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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道理管小道理的观点,一个人首先要爱国,其次是爱家,最后是爱己。这个顺序是绝对不能颠倒的。所以当爱家同爱国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则应毫不犹豫、毫无商榷地选择爱国而牺牲爱家;当爱己同爱国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更应选择爱国而牺牲爱己。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图”进行的,这种选择向来被视为高尚而受推崇。
应当说,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更是不错,更是谁也否认不了,并且事实上都在坚守着的。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君王还是“草民”,在爱己、爱家、爱国这三者的关系上,实际爱己是第一位的,爱家是第二位的,爱国是第三位的。一个人最爱的还是自己,这不单是人,所有生物都是如此。君王其实更爱自己,否则也不会要千万人“誓死”保卫他了,甚至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不惜将千万人投入苦海、血海。
一个人之所以爱家、爱自己的亲人,乃是因为这个家和亲人首先爱他,或者毋宁说是这个家和亲人必须爱他,他才爱这个家和亲人;而所以爱国,也乃是因为这个国首先爱他的家和亲人,爱他这个人,或者毋宁说这个国必须爱他的家和亲人,爱他这个人,他才会爱这个国。当此三者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时候,它们才能互爱,作为个人也才会爱他的家和亲人,爱他的国。一个不被他的家和亲人爱的人,一个不被他的国爱的人,而他竟爱他的家,爱他的亲人,爱他的国家,不能说一个没有,但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为大真理。
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文章说,2003年的时候,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曾在全俄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让被调查者对俄罗斯的五个时代——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进行评价。调查结果是叶利钦时代评价最低,1917年以前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平分秋色。斯大林时代有四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国家有纪律和秩序、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上威望高、人民热爱祖国。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有四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教育有成就、有社会保障、科学与技术有成就、工业强大。普京时代,有三项与个人有关的正面评价得分最高:个人致富可能、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有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耐人寻味的是,在回答“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时,选择叶利钦时代的只有1%,选择斯大林时代的只有3.6%,选择普京时代的最多,为44.8%,选择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也有35.8%。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多数人选择愿意生活的时代,不是国家迅速发展强大而个人发展空间受限制的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国家各项成就斐然而个人发展空间平平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乃是尽管国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消极现象,但个人发展空间得到认可的普京时代。这又道出了这样的信息:对一个时代的国家爱不爱,爱多少,不完全在于这个时代的国家发展快不快,不完全在于这个时代的国家强大不强大,而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时代是否能给个人发展的空间,是否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是否有政治自由。这种“个人”性质的元素,实际正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爱不爱、爱多少。俄罗斯人的选择,正是从这种“个人”元素出发选择的。这也正是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时代的缘故。当初苏联解体的时候,苏联人并不珍惜那个强大的苏联,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读。
清朝的康、乾时代很被一些人称为“盛世”,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事实也是,康、乾时代的中国在东亚最为强大,用纪晓岚祝贺乾隆皇帝五十大寿的话说是,“两万里河山自古以来未闻一朝一统两万里”,真所谓扬威海外,四夷来朝。但也正是这康、乾时代,推行严酷的“文字狱”,其中乾隆时代达到高潮。数以万计的人因一言不慎、一字不慎、一句不慎而被关被杀被流放。对于这样的“盛世”,那些称颂者愿不愿意生活在其中,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我们自己绝对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盛世”里,而且惧怕这样的“盛世”。
国家是什么?本质上说,原生态上说,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而且大都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山河,是养育我们完成自己生命过程的家园。我们因此也自然地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一个人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国家,有没有爱国的情结和激情,主要不在这里,也不在告诫他们、教育他们,甚至强制他们要爱国。因为这只能起次要作用,起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是这国家首先要爱他们,而且必须爱他们。这种爱不但使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安居乐业,还应当使他们在精神生活上安居乐业;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像一个人,也要在精神生活上有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这样爱着它的民众的国家才会得到民众的热爱,愿意为其赴汤蹈火。把自己的民众当工具、当奴才,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和自由,即使这国家如康、乾时代一般强盛,如斯大林时代一般声望显赫,民众也不会从骨子里爱这个国家,也不会珍惜这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人人必须爱国的大道理管着爱家、爱己的小道理,恰恰相反,是国家必须首先爱它的民众的道理管着民众爱国的大道理。
