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里的多彩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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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句话相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耳熟能详,正是这个“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替刘备打开了一条建立一番事业的通道。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祖先,也就是西汉景帝的第八子、汉武帝的庶兄刘胜。他在公元前154年被立为西汉中山王,五十三岁时去世,谥号为“靖”,故后世称中山靖王。
  汉代中山国位于今华北平原中部,战国时期即为中山国所在,汉高祖末年因设中山郡。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平定吴楚之乱后,又以中山郡置国,立刘胜为中山王,设都卢奴(今定州市),辖领十四县。中山国世系三变,西汉封十王,东汉封七王,共历十七王约二百八十年。满城陵山一号汉墓的墓主即为第一位中山王靖王刘胜。
  如果不是1968年的一场考古发掘,中山王靖王刘胜恐怕只存在于《三国演义》与历史记载之中。这一年,在河北保定满城,刘胜与其妻窦绾的陵墓被发现,这保存还相对完好的陵墓被打开后,内中文物种类之丰富、做工之瑰丽华美,令世人为之惊讶!除了刘胜与窦绾墓,中山国历代国王或王后的墓还包括了河北定州三盘山汉墓、定州八角廊40号墓、定州北陵头43号墓等等,只不过这些墓均早年被盗,墓主身份难以具体确定。
  历代中山王陵墓出土的文物,主要可分成青铜器、玉器和陶器三大类,其中不少是一、二级文物,包括错金银鸟篆文铜壶(一级文物)、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一级文物)、错金银铜车伞铤(一级文物)、中山郡简王刘焉鎏金铜缕玉衣(二级文物)及马蹄金(二级文物)、麟趾金(二级文物)等等。同样保存较完好的汉墓,知名的还有广州南越文王墓(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葬所)。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也是种类丰富、数量繁多,更不乏国宝级精品。这一南一北两地古汉墓,反映了各自所在地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概况,体现了汉代诸侯王的威仪和气派,共同诉说着汉王朝“大一统”底色下的多彩文明,让现代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汉代工艺品的精湛与统治者生活的奢华。
  祭祀天地、山川、祖先是帝王活动的重要内容,青铜器则是祭祀和宴饮时的重要器具。汉代王族陵墓中都随葬了大量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青铜器。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西汉中山内府铜钟造型沉稳庄重,敞口,溜肩,颈微束,圆鼓腹,高圈足。腹上部有左右对称的铺首衔环,肩及腹饰有四道凸起的宽带纹,腹上部靠近铺首处有铭文三行十一字:“中山内府锺,容十一。第卅二”。二号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王后墓)出土铜朱雀衔环杯则造型灵动而端庄,线条流畅,舒展自然。历代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器物装饰有朱雀、龙、虎等二十多种动物造型及纹样,这些动物取材于现实生活及神话传说和信仰崇拜,体现了当时王族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
  汉代诸侯王生活讲究而奢华,催生了灯、炉等造型生动的新兴铜器。这时的青铜器已经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晚期,与前期相比更讲究科学性,并将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窦绾墓出土的青铜长信宫灯正是汉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之一,不单造型典雅,而且设计巧妙,宫女似在为灯挡风的衣袖,实为吸收油烟的虹管,既防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国宝级文物青铜器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熏炉(一级文物,见下图①)造型奇特,底座铜盘中,一力士坐于卧伏的海兽背上,单手擎举炉身;炉盖上,象征海上仙山博山的起伏重叠山峦间,透雕的多种动物纹饰栩栩如生,颇具动感与张力。
  两汉诸侯王墓继承了汉以前高等级墓葬陪葬兵器的葬制,但随着汉朝中央政权对诸侯王控制的加强,陪葬兵器的种类与数量逐渐减少,模型兵器逐渐增多,满城汉墓出土了剑、矛、弩机等兵器,甚至还有当时先进的“百炼钢”和铸铁固体脱碳钢制品以及专为随葬制作的模型弩机。刘胜墓出土的铜弩机由郭、悬刀、勾心、牙、键等部分构成。郭部前窄后宽,上刻箭槽;郭面和牙、键的外露部分鎏金,各部件往往刻有铭文,均为数字。南越王墓则出土了15件铜弩机,多数鎏金,制作精良。
