二位曾孙。
  
  台湾第一家庭曾孙蒋友柏的童年,正值台湾经济起飞,曾祖父蒋介石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去逝。严家淦循宪继任了蒋介石留下的“总统”空缺。在蒋友柏两岁时,蒋经国正式接掌台湾大位。
  
  台北童年
  这时的两岸仍处对峙,大陆将迈入改革开放之路,台湾经济已开始腾飞,横贯台湾本岛的中山高速公路即将通车,崭新气派的桃园国际机场即将启用。这些都是祖父担任行政院长时期的“十大建设”政策推动。
  
  蒋友柏并没有见过曾祖父,曾祖父在他的孩童时代只有一个名字,叫“蒋公”;除“蒋公”外,12岁以前的蒋友柏没听到过第二个称呼。
  
  周末,蒋友柏家里固定的家庭日,全家人一同上教堂做礼拜,也一同出游。蒋孝勇时常亲驾私家车,去到距离台北不远的海港基隆,或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台中,是为让友柏、友常兄弟,可以一尝台湾各地小吃,也认识连他自己也不甚熟悉的台湾风光,这是制造家人亲密回忆的最好时机,也是远离政治台北的难得轻松。即便一家人做这样的短途旅行,一路上仍有亦步亦趋的随扈。
  
  1980年代仍是前线的金门,台湾本岛居民尚不能及,蒋孝勇也曾带着两兄弟踏上了金门前线,领略过了战地金门风光。金门旅行的经历,除了在金门服兵役的台湾青年,与蒋友柏同龄的台湾本岛儿童,不曾有过。
  
  曾任台湾射击协会理事长的蒋孝勇,每每协会举行活动,便带上友柏、友常,训练他们打靶射击,讲解枪把构造,尝试对枪枝进行拆解与组装。直到现在,友柏对于K47或左轮手枪的特性,都还朗朗上口。举枪射击的经验,绝对特殊,台湾学子第一次可触摸枪把,只有填塞在繁重高中课程里的军训课时间,打靶经验或许高中三年,不超过五分钟。
  
  踏青、做标本、打靶,是童年蒋友柏与父亲蒋孝勇最珍贵的台北回忆。因为背景特殊,基于安全因素,蒋友柏不像同龄孩子那样,可以正常参加小学生常有的户外远足与毕业旅行,无法与同校同班的同学一同出游。家住阳明山上的蒋友柏走到哪里都有两名随扈紧跟在后,他的同学们不仅和他同班,也要和他的两名随扈同窗共读——他们就坐在后面等蒋友柏,蒋友柏的课本忘了带,他们会回家替他取来。
  
  蒋家的规矩也是很多的,极其宠爱儿子的蒋教勇也有严厉时候,那会是在祖父蒋经国的台北七海官邸的饭桌,“大人动筷前,小孩不能动筷子;边吃饭边说话不被允许;用餐时,手肘不得压于桌面;碗碟里的菜肴,一定完食,没有剩下;餐毕要将空碗处于盘上;吃好了,请大家慢用,是下桌前该喊出的说词。”“第一家庭”严谨的用餐礼仪,从蒋介石教下蒋经国开始,直到第四代的蒋友柏,也得遵守,父亲蒋孝勇更是严格执行。严格的用餐礼仪,每周上祖父官邸吃饭,成了蒋友柏与弟弟友常的恶梦。母亲蒋方智怡,没让友柏跟从同辈堂兄姐自小离台念书“惯例”,她选择让友柏待在台北,就读离家不远的北投奎山幼儿园、奎山小学。
  
  童年的台北,恰逢祖父接掌“大位”,第一家庭背景塑造友柏的特殊童年。在学校里,历史课考试简直就像考蒋家的家史,老师根本没法给蒋友柏的答案判错。
  
  直到1989年3月,祖父蒋经国逝世后的13个月,台湾那时已经“解严”,出身本土的李登辉循宪继任领导“大位”,社会开放报禁也开放了党禁,赴台老兵可“合法”返陆探亲,蒋家从政治舞台谢幕。父亲蒋孝勇决定带着全家移民加拿大,蒋友柏才是11岁的少年,小学还没有毕业。
  