最后的结论是:一个社会、一个政权,首先大力提倡的、发扬的、实践的、落实的应当是“爱民主义”。“爱民主义”实践了、落实了,爱国主义也就自然发扬、高涨了。唯有“爱民主义”才能结出爱国主义的丰硕果实。
应当说,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更是不错,更是谁也否认不了,并且事实上都在坚守着的。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君王还是“草民”,在爱己、爱家、爱国这三者的关系上,实际爱己是第一位的,爱家是第二位的,爱国是第三位的。一个人最爱的还是自己,这不单是人,所有生物都是如此。君王其实更爱自己,否则也不会要千万人“誓死”保卫他了,甚至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不惜将千万人投入苦海、血海。
一个人之所以爱家、爱自己的亲人,乃是因为这个家和亲人首先爱他,或者毋宁说是这个家和亲人必须爱他,他才爱这个家和亲人;而所以爱国,也乃是因为这个国首先爱他的家和亲人,爱他这个人,或者毋宁说这个国必须爱他的家和亲人,爱他这个人,他才会爱这个国。当此三者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时候,它们才能互爱,作为个人也才会爱他的家和亲人,爱他的国。一个不被他的家和亲人爱的人,一个不被他的国爱的人,而他竟爱他的家,爱他的亲人,爱他的国家,不能说一个没有,但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为大真理。
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文章说,2003年的时候,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曾在全俄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让被调查者对俄罗斯的五个时代——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进行评价。调查结果是叶利钦时代评价最低,1917年以前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平分秋色。斯大林时代有四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国家有纪律和秩序、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上威望高、人民热爱祖国。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有四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教育有成就、有社会保障、科学与技术有成就、工业强大。普京时代,有三项与个人有关的正面评价得分最高:个人致富可能、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有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耐人寻味的是,在回答“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时,选择叶利钦时代的只有1%,选择斯大林时代的只有3.6%,选择普京时代的最多,为44.8%,选择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也有35.8%。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多数人选择愿意生活的时代,不是国家迅速发展强大而个人发展空间受限制的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国家各项成就斐然而个人发展空间平平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乃是尽管国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消极现象,但个人发展空间得到认可的普京时代。这又道出了这样的信息:对一个时代的国家爱不爱,爱多少,不完全在于这个时代的国家发展快不快,不完全在于这个时代的国家强大不强大,而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时代是否能给个人发展的空间,是否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是否有政治自由。这种“个人”性质的元素,实际正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爱不爱、爱多少。俄罗斯人的选择,正是从这种“个人”元素出发选择的。这也正是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时代的缘故。当初苏联解体的时候,苏联人并不珍惜那个强大的苏联,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读。
清朝的康、乾时代很被一些人称为“盛世”,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事实也是,康、乾时代的中国在东亚最为强大,用纪晓岚祝贺乾隆皇帝五十大寿的话说是,“两万里河山自古以来未闻一朝一统两万里”,真所谓扬威海外,四夷来朝。但也正是这康、乾时代,推行严酷的“文字狱”,其中乾隆时代达到高潮。数以万计的人因一言不慎、一字不慎、一句不慎而被关被杀被流放。对于这样的“盛世”,那些称颂者愿不愿意生活在其中,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我们自己绝对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盛世”里,而且惧怕这样的“盛世”。
国家是什么?本质上说,原生态上说,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而且大都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山河,是养育我们完成自己生命过程的家园。我们因此也自然地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一个人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国家,有没有爱国的情结和激情,主要不在这里,也不在告诫他们、教育他们,甚至强制他们要爱国。因为这只能起次要作用,起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是这国家首先要爱他们,而且必须爱他们。这种爱不但使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安居乐业,还应当使他们在精神生活上安居乐业;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像一个人,也要在精神生活上有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这样爱着它的民众的国家才会得到民众的热爱,愿意为其赴汤蹈火。把自己的民众当工具、当奴才,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和自由,即使这国家如康、乾时代一般强盛,如斯大林时代一般声望显赫,民众也不会从骨子里爱这个国家,也不会珍惜这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人人必须爱国的大道理管着爱家、爱己的小道理,恰恰相反,是国家必须首先爱它的民众的道理管着民众爱国的大道理。
最后的结论是:一个社会、一个政权,首先大力提倡的、发扬的、实践的、落实的应当是“爱民主义”。“爱民主义”实践了、落实了,爱国主义也就自然发扬、高涨了。唯有“爱民主义”才能结出爱国主义的丰硕果实。