  以实用真车马殉葬是西汉诸侯王墓的重要特征。一般殉车3辆(如怀王刘修墓),有的还同时殉孝车一辆(如窦绾墓)。南越王墓墓室较小,不足以容纳一车一马,只随葬了车马器模型。而刘胜墓则有殉车6辆,可见地位不一般。河北定州三盘山西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铜车伞铤(一级文物)是马车的组成构件之一。铤为圆筒竹节状,中空。铤表面纹饰分为四节,以凸棱相间;通体以金银错出各种人物、鸟兽及云山、花木,在展开后总面积仅145平方厘米的画面上,刻画了35个不同的人物和119只珍禽异兽,并镶嵌了32颗菱形绿松石和48颗圆形红玛瑙饰物(今已脱落),可谓巧夺天工。
  汉代青铜器采用了大量、多变的鎏金(银)、错金(银)镶嵌工艺。错金银是将金银材料如金(银)片、金(银)丝、金(银)泥等固定于铜胎的凹槽内,并用厝石磨平器表的装饰工艺,兴起于春秋,在西汉达到高峰。河北定州北庄汉墓出土的东汉虎形错金银铜镇(三级文物),黑虎昂首屈肢卷身作团卧状,身与头部均有错金银纹饰。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鸟篆文铜壶(一级文物),纹饰繁简恰到好处,制作精美,突出反映了汉代青铜器的工艺制作水平。鸟篆文为篆书变体,以鸟虫之形组字,似书似画。该壶周身用金银丝镶嵌出鸟篆文字和动物纹带,灵动绚丽;壶上的鸟篆文共三十二字,构成一段花纹图案的奇妙文章。
  汉代诸侯王墓陪葬的钱币数量大、品种多,包括铜钱、金饼等实用货币,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刘胜墓、二号汉墓窦绾墓出土的汉代铜钱共四千多枚,有“半两”、“五铢”等制式。铢为汉代最小的计量单位,一铢约为今天的0.65克,二十四铢为一两。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废半两而行五铢钱,由此至隋沿用七百余年,是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钱币。还有马蹄金、麟趾金等象征性货币,用以供皇帝赏赐、表祥瑞恩宠,体现诸侯国的地位和经济实力。
  玉器在汉代诸侯王墓中较为常见,主要有丧葬用玉和装饰用玉等。特别是丧葬用玉,体现了汉玉由礼仪性向神秘性转化的过程。两汉丧葬用玉,最出名的当数是作为皇室与贵族全身葬服的玉衣了。
  玉衣,又称“玉匣”、“玉柙(xia)”,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一种特殊的殓服。一套完整的玉衣,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其形制与编缀方法,受铠甲特别是铁制甲胄影响。   汉代人认为,以玉衣为葬服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说: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
  在两汉所有中山王(后)墓中共出土玉衣八件,其中刘胜及其妻窦绾的两件,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 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必须说明的是,西汉的典制,皇帝与诸侯王都可以用金缕玉衣,这与东汉不一样。《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而河北定州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刘焉是东汉光武帝之子,公元54年封中山王)就出土了一件鎏金铜缕玉衣,因部分玉衣片出土时残损,选用刘焉及其夫人的玉衣片一并修复合成。刘焉玉衣采用鎏金铜缕,规格比南越王赵眜的丝缕玉衣要高,很可能是当时皇帝特许。刘焉17岁时进爵为王,在位有36年之久,在公元90年离开人世,死时,陵墓修建的工程相当浩大。刘焉与窦太后及窦宪兄弟关系密切,死后丧葬规格特别高,制度余国莫及,因而特赐鎏金铜缕玉衣是完全可能的。刘焉的玉敛葬比较完备,除了以玉衣为殓装外,还用了玉璧铺垫,手上握有玉豚和玉龟,嘴含玉蝉,还有塞石和玉枕。
  同样在中山简王墓出土的装饰用玉透雕双螭纹青玉璧(一级文物),色泽青灰,扁平;周缘微起小棱,两面满饰谷纹。上部凸出透雕双螭蟠屈,舞爪相斗,并点缀流云纹,双螭出没于云间。纹饰优美、生动,琢磨精致,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形成独特的汉代玉器风格,这种玉壁的风格对后代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汉代人穿宽身长衣,为行走方便,常以帛带束腰。玉环可作为组玉佩的组成部分系挂在束带上,也可单独佩戴。成套的组玉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流行于周代,汉代中期之后逐渐减少。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西汉麻花纹黄玉环线条均匀流畅,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环则多为组玉佩上的构件。
  陶器是重要的生活用具,比起玉器实用,比起青铜器容易生产,所以自然成为汉代诸侯王墓中重要的陪葬品。窦绾墓出土的仿漆器彩绘陶质盆、壶、盘等,其造型规整,纹饰繁缛,图案生动,色彩华丽,体现了汉代人们的审美情趣,而涉及生活、生产方方面面的各种陶器,如西汉彩绘陶盆,在黑底上用红、白、蓝等色描绘各种纹样,内壁上部绘鱼纹,在红彩间填绘云气、花瓣纹,底部绘有鹭鸟及鱼纹;而东汉绿釉陶井亭等,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富有生活情趣,展示了当时的经济生活状况,模拟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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