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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摧毁过兴盛的朝代，也毁灭过无数人类文明，但是中国的夏禹时期、两汉以及清代初年频繁的自然灾害，却磨砺出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共克时艰、多难兴邦，成为灾害留给中国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
内乱外患不断
康熙统治中国时期，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战火东西绵延的时代。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珍说，国内战争方面，有东南部收复台湾的战役，西部和西北边境长期平叛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战争（1720年康熙为平定准噶尔部还伐至西藏，并于康熙五十九年在拉萨立了一块“御制平定西藏碑”）；对外则是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在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康熙三次御驾亲征。他在自己1696年第一次西征噶尔丹的“工作日志”中写道：在第一次噶尔丹战役中，我在拂晓前已是第五次起来观察，骑马行走，越过营地。这一天，他回来宿营的时间大概是晚上11点，于是只吃了点白天的剩饭。
此外还有爆发于1673年的“三藩之战”（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极强的战争。
宽仁君主
康熙初年，为了恢復被战乱破坏的经济状况，政府实施了很多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宽仁政策。作为君主的康熙，他的宽容仁慈不仅体现在恢复人民生活的措施中，在严酷的战争中也有资料反映。
反清武装首领杨起隆，于康熙十二年在北京与黄吉、陈益等三十余人密谋起兵，诈称朱三太子。八旗军对杨的起兵严酷镇压，战火中不少百姓逃往城外，有一部分群众还跟随了杨起隆。
此番平乱之后，康熙大赦了叛乱首领之外的所有人，他很清楚，清廷永远无法算清有多少人卷入此案；也不能清算到老百姓头上。他向兵部尚书下了一道令，要求各级军官更多地运用安抚的手段来施政。他的理由是，那些落后地区的百姓们随了叛军，也是本能地珍惜生命，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如果清军将他们杀死，则有违帝王拯救黎民的意愿，而且剥夺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康熙要求官兵，如果遇到猖狂的匪徒抵抗或其拒绝投降，可以杀人，但是他们的孩子和女人必须被收容安抚，不得滥杀无辜，也不要无故逮捕任何人。
令康熙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曾经多次被群臣提醒，不能派水师提督施琅指挥对台湾的战争——施琅曾为明臣，如果给他军队和船只，他很可能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传施琅觐见，开诚布公地说：有人预料你一到台湾就叛变，但依我看只有你能攻克台湾，并且我敢担保你不会叛变。
康熙是对的，施琅迅速平台，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将领。他的整个家族都在效忠康熙的王朝。
1697年孟夏，康熙在距离京城遥远的大西北营地听到噶尔丹被迫自杀的消息时。他如实记录下自己的思绪：在这几年里，我三次亲征，栉风沐雨跨越沙漠，并日而食。在这荒凉的沙漠里，人们以为这是在受着艰辛，但我可不这样想。所有人都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我避免不了。不断地行军作战和勤政已使我取得了伟大的成效——如果不是噶尔丹的话，我永远体会不到这些。
抗灾政策的集大成者
这是一位终生都在考验之下的帝王，即使没有战争，还会有频繁的大灾袭来。赫治清说，康熙年间灾害过于频繁，所以“荒政”（关于如何救灾的政策法令）几乎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清承明治”的基础上，康熙政府又制订出新的抗灾救济制度，并成为中国历代抗灾赈济措施的集大成之作。
为了全面掌握各地灾情，康熙把明朝每年农历五月报灾，改为夏季报灾不出六月、秋季报灾不出九月——康熙执政时疆域向北扩大很多，所以照顾到北方地区夏粮收割较晚这一实际情况。得到报告以后，中央政府要派人下去勘灾，然后是蠲免（减免税收）。国家粮库对灾害地区调拨粮食，平粜、遏粜，防止灾后粮食涨价。
塌了房子的给予维修费，失去亲人的发放抚恤金，施粥、施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但这总不是长远之计。对于灾民的长久安置，康熙采取移民的办法，四川就是一个灾民移入的大省。有了安身之地后，政府开始出台钱粮和种籽借贷政策，确保灾民在来年能有收成。
至于康熙本人，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赫治清说，康熙是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帮他观察与记录。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至江南地区大旱，到了阴历六月中才降雨。因为天气总是和粮食收成及米的价格紧密相关，所以康熙凡见到南方来人都要询问详情，“夙夜焦思，寝食不安”。
康熙也曾亲自研究天气。他从清代逐日记载降水的《晴明风雨录》中摘抄下有规律的现象，并认为从中可以做出天气预报。当时康熙大致总结出的有：阴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这些日子下雨；在初九到十五这几天能看到月光，如果出现了云挡月，就将有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雨。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风向，康熙还在自己的住所竖起一杆小旗子。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路记录下来，与来自各地的天气奏报做比较。这也算是农业大国国君一种特殊的勤政方式了。
康熙执政的年代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几十年，他和他的国民都没有被打垮。赫治清这样评价灾难中的康熙时代：中央政府在救灾中创建了廉政工程并努力树立廉洁政府的形象；康熙很重视官员的“考成”（政务考评）制度，而他本人也在满汉及各族人民眼里有了一个极好的“考成”，这对于清初社会矛盾的和解以及社会和谐起到关键作用。通过不断的抗灾、亲征平乱和带头治理黄河，康熙在精神上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各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摘自《新世纪周刊》）