   父亲离世
  移民加拿大法语区蒙特利尔,人地两疏,蒋友柏不明白“为什么从小到大熟悉的人事物只剩下我们家5口人”(《白木怡言》)。几年后全家由半年冰封的加拿大蒙特利尔搬到阳光明媚的美国加州,这是曾祖母宋美龄的建议,这里有更多的亲戚和亲情。蒋友柏的突遇跌宕的少年时代在遥远的北美结束了。
  
  1996年,蒋孝勇被诊断罹患食道癌。这一年,还是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大三学生的蒋友柏和弟弟友常,为陪伴在台治疗的父亲,选择从纽约大学休学,成了穿梭台北与美国的空中飞人,这一年成了蒋友柏家里最难熬的一年。面对父亲病情,除年纪尚小弟弟友青,母亲蒋方智怡、友柏、友常三人以医院为家,轮流看照父亲。友柏总负责大夜班,无论父亲在病塌上睡去或清醒,他总醒着,就深怕父亲在没有人知道的突然间过去。带着一摞摞的书,熬过多少个惊心夜晚,陪父亲聊天,当然也一起回忆家常,也谈论人生。
  
  不到一年光景,是年冬天,12月22日夜里的8时15分,48岁父亲病逝台北。病逝前5分钟的8时10分,典型俄国老妇的微胖祖母蒋方良,在旁人搀扶下刚走进病房,探望了儿子蒋孝勇最后一眼。
  
  台北北投,荣民总医院思源楼的117号病房,蒋友柏父亲蒋孝勇在此度过人生最后一个冬日。同一个地点,117号病房,曾经先行送走了蒋友柏的两位伯父:1989年4月14日大伯父蒋孝文咽喉癌病逝;二伯父蒋孝武1991年7月1日猝逝。蒋友柏的奶奶蒋方良,2004年12月15日也在117号病房逝世。半世纪以前从俄国远来的蒋方良,连同大陆出生的儿子四人,在台北这座城市走到了人生终点。
  
  从政治顶峰走下来的蒋氏遗族,在经历了“去政治化”“去蒋化”的漩涡后,第三代蒋家男子已然悉数凋零。蒋孝勇的长子蒋友柏,就此面临自主人生的重新选择和经营。
  
  家在台北
  纽约大学期间,从事金融投资,蒋友柏已尝到投资致富的滋味。父亲病逝台北翌年,纽约的生活已满足不了想挑战自己的蒋友柏,突然意识到自己长子的重责,像一场大醉醒来,他决定回去台北立业。
  
  尚存台北人记忆里的中华商场,因台北捷运(地铁)兴建而彻底拆除。蒋友柏回到的台北西门町,曾经闹腾的中华商场大楼地标已然消失,那是捷运西门站尚未通车的1997年。蒋友柏再回来的台湾,领导人早已不姓蒋,已是举行过首次领导人直选的台湾,是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的台北。“找寻台北人”是陈水扁推动的文化认同系列活动之一。
  
  2001年回到台湾后,蒋友柏再也没有听到过别人尊称他的曾祖父“蒋公”;“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通关密语而升官占位,后来转型当媒体政论名嘴的“爱国爱党”中坚份子,大部分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蒋友柏的部落格《白木怡言》)
  
  在本土文化活动兴盛的1990年代末,“去中国”的声音也开始在台岛响起,谢幕政坛的蒋家,已从台湾本地人的印象里褪色多年,民主氛围更进一步的台北,反而提供蒋友柏一个尝试自立的机会。
  
  八个月西门町的日子,每个月控制自己只花两万台币,拮据的经济是蒋友柏对自己的刻意约束,亦是对自己设下的新磨练,他想知道没有以往雄厚人脉和财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底限在何处。蒋友柏认真观察出没街头的台北人,不再有随扈时时刻刻担忧他们安危,踏着夹脚拖鞋游走于康定路与中华路,在汉口街与成都路一带闲逛,路边摊吃面打发一餐,这是小时候在台北未曾有过的经历。他发现自己可以,可以过着两万台币包含房租水电费的租屋生活,更发现自己可以在台北生活了。
  
  上一代蒋家人从台北政坛正式谢幕,其实是对他自己回到台北独立生活的最大助力。
  
  台北东区,终日骚动的南京东路二段与三段之间,伊通公园的一条谧静巷子里,蒋友柏创办的设计公司,就位处在伊通街的地下一层。台湾历经政党轮替后的2003年秋天,蒋友柏与弟弟蒋友常在台北成立橙果设计公司(DEM inc.),一人负责执行业务,向外拓展关系,找钱也找方案,从小药丸到大诊所、从娱乐公仔到实用围巾,都是橙果接洽过的设计;另一人负责财务管理,偶尔也提供创意。出售创意,是蒋友柏成立公司的目的,也是自己工作挣钱立足的手段。
  
  客户的中有些人是冲着蒋家的名号来的,还有一些人在跟蒋友柏正式谈生意前,先把“两蒋”骂一顿。这使刚开公司的蒋友柏很不习惯,因为他从小听惯的是一片歌功颂德。但为了生意,他还是忍了。
  
  橙果公司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它按着这个社会的规则来运行,在橙果公司经营最难,裁员超过一半也无济于事的2006年,他面临着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趁橙果还有资产和无形价值及时找人收购公司的选择。他曾一度决定将橙果出售,以给自己留有再次创业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2007年3月13日晚间,神圣铜像周围突然搭上密麻鹰架,翌日清晨时刻,晨练的高雄民众发现“中正文化中心”6.4米的蒋介石大铜像,已经身首异处,被卸解散落在了中心广场。
  
  这年12月7日凌晨,在经历了7个小时的卸载后,台北市内的中正纪念堂门口匾额“大中至正”四大字在悬挂了27年后被养工处人员拆了下来。第二天从纪念堂前走过的人们,发现这里一夜之间变成了“自由广场”。身处“去蒋”时代的蒋友柏曾经在网络上公开表达过自己对于“去蒋”的思考:我个人衷心的希望在这一连串的“去蒋”行动之后,能够给台湾一个思考的空间,让我们的理智清楚的认知“去蒋”是为了结束一个时代,为的是让我们进入一个更民主文明更适合人生存的“后蒋”时代。
  
  北京奥运会举办前的三个月,马英九终得换届上任,台湾又再一次政党轮替。2007年以来,在民进党政府启动去蒋化运动的纷腾年代里,蒋友柏女儿蒋得曦已出生在台北,是蒋家少数的女性,还只是一个对政治家族故事,或去蒋运动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单纯孩童。被更多台湾民众称呼她“小玫瑰”小名的蒋得曦与弟弟蒋得勇,只是单纯承继了父亲的蒋姓,一个多年后政治走味的蒋姓。刚过而立之年的蒋友柏,披挂上了人夫、人父的角色,在二十一世纪”不蒋政治、只讲创意”的台北,立了业随后成了家。
  
  台北,这座曾经飘荡各地乡愁的城市,对蒋友柏是历经经济起飞发展了的家,是带给他特殊童年的家。因为父亲离世,他们曾经面临的人生选择,不像电影《家在台北》故事主人翁那样拥有彷徨的权利,反而背负责任更重,面临生活挑战更多,尝试走出政治以外的自我。
  
  祖辈一代从大陆辗转赴台,台北,对于这位出身四大家族的后人,并非出自救赎性的选择。出身与身俱来,无从由衷选择,前人从政治舞台入相,后人从文化与商业舞台出将,家族包袱仍在,只是政治色彩褪淡,全线退出历史舞台,其路仍长矣。但生活方式可以自主设计,落脚台北后“不蒋政治”,是家族后人对自我生命的历史定位,目前他们的家,就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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