内乱外患不断
康熙统治中国时期，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战火东西绵延的时代。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珍说，国内战争方面，有东南部收复台湾的战役，西部和西北边境长期平叛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战争（1720年康熙为平定准噶尔部还伐至西藏，并于康熙五十九年在拉萨立了一块“御制平定西藏碑”）；对外则是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在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康熙三次御驾亲征。他在自己1696年第一次西征噶尔丹的“工作日志”中写道：在第一次噶尔丹战役中，我在拂晓前已是第五次起来观察，骑马行走，越过营地。这一天，他回来宿营的时间大概是晚上11点，于是只吃了点白天的剩饭。
此外还有爆发于1673年的“三藩之战”（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极强的战争。
宽仁君主
康熙初年，为了恢復被战乱破坏的经济状况，政府实施了很多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宽仁政策。作为君主的康熙，他的宽容仁慈不仅体现在恢复人民生活的措施中，在严酷的战争中也有资料反映。
反清武装首领杨起隆，于康熙十二年在北京与黄吉、陈益等三十余人密谋起兵，诈称朱三太子。八旗军对杨的起兵严酷镇压，战火中不少百姓逃往城外，有一部分群众还跟随了杨起隆。
此番平乱之后，康熙大赦了叛乱首领之外的所有人，他很清楚，清廷永远无法算清有多少人卷入此案；也不能清算到老百姓头上。他向兵部尚书下了一道令，要求各级军官更多地运用安抚的手段来施政。他的理由是，那些落后地区的百姓们随了叛军，也是本能地珍惜生命，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如果清军将他们杀死，则有违帝王拯救黎民的意愿，而且剥夺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康熙要求官兵，如果遇到猖狂的匪徒抵抗或其拒绝投降，可以杀人，但是他们的孩子和女人必须被收容安抚，不得滥杀无辜，也不要无故逮捕任何人。
令康熙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曾经多次被群臣提醒，不能派水师提督施琅指挥对台湾的战争——施琅曾为明臣，如果给他军队和船只，他很可能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传施琅觐见，开诚布公地说：有人预料你一到台湾就叛变，但依我看只有你能攻克台湾，并且我敢担保你不会叛变。
康熙是对的，施琅迅速平台，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将领。他的整个家族都在效忠康熙的王朝。
1697年孟夏，康熙在距离京城遥远的大西北营地听到噶尔丹被迫自杀的消息时。他如实记录下自己的思绪：在这几年里，我三次亲征，栉风沐雨跨越沙漠，并日而食。在这荒凉的沙漠里，人们以为这是在受着艰辛，但我可不这样想。所有人都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我避免不了。不断地行军作战和勤政已使我取得了伟大的成效——如果不是噶尔丹的话，我永远体会不到这些。
抗灾政策的集大成者
这是一位终生都在考验之下的帝王，即使没有战争，还会有频繁的大灾袭来。赫治清说，康熙年间灾害过于频繁，所以“荒政”（关于如何救灾的政策法令）几乎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清承明治”的基础上，康熙政府又制订出新的抗灾救济制度，并成为中国历代抗灾赈济措施的集大成之作。
为了全面掌握各地灾情，康熙把明朝每年农历五月报灾，改为夏季报灾不出六月、秋季报灾不出九月——康熙执政时疆域向北扩大很多，所以照顾到北方地区夏粮收割较晚这一实际情况。得到报告以后，中央政府要派人下去勘灾，然后是蠲免（减免税收）。国家粮库对灾害地区调拨粮食，平粜、遏粜，防止灾后粮食涨价。
塌了房子的给予维修费，失去亲人的发放抚恤金，施粥、施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但这总不是长远之计。对于灾民的长久安置，康熙采取移民的办法，四川就是一个灾民移入的大省。有了安身之地后，政府开始出台钱粮和种籽借贷政策，确保灾民在来年能有收成。
至于康熙本人，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赫治清说，康熙是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帮他观察与记录。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至江南地区大旱，到了阴历六月中才降雨。因为天气总是和粮食收成及米的价格紧密相关，所以康熙凡见到南方来人都要询问详情，“夙夜焦思，寝食不安”。
康熙也曾亲自研究天气。他从清代逐日记载降水的《晴明风雨录》中摘抄下有规律的现象，并认为从中可以做出天气预报。当时康熙大致总结出的有：阴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这些日子下雨；在初九到十五这几天能看到月光，如果出现了云挡月，就将有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雨。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风向，康熙还在自己的住所竖起一杆小旗子。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路记录下来，与来自各地的天气奏报做比较。这也算是农业大国国君一种特殊的勤政方式了。
康熙执政的年代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几十年，他和他的国民都没有被打垮。赫治清这样评价灾难中的康熙时代：中央政府在救灾中创建了廉政工程并努力树立廉洁政府的形象；康熙很重视官员的“考成”（政务考评）制度，而他本人也在满汉及各族人民眼里有了一个极好的“考成”，这对于清初社会矛盾的和解以及社会和谐起到关键作用。通过不断的抗灾、亲征平乱和带头治理黄河，康熙在精神上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各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